19世纪80年代，尼采已经意识到“我们处在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这种观点被其后继者沿袭、发扬。从莫斯的“身体技术”到福柯的身体观，诸多理论开创性地将身体研究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赋予本身作为社会建构、文化象征的身体以政治属性，为身体政治学的发源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身体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福柯的理论使身体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打破了西方“身心二元论”传统下将身体视作灵魂附属的观念，长久以灵魂的牢笼形象出现的身体、长期被当作意识的物质基础的身体，开始夺回它的主体性。随着“想象性”的身体退场，“具象化”的身体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新的中心。所谓“身体政治学”，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 [ 3 ] 。身体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身体生成及其日常实践放在权力架构中加以考虑，探讨政治权力机制如何通过各种制度、规范实施对身体、从而对人的规训、控制 [ 4 ] 。

正如福柯所说，“身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权力……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 [ 5 ] 。”身体政治学向传统政治学知识结构中注入了一种崭新的身体逻辑，为社会历史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语言。回溯整个清代历史，国家权力通过技术手段对身体进行的规训和控制集中体现在“发辫问题”上。虽然清政府推行的公共卫生改造、服饰变革及妇女解放等政策 [ 6 ] 也能够体现国家权力对身体的管理，但没有一项政策同“发辫问题”一样影响深远。关于发辫的论争贯穿清代始末，发辫在政策更迭中见证清王朝的兴衰。明末清初，满洲薙发征服，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 7 ] ”；清朝中期，弘历治下“割辫案”引起妖术恐慌，直接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清洗运动；清朝末期，剪去发辫成为反清革命的标志，口号是“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 [ 8 ] ”“发辫问题”贯穿整个清朝的历史。

“发辫问题”浓缩体现了清政府对臣民的身体控制。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将守将李永芳协同明军近万人收降并剃发起，满人对汉人发式的控制就开始了 [ 9 ] 。身体规训的普遍运用使得满清政府的政治权力弥散式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逐渐建立起微观权力网络有效运转的“规训社会”，使权力运作更加灵活自如、对国家的控制更加微妙高效。明末清初，发辫的有无成为汉人是否归顺满清的标志，强制薙发这一政治暴力行径是满清征服者统治权力的彰显。而清末民初，剪去发辫又被视作反清排满的革命标志，是摆脱落后、强种兴邦的进步行为。无论薙发或剪辫，百姓从未具有过对自己发式的决定权。从开国到灭国的暴力革命中，清王朝的权力机构一直在采取强制策略控制民众身体。发式作为一种权力展示的工具，是塑造全新的强权政治体系的重要手段，政治权力的具身化体现，当权者周而复始地通过管制民众身体来确认其归属，树立统治权威。

经过满清治下的多次政治运动，发辫与政治的关联被缔造、被加固，身体与权力藕断丝连，社会阶层、种族也都牵扯其间。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清中期关于剪辫的妖术传言会引起乾隆帝的高度恐慌，并展开规模巨大的社会清洗，它关乎满清这一外来民族岌岌可危的统治合法性。身体政治学视角下，发辫成为了权力作用的现实场域，满人的控制与汉人的抗争互相呼应，共同构成了这一以发式变化为表、权力斗争为里的政治剧目。

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 [ 10 ] ”，原本作为身体自然的头发，在人类眼中被赋予了各种丰富的符号意义。以发辫为代表的真实身体在高度工具化下逐渐失去了现实性，肉身已经消失，转而以纯粹符号形式呈现。具象身体的消失和符号身体的出现是此消彼长的两极。发辫在规训和控制中被赋予大量的政治属性，使其虚化成超现实的拟象，成为政治认同的象征。实在的、物质的发辫逐渐演化为一种抽象性的普遍存在。

在清朝“发辫”成为政治符号之前，“头发”就一直被不断赋予各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从精神分析视角看，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主张头发作为性符号的意义，他认为头颅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头发象征精液，顺理成章地，剪发就象征阉割，短发象征受压抑的性，长发象征不受制约的性，光头则象征禁欲 [ 11 ] 。从生态主义视角看，不断生长的头发象征了生命力，甚至被某些族群视为灵魂的栖息之所。在东方，头发是忠孝节义的象征，新婚夫妻有合鬓仪式，夫妻并坐，取两人各一缕头发束在一起，即成“结发夫妻”；《三国演义》“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一回，周鲂断发立誓，以表“忠心待公”；《孝经》中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毋敢毁伤”，如此种种都体现着头发与个人品格的紧密关联。因为发式容易变更和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将头发视作区分族群和社会身份的外观象征。《论语》中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相比越人“断发文身”、少数族群盛行髡头，古代中原人的发式衣着将他们与少数民族显著地区隔开来，成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志。

华夏千年历史中，“头发”充当着多义的文化符号，然而其象征意义一向仅限于社会文化领域，而缺少政治性。直到满人入关，“发辫”才在满人对明朝的征伐中逐渐被赋予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被带入政治领域 [ 12 ] 。明朝时汉人男子的标准穿着是宽幅大袖、发式为方巾束发，而满人的发式则是“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 [ 13 ] ”。满人剃掉大部分头发，只留脑后一绺并编成发辫；口髭修剪均匀整齐。起初，满汉发式的区别只源于社会习俗的不同与文化差异，满人的发辫为便于山林中骑射而修剪，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味。而自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入主中原始，薙发成为了汉人对满清俯首称臣的标志，自此以后，满人的发辫才被被赋予政治符号的意义，成为政治认同的象征。同样，晚清革命也围绕发辫展开了重要的政治讨论，康有为、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将发辫被视作满清的政治象征。一方面，发辫是满人对汉人的种族压迫的符号象征；另一方面，也是清政府专制政治制度的符号象征 [ 12 ] 。发辫被赋予了新的政治象征意义，剪去发辫代表了汉人对满清统治的反抗，同时也是革命分子推翻君主专制、拥护民主共和的政治态度的外显。

作为政治符号，发辫的内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持续变化着。明末清初，薙发蓄辫是汉人归顺的象征，而随着满清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危机加剧，清末民初的动乱年代，剪辫成为了革命的象征。纵观整个清朝历史，发辫作为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从未消失，它承载了太多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顺治元年(1644年)春，多尔衮领兵入关，沿途迫令汉人百姓“各还乡里，薙发迎降 [ 14 ] ”。强制薙发被多尔衮用作确定满洲统治权威的手段，进京途中，他宣告“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 [ 15 ] ”；进京后，兵部首次颁布正式“薙发令”，称“凡伪官(指李自成官)愿剃头者，视事如故 [ 16 ] ”、“薙发归顺者，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抗而不遵者……杀无赦 [ 14 ] ”。最初，“薙发令”由兵部而非礼部颁布，说明此时的命令只是紧急状态下短期、局部的军事命令 [ 12 ] ，而非固定的国家政策。由此看出，薙发起初只是招安的手段，多尔衮企图用命令汉人“剃发蓄辫”，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故明官民归顺满清。此令一出，遭到了汉人的强烈反抗，鉴于满清政权尚不牢固，出于安抚民心、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薙发令”最终延缓执行，多尔衮改谕“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 [ 14 ] ”。实际上，这套说辞只是平息民怨的临时举措，清廷将只是缩减了“薙发令”的实施范围，“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自始至终，满清统治者度并没有真正听从汉人的意愿，薙发与否，不能由百姓自主定夺，而完全取决于权力中心的态度。

转年(1645年)六月，清军攻占南京，政权基本稳定，清廷随即第二次发布“薙发令”，此次命令由礼部发出，作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来执行，强令汉人在上谕下达十日内剃发蓄辫，凡不从者“杀毋赦” [ 17 ] 。“薙发令”执行手段暴力、强硬，以至民间流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 7 ] ”、“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发全村斩 [ 18 ] ”的说法。权力的强制施加必然引起权力作用方的抗争，江南地区尤甚，不愿归顺的汉人集聚起来，江南民众以“头可断，发不可剃”为口号，组织开展反抗运动。暴力血腥的高压政策下，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在与清廷的抗争中惨遭屠戮，全国各地上演了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的政治惨剧。汉人因发辫而罹患灾厄，血流成河，“实不能不算为世界稀观之怪现象 [ 19 ] ”，这些事件深深地烙刻进民族记忆。

“薙发令”之所以引起了汉人如此广泛的反对情绪，甚至引发多起大规模的抗争事件，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方面，历史传统中，剃发被视作一种对有罪之人的羞辱和惩罚。如秦代刑典中，剃发、纹面、残肢三刑并列。在汉人看来，强制剃发代表着满清统治者对他们的蔑视态度，将所有汉人视作可以随意驱使的奴役、随意残害的俘虏来对待，强烈地伤害了汉人的尊严。另一方面，考虑头发的性化内涵，“剪辫”代表了一种阉割，既是破坏身体完整性的行为，又是对“男子气概”的折辱。旧明男子所蓄长发与其社会地位和人格品质相关联的，满人一刀剃去的不仅是精心蓄留的头发，更是明朝汉人的风骨气节，这是仁人志士所不能忍受的。“薙发令”对汉人带来了情感和身体上的双重损害，既严重折辱了其民族尊严和个人自尊，又使抗争者付出了肉体的、乃至生命的代价。

经此一劫，“发辫”在有清一代彻底成为泛政治化的存在 [ 20 ] ，“发辫问题”给当时的社会植入了一种新的思考范式，这种思维框架在后来清末民初的革命中也有所体现，康有为与孙中山的革命观点都围绕“发辫问题”展开论述。“发辫”几乎成为满清的代名词，提到“发辫”就逃不开从政治角度考察它，对其政治意义作出解读。它既是因循守旧的迂腐标志，又是封建统治者专制压迫统治的深刻记号，它是满清帝王专制权力作用的直接对象，对发辫的规范与控制就是掌权者施加其权力过程的具象化体现。回到福柯，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规训理论中提到的四种规训类型，即“统治的时代、惩罚的时代、规限的时代和控制的时代 [ 21 ] ”竟在明末清初的政权更迭中一并体现。一方面，统治者运用其强制性权力对反抗者施以具象的暴力(如上谕中“杀毋赦”的字眼和对抗争运动的暴力镇压)来达到统治与惩罚的目的。另一方面，温和且持续的监控和引导一直在暗中进行，权力中心以利益和奖励诱使人们规训自身，并互相规训 [ 4 ] 。发辫中体现的权力作用机制并非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而真正达成了福柯所说的一种“高度分化的、流动的、多元的、独立的渗透性力量 [ 21 ] ”。借由对身体的控制，弥散的权力构建起一套有效运转的社会规范体系，严格限制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举止、甚至观念思想，甚至使社会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审查。满清权力的弥散性特征在清中期由“剪辫危机”引起的妖术恐慌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乾隆帝即位时，经其父辈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积累，大清帝国处于政治经济、权力威望的顶峰，可谓空前绝后的盛世。然而1768年由春到秋的几月间，盛世被一场以“剪人发辫”为主要形式的妖术动乱搅扰得不得安宁。妖风起于江南，后期发展到遍布十二大省，席卷半个中国，“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 [ 22 ] ”，甚至令满清的统治权威感到威胁。各方势力暗流激荡，从小民到地方官员再到皇帝，无不为之人心惶惶。从江南蔓延的“叫魂”妖术引发了乾隆皇帝的对所谓“妖党”的大规模清剿，这场闹剧最终以处决几个替罪羊而草草收场。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解读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弘历对地方官员的大肆施压、刻薄训斥清楚体现出他的意图——企图借机制造一场政治罪指控，来维护自身的专制权力，同时整顿官场中的腐败习气，打破隐形势力的暗中威胁 [ 22 ] 。“叫魂案”为弘历加强对官僚的控制提供了机会，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字狱对文人骚客的恐吓作用一般，政治罪便于他对官僚体制实施管理和动员 [ 22 ] 。

对“叫魂案”的解读可以涉及清王朝专政制度下的官僚科层、社会政治中集体行动和政治心理分析，“妖术恐慌”体现着专制帝王与官僚集团间的博弈，也暴露了满清皇帝对汉化与谋反的深层忧虑，触及威胁满清合法统治权威的核心问题。若叫魂妖术不以剪人发辫的形式实施，恐怕也不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一方面，发辫背后蕴含深刻的种族记忆。在多尔衮征服南方的过程中，“发辫问题”成为汉人在对满人的抵抗中得以团结的一个焦点，抵制剃发是汉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重要集体行动，发辫与种族尊严密切相关 [ 22 ] ，随意改变发式是汉人对满人统治地位的象征性反抗，妖术中“剪辫”这一行为包含着谋逆的征兆。另一方面，发辫寄托着满人岌岌可危的权威。满族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悬在清朝帝王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发辫是汉人对满清政权俯首称臣的标志，妖术恐慌中断掉的发辫暗喻着乾隆皇帝失去的权威，他恐惧“剪辫案”是一场来自民间的、以妖术为借口对满清权威的公然挑衅。

“妖术恐慌”是弘历为巩固统治而一手缔造的政治剧目，但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情绪也必定以普通民众间某种普遍存在的政治心理为根基。“叫魂大恐慌”的前奏是晚清社会上到处表现出的冤冤相报的敌意 [ 22 ] 。明末清初的“薙发令”让人们看到权力“直接作用”的途径，即通过直接控制民众身体/发辫来建立社会规范，而清中期的“妖术恐慌”则让人们了解弥散性的权力如何“间接作用”。妖术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大规模的清剿给普通人借正义之名中伤他人提供了可能。孔飞力教授以一段精彩的排比描述了这样一种权力假象的魔力：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 22 ] 。清中期所谓乾隆盛世下遮掩的，其实是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司法制度腐败的真实社会情况。人们不再相信通过正规渠道，如努力工作考学，能够改善自身的境遇，甚至开始怀疑社会的公平正义 [ 22 ]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自上而下的大清洗面前，人们出奇一致地感到自己获得了权力，只要与官方站在一条战线上，就会得到官方赋予的权力补偿，就可以运用这种合法的权力制裁宿敌。任何人，无论贵贱，都能够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向官方索要这一权力，来攻击、迫害任意他们想要攻击的人。这无疑是无权势者的反扑。在一个拥挤、贫穷的集权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加入到利益集团的竞争博弈中去谋取自己的权益。这种“政治性压抑”有两个出口，他们要么到旧帝国制度之外寻求权力——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要么抓住国家清剿异己时偶尔出现的权力幻觉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 22 ] 。这种论断既可以解释这场荒谬的叫魂危机，也可以解释清末革命的发生。

叫魂危机中民众的群体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指控、逮捕所谓“妖人”并对其动用私刑。《叫魂》一书所列诸多案例中，村民们对“妖人”采用监禁、禁食等暴力行为。基于政治心理学视角解释清中期的群体性狂热，弘历治下的专制帝国，普通百姓的疲于生存而无法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性身份被完全剥除。然而在政治清洗的体系框架中，所有暴力和复仇都可以免罪。民众玄想出自己被赋予了权力，并欣然投身一种极端的狂热。重看这段历史，我们仍怔怔于它勾出仇恨的奇妙功力，群体性狂热抑制了理性和伦理，转而替之以欺骗、野蛮、敌对、仇隙。权力作为被压抑物，在狂热浪潮中实现了它强暴的反扑。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案例中许多村民都不是叫魂事件的亲历者，而多是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些有关被割去发辫的受害者的传闻，就激愤地参与行动。

对清中期的“发辫”问题的分析，主要侧重其中体现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互动、博弈。博弈的对象是权力，无论真实或虚幻，很多时候，这种弥散性的权力所带来的并非任何物质利益，它只是能抚平满清君主或民众心中的焦虑与恐慌，如此便足矣。旧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度中，皇帝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被官僚体制架空的焦虑与恐惧中，因此他时不时地“制造事件”来对下属施以惩罚，巩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同一时刻，百姓苦于通货膨胀、流民袭扰，其愤怒通过打砸抢烧或身体伤害等群体性暴力行为宣泄。在“叫魂危机”中我们看到，对身体的控制与管理不只表现在权力中心对个体身体的控制，还表现在对个体与个体间关系的控制。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就算是再强大集中的权力中心，对个体身体的控制也是有限的，然而若能够有效操纵民众的心理，在个体之间建立相互监管、相互控制的关系网络，就使得更精细、更严密的控制和管理得以施行。

清末掀起了一股“蓄发剪辫”热潮。一方面，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都认为发辫是落后腐朽的社会风俗，将剪辫视作政治革新的必然条件。维新派认为发辫代表着“落后”、“积弱”，急需改良。康有为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写，“断发易服改元，以与国民更始”，以“振国民之精神”。发辫“不利邦交、不利生产、不利练兵、不利卫生、有损尊严” [ 23 ] ，需要以剪辫救亡图存、强国强种，祛除落后习俗，以达国民启蒙。革命派则从民族象征的角度提出更加激进的看法，不同的发式象征着满汉有别，强制汉人剃发是清廷实施民族压迫的手段，革命派如此解读“薙发令”，以期国民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民族主义内涵，唤起汉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来激发反满情绪。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统治被彻底架空，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就颁布了“禁止蓄辫文” [ 24 ] 。革命中，“发辫”被视为衰败满清的代名词，革掉发辫就是革掉清朝帝王。发辫成为个人政治立场的外在体现，有无发辫代表了是否支持革命，符号化的“发辫”再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起初“剪辫令”执行较为宽松，从次年一月开始愈加严厉。执行范围上，不再只对“军、警、政三界人士”有硬性要求，而是“劝令商民一律剪发”；执行手段上，虽也使用强制手段，但不像“薙发令”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 7 ] ”，而只是“士兵携带剪刀，阻拦行人，强行剪发，所剪下之发仍交还本人 [ 25 ] ”，没有对百姓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与明末清初的“薙发令”相比，清末明初的“剪辫令”更为温和，用更少的流血牺牲换得了更显著的实施效果，响应者却较前两次更多 [ 25 ] ，受到更多国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现代性政治的巨大进步。从剃发到剪辫，清初清末的发式差异背后是复杂的历史演变，发辫本身无辜，它只是被权力当作寄生于其上的道具，被权力操纵，来展现权力的意志。

另一方面，发辫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阻碍。列强枪炮中，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发辫成为清人被西方嘲讽、轻视的主要原因。留长辫的留学生及务工人员被西方人贬作“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 [ 26 ] ，戴帽子遮盖发辫的日本留学生被戏称“富士山”，叛逆减掉发辫的学生又被称作“无辫仔” [ 27 ] 。携发辫而来的国人在西方国家被视作异类，无论作何举动都会被耻笑，人格与尊严受到侮辱。

晚清社会政治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国家内部的民族、政治矛盾，而是国内外的文化冲突。发辫被更少地赋予民族冲突、政治斗争的象征意义，而更多地被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尊严角度考虑。晚清，发辫仍然是显见的政治符号，只不过不再象征清王朝的强大权力和稳固统治，而与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问题有关。“剪辫易服”背后是晚清国人的身体如何现代化、世界化的问题 [ 25 ] 。国人远赴海外，迈入西方世界，却因文化礼俗甚至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对他们来说，剪去发辫是渴望获得洋人认可、融入西方世界心理的外在表征，是从身体外观上亲近西方的表现。清末中西方的差异是巨大的，中国若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世界接轨，改变和进步便势在必行。剪去发辫这一身体改变，是世界一体化浪潮冲击下，旧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