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由从业者、企业和第三方平台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其中，作为连接媒介的第三方平台的产生主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说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成熟催生了零工经济。大数据时代，海量资源被集合成库，根据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要求，提供较为精准的供需匹配，这一快速获取劳动力的方式使得零工经济得以飞速发展。

零工经济下的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领域广，毫不夸张地说，零工经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衣食住用行的各个方面。零工经济下的服务形式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无第三方平台的介入，例如送药、送票等跑腿服务；视频制作、家庭保姆、家庭教师等技能性服务，这一类零工通常是由雇主和被雇者直接进行交流。第二类是有第三方平台的介入，例如饿了么、美团、百度外卖等外卖配送平台；高德打车、滴滴出行等打车平台。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零工服务越来越倾向于个性化与定制化，比如鲜花配送到家服务、外卖准时宝保障等。零工经济带来的个性化服务不仅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也促进了互联网、新媒体、教培等多个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传统就业模式下，人们多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应聘方式竞争上岗，并与工作单位签订合同形成规范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这往往具有单一、单调的特点。“而在‘互联网+零工经济’就业模式中，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平台发布需求和寻找工作机会，这种工作模式可能是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且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由个人把握 [ 2 ] 。”例如：一个零工经济从业者可以上午送外卖，下午兼职家教，工作地点和时间都可以与雇佣者或者平台进行沟通和协商。如此一来，既实现了从业者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灵活”激发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在稳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全社会人才的流动，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率。

1) 国内政策实践试点

虽然零工经济正朝着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出现了许多挑战和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时，代表们也关注到了零工经济的发展问题。“从近两年的两会提案中发现：‘零工经济’从业人员保障的复杂性，主要集中在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用工、社保等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社会保险灵活性不足、费类过高导致的劳动者和企业负担重等矛盾也亟待解决 [ 6 ] 。”

据资料显示，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以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国务院曾在2019 年的发文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促进灵活用工的政策研究，做好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的基础保障工作，深度挖掘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护的法律研究。这一系列法规的颁布从政府层面为其研究铺垫了基础，更为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

① 明确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类别划分标准。

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推动新业态从业⼈员(前文已经提到新经济业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零工经济，同下)参加社会保险”的尝试中提出了试行办法：根据用工特点的不同，建立标准，划分不同的类别以达到因人而异的效果。将新经济形态从业人员分为新经济全日制员工和新经济形态下非全日制用工。

② 完善零工经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沈阳市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指出：作为新业态就业的重要端口之一，企业需要等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自觉规范企业行为，建立健全关于零工经济的相关机制。鼓励这类企业在合同签订、工资、福利、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方面，通过专家咨询和民主协商等方式与员工达成合意，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双赢，打开零工经济从业的新局面。这启示我们要保持包容审慎的态度，坚持分类施策，最大程度上地为劳动者争取政策优惠和权益保护。

③ 建立健全灵活完善的劳动保障体系。

劳动保障体系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永恒话题。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研究也离不开社会保险服务平台。我们对其分类、研究、探讨，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将这一部分人员纳入社保体系中。依托全国统一平台，为其提供网上参保的服务，拓展相关业务，减少办理时的诸多条件限制。

④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浙江省人社厅在加强新业态就业的社会氛围建设时提出：要加大对零工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劳动法律法规宣传与培训。一方面：借助新兴媒介、网络宣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各种途径，丰富从业者的法制知识；另一方面，企业规范用工、依法用工的意识得到了提高。进一步完善了合作资源共享制度，形成企业和个人双赢的局面。宣传时需要将典型的新经济业态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宣传，强化正面影响、进行正面激励，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尊重新经济形态、鼓励发展新经济的良好氛围。

2) 国外政策倡导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颁布的“零工法案”来看，零工经济从业人员被归类为职工，并且可以与全日制职工获得同等的待遇。2021年，欧盟议会为保障自由职业者的权益起草了新的法规，争取工时、赔偿等最低保障。

综上可知，国内外关于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性研究有相似之处，也各有特色。其相同之处是都从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劳动者安全感，在与全职员工享受同等待遇方面做出极大的尝试，顺应时代潮流。不同之处在于：国内外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障容纳度不同、具体细节项目也有差别。在我国，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要从国家大背景着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必须在政策方面予以最大的支持，各部门通力配合，将政策落地，才能切实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

政府应尽快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基于现有的《劳动合同法》的盲区之处，尽快查缺补漏，完善立法，就零工劳动者及与其相关的劳动关系进行明确的关系界定，将针对零工劳动群体的保障条例作为新的补充条款纳入现有法律体系中，使零工劳动者的权益能从法律层面上得到权益保障 [ 6 ] 。”这一方面，前文提到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已经做出了初步尝试，相信在不断地试行和推广中，我们能看到零工经济相关问题的划分在法律中得以明确体现。

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专门审查委员会制度。通过调查国家工人和工作的相关信息，并与专家进行访谈，探讨当下的法律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加强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调研访谈，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更好地为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的工资工时、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提供帮助。审查委员会走在“审查、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试行、推广”这一环节的第一步，其作用至关重要。做好这一步才能让法律对于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更加有针对性。

我国还可以学习国外关于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保障的相关法律制定政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实行的法规中明确规定将零工归类为职工；《加州零工经济法》在确定员工类别以及权益保护、最低薪酬保障等方面有极大的示范意义。我国要加快对零工经济立法的研究，在现行指导意⻅中不断发现新问题，从而为零工经济立法的早日实现奠定基础。

从经济角度思考，目前移动支付普及，人们出门很少携带现金，因此网约车的支付方式大多采取线上收取费用的方式。然而线上收费的方式存在滞后性，可能导致一些乘客在乘车后逃单。加之平台对于逃单行为的处罚仅仅是无法再使用该平台叫车而已，处罚力度不够使部分网约车司机的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同时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平台应该加大对逃单乘客的处罚力度，同时应该由平台暂时垫付逃单乘客车费，保障网约车司机合法权益。

从人身安全角度思考，网约车行业进入门槛低，从业人员良莠不齐。近年来网约车司机对乘进行殴打、辱骂、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平台需加大管理力度，对司机行为进行监督，记录好行车全过程，必要时采取应急措施，如在发生险情后自动联系附近警察局等功能应该予以优化。对于网约车司机这一职业，不能因为其是自由职业者就放任不管，也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筛选和培训。

从信息安全角度思考，平台的司机和用户都应该实名制，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及时锁定目标用户。然而如何保护这些信息、如何让用户和司机的个人隐私信息不被不法分子盗用也是网约车平台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外卖需平台、外卖员、商家都获得收益。在这层层分配下，出现了外卖价格虚高，顾客让渡价值低的情况。而平台往往会以保障自身权益为主，侵占骑手和商家权益。面对这一问题应该由政府出面，制定明确标准让三方利益划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合理分配后调整外卖价格。

从人身安全角度看，骑手大多采用电瓶车这一交通工具进行配送，平台对骑手的配送时间要求严格，加之任何交通工具都有一定安全隐患，出现了骑手为准时送餐而不遵守交通规则、引发交通事故等行为。平台应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制定配送时长。

从信息安全角度看，与网约车平台类似，外卖行业也涉及用户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平台应当设立安全的信息库或使用虚拟信息以防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暴露。

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得用人单位依据法律法规为他们缴纳的社会保险的权利。以滴滴司机为例，平台都有实施司机的相关保障计划，但均不是全覆盖，即人员非全覆盖、保障方面非全覆盖。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分析：沟通能了解到员工的基本情况，为家境贫困或有特殊需求的员工提供食宿帮助，即满足他们的生理需要；为其缴纳社保能满足员工的安全需要；予以关怀并及时解答员工的疑难问题能满足员工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提供提升技术与能力的平台能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需要。故平台实施EAP员工帮助计划加强了企业、平台与员工的沟通，一方面能降低管理人员的负担，减少错误决策；另一方面能提高签约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度，优化员工的工作情绪。

平台内部可利用SCL-90 (Symptom Checklist 90)症状自评量表专业焦虑与抑郁测试等心理健康测试，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保障员工心情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服务顾客，达到服务和利益双收获。

社会组织是公共关系的主体，好的组织能使公共关系更加和谐。目前，我国还没有社会组织或机构是专门来保护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的，零工经济从业者作为弱势群体，缺少一个来表达他们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设立工会是国外企业常用的方法，而我国还没有零工从业者的工会组织。在这一点上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建立属于他们的专属工会组织不仅能帮助和指导零工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协调劳动关系、减少纠纷，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工会也能组织开展技术革新或协作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可以提高零工劳动者的职业素养，促进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有效开发人力资源。

数字经济时代的零工经济模式在落实到具体操作环节时，也需要完善大量的配套服务，如前文提到的薪酬问题。这时平台之间不应该只是“共享员工”，更应该互相协作。目前市面上的云账户就有许多值得各个平台学习借鉴的地方，在这个为零工经济打造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它可以帮助零工从业者解决多数难题，如用智能算法进行报税和收入结算、在线辅导签约、身份核验。用工平台可以与发改委、公安局、人社局等合作，共享数据与信息，导入有涉案或失信情形的重要数据，以及社保信息，帮助企业和零工劳动者在签订协议前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