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权力化的启蒙，即启蒙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启蒙，它伴随着人类为了克服对自然的恐惧，进而实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的目的，即社会权力从一开始就是激发启蒙的关键力量，而在启蒙与社会权力的博弈中，启蒙成为社会统治权力的权威工具，最终被吞噬。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化的启蒙实质上就是逻辑实证主义主导下的启蒙；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打造了一个只见事实不见人的物的世界。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启蒙的工具理性成为压迫、剥削、残害人民的道具，它利用计算、数学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事实，人丧失了确定自我的主体性，成为毫无内容的没有意义的抽象数字。通过实证主义科学手段来实现的启蒙，具有内在的缺陷，导致启蒙成为新的神话，因此对实证主义的反思批判成为《启蒙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辩证法》开篇指明，启蒙的根本价值指向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 [ 2 ] 在这里，启蒙具有两层积极的含义；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能够摆脱对自然的恐惧，成为独立的自我，即人类与自然应该是一种和谐平等友好的关系；第二，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人能够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祛除神话，用理性代替非理性的幻想。但是，如果启蒙仅仅指向积极的意义，“启蒙的辩证法”也就无从谈起。文章的理论核心在于探讨被以抽象数字等无意义的符号为工具的实证科学中介的启蒙理性，为什么会导致被完全启蒙的世界却陷入因胜利而招致的泥潭之中。显而易见，这里的启蒙理性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在这里，所谓“辩证法”，是指一切事物的规定性都要被看作是肯定的否定，一切事物自身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最终会给自己带来毁灭的自我否定的因素。启蒙的辩证法，也就是指启蒙从诞生之初就包含着会为自己招致灭亡的因素。为何人们孜孜以求的启蒙最终竟然招致了灾难？启蒙中那个让启蒙走向毁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解答启蒙的这个关键问题，正是《启蒙辩证法》的初衷。

《启蒙辩证法》反实证主义的第一个推进是从解析培根对启蒙的定义开始的。培根对启蒙的理解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含义，从反面看是对自然进行“祛魅”，剔除关于自然的迷信认识，祛除自然的魔力，消灭泛灵论；从正面看就是用知识领会自然的真实状态。“知识就是力量”，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这是一句极其狂妄的宣言口号。因为它暴露了启蒙一开始的所有野心和真实本质：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二者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知识就是权力。为自然祛魅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自然，控制自然，统治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这就是知识的唯一目的。启蒙的本质就是作为社会统治权力的“主人精神”，启蒙最初的目的乃是破除神话，而这种唯一可战胜神话的思想最终却成为了新的神话，启蒙堕落为神话，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1) 启蒙理性沦为权力的统治工具

理性臣服于权力，意味着原来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改变。权力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支配力量和控制能力，它仍是存在于主体与客体关系之中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中，它相应地存在于人和人的关系之中。那么所谓权力关系的转变，其实也就关乎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原本的关系是如何被打破的，其次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启蒙影响下又是如何被重新建构的。

旧关系被瓦解的过程。旧关系的联结在启蒙社会之前，在神话和宗教仍然作为社会主要价值来源和人们情感纽带的时代。此时人们的思想虽然服从于信仰，但是这也恰恰是其具有确定性的、多元的价值观念来源。然而启蒙的第一要务就是“祛魅”，反对神话是它的根本特征之一。曾经人对神话的崇拜是因为人对自然的无知，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自然能够作为可认知的、可测量的、可表达的、可利用的对象化存在出现，于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被驱赶走了，旧有的信仰被贬低为了非理性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首先丧失了他们的基础，然后也随之成为了被理性所排挤的对象。

在新关系的建构中情况则更为复杂。自然虽然成为了可利用的对象，但是用于操控自然的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是新的权力主体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恰恰是技术背后的拥有者成为新关系中的统治者。主体对自身的确认不仅仅是在对客体的控制上，也在于对物质存在的肯定。换言之，在自我保存的理性代替神话的时代，对于合乎理性一事，所有数字化的结构的衡量标准都是创造的经济效益。由此，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外在力量被重新组织起来，它区别于先前由神话和宗教联系起来的个人依靠的是内心情感和价值。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一方面，当劳动者被组织起来改造和利用自然时，掌握技术的人成为了管理者，统治其他劳动者，另一方面，被统治的劳动者仅能扮演社会所规定的角色，劳动者的个性被夷平，仅作为同一的生产要素被投入，而且可以随时被其他人替代。人正因为掌控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并依靠其生存，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促使其成为统治他人的力量，在自我持存的目的下人无法选择逃避这样宏大的经济体系，因此只能接受被卷入市场经济之中，并受到权力的支配。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始终没有找到新的寄托，而仅仅是因为囿于市场经济体系而从外在被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隔阂发生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

2) 工具理性成为新的神话

工具理性的泛滥造成了对数学、科学、技术的崇拜，启蒙理性虽然将人从神话的蒙昧中解脱出来，祛除了那种未知的自然对人的统治权力，但它却把人们置于另一种权力的统治之下：这就是科技的发展、数学化的进程带来的工具理性的统治，理性自身成为了普天之下最具权力的神祗，启蒙倒退为新的神话。这种新的神话不像以往的神话那样把非生命与生命结合起来，相反却把生命同非生命结合起来，把生命物化为服务于极少数统治者的机器。

启蒙带来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神话使人再一次陷入史前时期神话世界的恐惧之中。为什么会有神话出现？因为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未知恐惧的东西，“在迄今已知的人类最早阶段，有一种混沌不明的宗教准则，被尊称为曼纳(Mana)，它存在于灿烂无比的希腊宗教中。” [ 2 ] 曼纳所代表的是一种本原的、未曾分化的、超越于经验范围之外的、比我们已知的实在拥有着更多内涵的未知之物。人们对它充满恐惧。为了安放恐惧，人们创造了神灵。启蒙照亮了神话昏暗的地平线，但却并未完全为人类带来光明，人类陷入了另一种恐慌之中。这个世界的曼纳就是工具理性，被物化的人迷失在机器齿轮中，在一望无际的标准化生产线面前望洋兴叹。社会制度像牢笼一样禁锢着人的身心，颓废、沉沦、抑郁、空虚、绝望成为现代人的常态。而制度顶端的强权者随时准备野蛮地蹂躏这些早已丧失了个人性质的社会原子。“史前时期的人类厄运，那种不可名状的死亡，如今完全变成了人们不言而喻的真实生存状态。” [ 2 ]

《启蒙辩证法》反实证主义的第二个推进是，追溯荷马史诗的起源，将奥德修斯与早期资产阶级原型联系起来，自我持存理性沦为权力的工具。具有主体性的奥德修斯为了顺利返乡采取了狡诈的手段，而作者认为，狡诈是自我为了维持自身而献祭自身的手段，其后果是人内在的自然性被否定，人类自身的目的被刻意简单化甚至扭曲，支撑起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所有目的，包括社会进步，自我意识本身是空洞的，是毫无意义的，手段成了目的，因此，作者断定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放弃自我的历史，是野蛮的历史。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主体放弃了主体性。

1) 人与自然的对立

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适者生存的竞争敌对关系，即人与自然处在对立面，是一种没有妥协的竞争关系。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力，发现自然法则与遵守自然法则成为生存的唯一科学，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被当作像神话一样的东西被排除。人的主体精神被消解，被刻意遗忘。人生目的被下降为维持自我的生存，只有屈服于自然，人才有获得生存的权力。实证主义把启蒙主体排除在外，失去了启蒙的自我反思能力，也失去了批判性。

2) 人的自我奴役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理解的启蒙辩证法，就是“启蒙理性对赤裸裸的力量以及非道德主义的推崇，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和统治不惜压抑、挤迫、敌视、残害甚至残酷消灭他者的那种‘启蒙’，也就是堕落为残害他者、欺骗他者的‘启蒙’，而不是内在地扬弃自身并得到提升的启蒙。” [ 4 ] 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就是此种“启蒙”最为典型的代表；奥德修斯为达到回乡的目的，使用欺诈手段，隐瞒自己的名字，骗他人自己是“非人”。奥德修斯不仅欺骗他们，甚至在达到目的之后，残忍的进行杀戮。

启蒙理性的伊始是对自然的模仿。人的本性不断模仿非生命体的自然，使人彻底异化，抽去了人的灵魂，从而造成了人的价值缺失。对自然的模仿使得奥德修斯存活下来，但也压抑了他的本性，驱使他极端报复家乡中的人。人对自然理性的控制是以压抑和控制内部自然为代价的，即人的自我奴役。

3) 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主体性的确立必须以压抑人的自然属性为前提，因此，主体性确立的过程就是主体性丧失的过程。奥德修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原型的代表，以放弃劳动来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从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即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集团的一员；而水手们代表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只能通过劳动来获得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奥德修斯为控制自然，不得不以模仿自然的方式来获得主体性。其结果表现为人对人的压迫。奥德修斯在劳动中奴役工人。另一方面，其结果表现为人的个体主体性的丧失，同时操控机器的社会集团对他人的控制也在加剧、加深。

奥德修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原型的代表，以放弃劳动来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从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即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集团的一员；而水手们代表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只能通过劳动来获得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奥德修斯是古希腊的一个航海英雄，传说在墨西拿海域中盘踞着叫做塞壬的海妖，这些海妖发出的声音都是天籁般的歌声，面容也都是美若天仙的女子。无数航海者听到塞壬们的天籁般歌声后都会情不自禁的走进海里，成为塞壬的腹中餐。而这片海域，也是奥德修斯航海途中的必经之路。于是，他下令让水手将自己绑在桅杆上，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这样水手们听不到塞壬的声音就不会掉入海里，同时即使奥德修斯呼喊水手们解开绑住他的绳子，水手们也听不见。就这样，奥德修斯既听到了塞壬天籁般的声音，也与全部船员一起安全地渡过了这片海域。

在这个故事中，存在着三个主体：塞壬、奥德修斯以及水手。这个故事是用以解释“启蒙”从祛魅到复魅过程的最佳蓝本。塞壬代表超验的自然世界，即可被客体化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美丽、诱惑与危险；奥德修斯则是舵手，虽然他并未进行划船这一行为，但他是这次航行与整艘船的实际控制者；水手们则是航行中的劳动者，是屈服于奥德修斯的服从者。在这三者中，奥德修斯由于五感俱全，因此可以与自然(塞壬)产生直接的联系，水手们由于被蜡封住了耳朵，因此无法直接感受自然。

在这个故事中，塞壬并非完全代表着危险，她的歌声悠扬动听，满含着诱惑及美的体验，这种美超出了个人日常的经验，也伴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面对超验自然，奥德修斯(控制者)选择将自己劳动的权力转嫁给水手们(劳动者)，劳动者无法体验自然中的真实与危险，却需要为了承担控制者感受自然的代价而用蜡作为工具，阉割部分感官。因此，在奥德修斯的战船上针对塞壬的诱惑而采取的措施，成为启蒙辩证法充满预见的隐喻。表现力就是统治工具，而统治则是最有力的行为手段，因此表现力本身同时造就了进步与倒退两个方面。在特定条件下，不管对失业者而言，还是对社会等级而言，被免去工作便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社会能力的缺失。统治者体验着他们可以不为之牵肠挂肚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存在的基础，只需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启蒙辩证法》反实证主义的第三个推进是，把实证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确立抽象的“同一性”是启蒙理性最重要的一条原则：通过量的绝对同一性驱逐诸神和多质，追求一个最高的本质性的存在。苏格拉底的知识，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都是理性对于至高同一性的探索。启蒙精神本质上在于使人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现在却反而堕入野蛮状态，一种更加疯狂而无法控制的野蛮。朱莉埃特式现代意义上人性道德的彻底沦丧，利用精妙的计算方法，将一切的人都计算在内，在他们眼中，人不是有生命的实体的存在，而是一串串可以利用计算的抽象数据。抽象同一性原则使得形式逻辑为启蒙理性提供计算世界的公式，抽象的同一性要求一切都必须符合一致，“异己”的必将被排除，留下的都是抽象的东西。理性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而个性饱受贬抑的现时代正好迎合了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的需要。德国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他们把对世界其他们民族的压迫与掠夺变成合理的，把正义的平等发展成为强制性平等的非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