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是弗洛姆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与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弗洛姆指出：“精神健康的概念取决于我们的人性概念” [ 1 ] ，要评判人类生存处境和未来发展，就必须弄清人的本质。

以往对人性问题有过多番讨论，但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陷入绝对主义，认为人生来不是向善就是向恶，否认人性是可变动的；另外一些学说则认为人生来就像是一张白纸，任凭社会环境在其上书写涂抹。弗洛姆的思想受到多元学说的影响，尤以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为主。他采用精神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最终生成了自己的人性论。

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人的精神活动，将人的本性归结于人的生物性，却对现实的社会环境避而不谈。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精神活动被分为意识与无意识，意识可感知却无关紧要，无意识则潜藏得更深，隐含着各种力量并决定人的行为。无意识激发人们的语言、情感、行为冲动，体现着人的内驱力和本能，其中最核心的是性的内驱力，即性欲，弗洛伊德称其为“力比多”，人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力比多”，人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和生存需要才与他人联系。与弗洛伊德不同，马克思则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物生存时，才能发挥潜能。对于马克思的观点，弗洛姆一方面赞同其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一方面则指出马克思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强调忽视了人的情感和道德。

弗洛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超越了弗洛伊德式“生物学”和马克思“社会学”的二分法，“从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人性作出的一种动态解释，强调的是精神因素在人性中的优先位置。” [ 2 ] 他认为，人性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开发自身先天潜力的过程。所以，在弗洛姆这里，“人的本性并不是一种凝固的和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力量、一种活的生机、一种趋势和潜能。” [ 3 ] 人依照本性与他人、与世界相联系。弗洛姆还特别剖析了人类独特的生存条件，指出人就其机体而言属于自然，但自我意识、理性与想象力使人超越自然。人脱离自然却又处在自然之中，一方面，人保留着原始的欲望，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理需求，另一方面，人有感情、爱恋的需要，只有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人才真正感到幸福和愉悦，人的精神才足以称为健康。

此外，弗洛姆还提出“生产性的人”这一概念，认为生产性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他指出：“生产性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 [ 4 ] 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在生产性活动中认识和把握世界。“正是在这种没有异化的活动中，人体会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 [ 5 ]

弗洛姆剖判了二十世纪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提出人性异化的概念。他由偶像崇拜谈起，指出偶像崇拜就是异化在西方思想中的第一个表现。在弗洛姆看来，“偶像代表着以异己形式呈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 [ 1 ] 。人类将自己的力量、情感和精神安置于某一物体之上，却反过来顺从、崇拜这种承载物。人将理性和爱投射到上帝或其他神灵身上，却反而祈求上帝的庇护。同样的，在政治上，领袖和国家不过是个人力量的投影，人却渴望通过信仰和顺从国家重新获得力量，国家和领袖因此也成为了一种偶像。种种偶像崇拜现象，在弗洛姆眼中，都共同地表达了一个异化的事实：“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把他的生存状况投射到这些外在于他的力量上。” [ 1 ]

基于此，弗洛姆认为，正如早就有之的偶像崇拜一样，异化并非只存在于现代社会，而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现象，只是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弗洛姆所讨论的异化，即19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他指出，异化是一种主观感受，一种使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的病态心理，在现代社会中，人制造出技术机器，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创造者，相反却成为他的创造物的奴仆。人感到自己同他的产品相疏离，随即感到同自身的疏远，所以在心理上，人首先感受到自我的异化，然后再扩大到人同他人、人同社会的领域，最终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和社会的精神失常。

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感到孤独、不安、猜疑、心理失常，甚至出现残害自身的倾向；社会上盛行着极权主义、无名的权威和机械趋同，人们被迫适应社会，丢失了真实的情感和需求。

弗洛姆认为，异化已渗透进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在工作中、在休闲中，处处受异化的支配。

在经济领域中，人性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弗洛姆把劳动看作一种生产性活动，人在劳动这种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发展，成为人自身。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工人成为经济原子，工作内容单一而重复，人的控制、创造、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劳动变成纯粹的经济活动，成为不符合人性的、没有意义的活动，人也丧失其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

在消费层面，人性的异化体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弗洛姆认为，消费应该是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幸福的手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消费的目的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占有和炫耀。商品对人而言只是满足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对于商品本身，人并不关心也不甚了解。弗洛姆进一步指出，这种消费方式同自身的真实需要失去联系，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并迫使人作出新的努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的渴求。最后，弗洛姆提到，消费的异化也鲜明体现在人的娱乐方式上，人不能自由地、有意义地安排他的闲暇时间，而是被迫接纳工业生产安排的娱乐，人的所看、所听、所想都被市场行情所操纵。

在社会关系领域，人性的异化表现在人同自身及同胞相疏离。在弗洛姆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同自身表现出一种交易倾向，人把自己视为可雇佣的商品，指望在市场上成功地销售自己。人视自己为同自身本性相分离的抽象的存在，只有在市场判定其有价值时，人才感受到自己的意义。人的社会关系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人视他人为商品，友好对待他人，只是因为他人尚有价值。在友好的背后，实际上是冷漠、猜忌与不信任，就连爱与两性关系也是如此。弗洛姆进而分析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甚至导致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相分离，个人将情感和力量寄托于政治国家，国家成为偶像，只有在国家中，作为公民的个人才体会到团结、责任、对同胞的爱，而在个人领域，人却只感到孤独、不安。

另外，弗洛姆还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伦理、宗教、民主也被异化渗透。人以非理性生活，向野蛮状态发展；与理性不可分割的伦理传统被市场伦理——公平原则所取代；道德和宗教成为使人堕落、控制人的生意；民主则成为操作公民意志的说辞……总之，弗洛姆认为，异化已经全方位地渗透进人类生活，而放任异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被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

在指出人和工业社会的病状之后，弗洛姆尝试为异化之症开出药方，他的目标是确立健全的人格，促成健全的社会。

弗洛姆认为，健全的人应当是富于精神建设、不受异化影响的人。健全的人的特点是：有爱与创造的能力，能够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他人和他物结合在一起，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为短暂的生命赋予意义；能够体验到自己就是自身力量的主体和动因，把握自身之外的现实，发展客观性和理性。他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健康、幸福、和谐与爱，人们不是被迫成为精神健全的人，而是一有机会，人性所共有的对美好和爱的追求就会显现。所以人类自身就固有追求精神健全的倾向，健全的人的实质就是人的本性和需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满足。

在明确何为健全的人之后，弗洛姆设想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即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人们都按照良心做事，积极而负责地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同他人保持联系。弗洛姆认为，在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与人倍加团结，互相友爱；人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地进行创造性活动，同时，人被鼓励着运用理性表达自己的真实需要，成为他所应成为的人。

除了设想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社会，弗洛姆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克服异化、通往健全的途径。他回顾了19世纪以来对不健全社会已有的解答方案：极权主义、超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指出，极权主义只会使偶像崇拜和非人性化达到更高程度；超级资本主义即使采用“激励性管理”的办法，也并没有真正克服工人的机械化倾向，在弗洛姆看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说是人们在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方面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 [ 1 ] 。

同时，弗洛姆认为，在改革的方案上，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忽略了人的心理因素，忽视了人具有情感和道德。在他看来，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因为人是集思想、感情、生活实践于一体的存在，如果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感到不自由，那么他在生活实践中就不可能感到自由；如果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不自由，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发展也同样受到阻碍。这也是人们无论如何鼓吹基督教、崇尚理性主义也不能真正实现解放的缘由。据此，弗洛姆主张，只有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方位的变革，才能促成健全的社会。

在经济变革中，弗洛姆提出应当形成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工作，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具有意义，感到自己与同胞的团结，认识到自己正在对自己的产品施加影响。他提议，工人应当通过上工业学校、参加工厂课程的方式来获得技术知识，加强对工作和企业的了解，这是工人积极参与的首要条件。弗洛姆还进一步提出，要以“合作管理”的原则组织工人、职员、消费者、工程师等共同参与管理，以决定生产、价格、利润等一切问题。此外，弗洛姆还指出，“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社会倾向——与人类团结一致的倾向” [ 1 ] ，他主张工人除了关注自己的工作和企业之外，也应当关心消费者和其他工人，团结整个工人阶级，推动整体的发展。

在政治变革中，弗洛姆批评了以往的民主制度，指出选举表决是一种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的形式：选民没有实际的参与决策，他一旦开始投票，就把自己的意志转移给了代表。这样看来，以往的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尊重公民的意愿，相反更造成了实际的不民主。对此，弗洛姆认为，要找到一种使集中民主与地方分权更好结合的方法，他建议全国以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划分小组，小组开会选举代表和官员，组内开展对地方性及全国性政治大事的讨论。在此，弗洛姆特别强调，应该设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文化机构，专门负责提供讨论中用到的事实资料，以确保讨论的合理性。由事业上颇有建树并且具备道德观念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商人、政治家组成面对面小组，在对信息作出讨论和总结后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最后上达至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决策流程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每个公民都实际关心并真正参与了政治生活。

对于文化领域的改革，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除非能给人的内心注入新的精神。否则就无法实现其友爱、正义及个体的自由的目标。” [ 1 ] 健全的社会应当确立人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个任务需要通过教育完成。弗洛姆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育方法，认为现有的教育制度首要地关注个人在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能力，缺少对批判思维能力或性格特征的教育，导致理论脱离实际，人反而更难适应他的工作。他主张，应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同时根据阶段的不同侧重突出某一方面，如青年阶段应使实际工作从属于理论教育，成年人则反之。同时，在弗洛姆看来，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受他的阅历影响，就理解能力而言，人在中年时期似乎比青少年更适合学习，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向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建议增加成人教育课程，向全国人民开放。

此外，弗洛姆还特别关照人的精神世界，认为人应当有共同的艺术和仪式以表达人的整体人格，他提议在文化生活上创造一种非宗教性的集体艺术和仪式，通过开展集体的舞蹈、合唱、戏剧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在宗教上形成一种集合各大宗教所共有的人道主义教义，实现人自身的理性与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