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保护公司法人制度可能导致恶意延缓出资，债权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现实意义在于防止股东利用出资期限利益规避出资义务，同时保证公司存续，维护公司正常经营。

关于是否可以在我国法律当中引入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这一制度，学界目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主张可以加速到期的观点仍占大多数 [ 9 ]。《公司法》第3条第2款中内部约定的实缴期限不应对外产生效力，故而公司债权人则可以直接请求尚未到章程规定的实缴期限的股东补足出资 [ 10 ]。有学者主张在公司法修订中可以加上相关规定，即若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缴付资本期限尚未届至或未约定缴付资本期限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股东立即缴足资本，用以偿还债权人 [ 11 ]。然而，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所规定的未出资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仅包括到期的履行违约行为，也包括尚未到期的未出资行为 [ 12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股东出资责任具有法理正当性，能够通过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及扩张解释获得司法适用的规范依据和路径选择 [ 13 ]。

肯定说主要观点包括：1) 公司责任财产说。此观点认为，无论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已实际履行，该部分财产已经在公司成立之时转移为公司所有，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作为法人，以其资产对外承担责任。2) 保护善意第三人说。该观点认为股东享有的出资期限利益存在边界，股东关于认缴的出资额以及出资期限的约定对内生效，即仅以公司为相对人时在公司内部产生约束的效果。3) 公司资本的对外担保性。该观点主要围绕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发起人负有的资本充实责任，该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财产担保责任，由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承担，以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为边界。4) 成本效益优势说。该观点认为，使用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原则比其他规则，例如破产加速到期更具有优势，成本较小。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主要形成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该制度的理论缺乏明确的法律论据与支撑。有学者认为，一项制度需得有法可依、法理严明才能够进行普遍适用，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公司法》，亦或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均不能找到相关规定，并无法律基础。

第二，非破产情形的加速到期属于扩大适用范围，会对股东依法享有的出资期限利益造成损害。在我国资本制改革中，取消了对股东出资形式、出资期限等的限制，股东依法享有出资期限利益，因此在实践中，不能够为保护债权人权利而置股东权利于不顾。

第三，有学者认为，基于债权人风险自担理论，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以及实际出资的履行期限的约定是由公司章程进行详细记载的，同时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须备案登记向社会公示。概言之，公司债权人能够根据公示信息获取到股东的出资信息。在此情况下，其既然自愿与公司进行交易，自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交易风险 [ 14 ]。

相比之下，折衷说更加倾向于结合具体的现实问题对于是否适用加速到期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公司债权人区分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以债权人是否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自愿主动与公司发生交易为标准，可以将公司债权人分为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两类。对于自愿债权人，由于其在债权发生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主动性，因此法律默认该类债权人具有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的实质审查义务，因此不应当适用加速到期理论，而应将其行为视为风险自担行为。相比之下，非自愿债权人债权的产生并非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客观上缺乏对于交易风险的预见可能，所以对比之下公司具有优势地位，若此时对于其债权利益仍不保护，则显失公平。

法定义务说是基于我国《公司法》的制度和理念，法定义务来源于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与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以及其所有的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其资产的全部应当包括公司设立之初关于股东出资信息等事项对外公示，该出资信息一经公示，则意味着公司股东承担着法定的出资义务，载有出资信息的出资协议不能随意的变更、撤销与解除。

股东的出资义务的特性更多表现为法定性与约定性的结合，甚至更向法定性倾斜。在公司设立之后，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出资信息的事项得以公示，股东由此获取股东身份，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定属性愈加凸显。诚然，股东按照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当出资期限届满之时，该抽象价值财产才得以具象化，股东必须按规定向公司缴纳出资，并按规定履行其出资义务。同时，在公司无力清偿时，股东不得滥用其期限利益，甚至以此对抗债权人，而应当基于其对公司负有法定出资义务这一原则，加快其出资义务的履行。

权利与义务二者不可分割。认缴制下，股东享有出资自由，那么为保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其应当履行自身的出资义务。股东因认缴制而获益，该权利与期限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出资自治权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行驶，不得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诚然，股东权利与自由的扩大有危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风险，应当减小权利扩张带来的不利影响。现行的资本认缴制，对股东的重大利好并不意味着降低债权人利益的优先保护地位。当股东因为认缴制而获益之时，应当为其设立一定的义务，不应任由其自由权利扩张与发展，加速到期制度巧妙解决股东自由权利泛滥的问题，乃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的应有之义。

在我国《公司法》中，将债权人、公司和股东三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的利益并非是绝对对立，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如此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促进市场交易，实现市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于股东而言，在认缴制下，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法律对于公司成立时的出资金额、出资方式等不作过多要求。于债权人而言，债权人的利益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相比于股东，债权人更难获取信息，更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当公司经营发生困难、资不抵债时，僵化地保护股东利益不仅会危害公司的存续，而且会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保障，不符合公司法的目的，难以做到利益均衡。

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在三者利益权衡之下，寻求了一个平衡点，既能够保障公司的偿债能力，又能够维系公司的存续与发展，还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具有解决社会利益纠纷，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功能，其应当全面考虑利益相关方才能保证市场的稳定与整体利益平衡。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股东出资自由造成的负面影响，符合利益衡量的原则，也符合公司法的内涵与精神。

股东未履行其出资义务是债权人请求权能够实现的重要条件，出资义务的未履行状态才会对债权产生威胁，债权人的债权在面临不能实现的现实危险时，可以向股东求偿，要求其承担责任 [ 15 ]。无论出资期限是否届至，实缴完毕股东不再担责，因为在股东实缴完毕之时，意味着该股东已经全面履行了自身的出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公司债权人的相关诉求，法院倾向于选择《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当作裁判依据 [ 16 ]。基于此，学界有学者认为对于其中“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解释是解决法律续造问题的关键 [ 17 ]。然而，在展开研究之前，必须明确股东出资义务是否无法加速到期。当前，对于一般情形下的出资义务是否能够加速到期并无明确规定。诚然，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无否定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合理理由 [ 18 ]。目前关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我国法律没有任何认定，因此，股东是否应当履行加速到期义务，还需要回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中，对这一条进行研究。在当前我国《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不能清偿债务”的判断标准是空白的。能够适用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的前提为公司债务不能清偿。对此，当前学界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即未经法院审判并强制执行后公司债务仍不能得到清偿 [ 19 ]。

对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的适用要件前文已经作出论述，那么更进一步，股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责任性质为何，承担的责任范围又是什么呢？必须厘清上述问题，制度才能更好地运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