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末五代时期，“云雷构屯，龙蛇起陆；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 [ 8 ] 这种环境之下，社会上追求的首先是势与力，统治方略自然是重武轻文。⁹

出身行伍，历侍汉周两朝的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的种种弊病。建立宋朝后，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一系列文治举措，开启了宋代崇文的风气。

太祖皇帝本出介冑，却酷爱读书，在他尚为周世宗效力之时，就“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在一次征伐南唐归来后，有人诬陷太祖私自携带好几车珠宝而归，而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¹⁰由此观之，太祖尚文由来已久，从自身做起，在即位之后更是把右文之风推广开来。

太祖建国后，首先推行的是令百官读书的政策。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皇帝曾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¹¹李焘在下面小注中解释：“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可见太祖皇帝希望通过武臣读书来转向文治，改变五代时期遗留下来的风气。

太祖对身边的文吏之臣也要求其读书，如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大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 9 ] 据邓小南的解释 [ 10 ]，太祖让百官读书并不单是提高官员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让其懂得“为治之道”。营造一种上下尊卑次序井然的氛围，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君臣秩序体系。¹²

赵宋开国之臣都出自五代时期，受前代风气影响，不乏能征惯战的大将，精通刀笔的文吏，但是缺少通经史，识礼节的儒生。马上打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太祖建国之后深感自己身边的人才匮乏，缺少能为自己排疑解惑，排忧解难的文儒之臣，自己所依仗的赵普也只是粗通文墨，“少习吏事”、“精吏干”而“寡学术”之人¹³。乾德四年，太祖灭蜀后，在蜀宫人的奁具中发现了一面旧的镜子，背面有乾德四年铸几个字，太祖大惊，问宰相及众人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¹⁴。由此太祖更加坚定的推行文臣治国的政策。

在宋初的历史背景下，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统治秩序，安定赵宋政权，而这项使命的完成，无疑有赖于一批富有实践经验、长于吏干的文职官僚，同时为了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又要从根本处着手“丕变弊俗，崇尚斯文”¹⁵这当然又离不开通经史，习礼仪的饱学儒臣。因此太祖着重推行文治政策，令百官读书及用文臣治国。

太祖受禅后，先后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以及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叛乱，深感藩镇势大，无以制衡，感叹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认为这是“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所造成的，遂与赵普商议，制定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太祖认为“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逐渐任用文臣知州县，并设置通判，转运使以分其权。由是“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遂得以消外权，归公利。

在唐及五代时“节镇皆有支郡”，支郡即节度使所统摄的州县，“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造成民生疲敝，太祖自平定两湖之后“始令潭、朗等州直属京，长吏得自奏事，其后大县屯兵，亦有直属京者，兴元之三泉是也。”，后又“诏邠、宁、……祁等州并直属京，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于是政归于上，下无所专。

上文有言，太祖虽出身武人，却喜读书，重儒生。在太祖即位后，仍“好读书”，尤喜经史¹⁶，“晚好读书，尝读二典”¹⁷、“每读汉书”¹⁸、“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 [ 11 ]。在即位后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为孔子作赞文，率群臣幸国子监，拜谒孔庙¹⁹。太祖希望作兴士风，从而端正君臣之道，太祖曾对宰相薛居正说“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不若自不为之，使人无异词。又观古之人臣多不终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²⁰，这里委婉的批评了唐太宗，其实是说给自己的臣僚们听的，要求为臣者恪守臣节，遵礼守法，忠正勤国。

太祖重视科举，不仅录取人数增加，而且开创“特奏名”²¹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经常性的亲试进士²²，希望能够打破世家垄断，开孤寒之路“尽革畴昔之弊”，并且为了取士公正，制定了公卿之子“覆试”²³制度。

太祖自身崇礼守法，以仁德治天下。平生节俭朴素，皇后劝谏太祖身为天子，亦可以稍纵享乐，太祖却言天子为百姓表率，更要为天下守财，有“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²⁴之语，可见太祖的仁治之心。

太祖即位后，提高文人士大夫地位，“治定功成，制礼作乐”，据王夫之《宋论》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可见太祖仁民爱物之盛德。

太祖优待士大夫，希望依靠文士治理天下，他曾经对左右说过“朕每遣使四方，常谕以谨饬，颇闻鲜克由礼，远人何观焉。左右请齐之以刑，上曰：齐之以刑，岂若其自然耶？要当审择其人耳。”²⁵认为齐之以刑不若择其人耳。一次，在紫云楼亲试进士之后与翰林学士陶谷论前代帝王得失，言“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²⁶，认为武则天虽然刑法枉滥却不失国，是用人得当耳，可见太祖希望与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

太祖受禅后，所面临的是一个乱世，急切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²⁷即要深救斯弊，五代军人专政，往往轻视法制，上梁不正，下民亦多违法乱制之举，而南北分裂五十三年，法制亦有歧异，故整顿法制是宋初重要要务之一。

太祖认为“刑法之重，政教为先”，先要对百官进行教化，增加对法制的认识，号召武臣及百官读书，学习“为治之道”，这样才能够改善吏治，避免刑狱冤滥。太祖从自身做起，“上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御史、大理官属尤加选择。尝召炳谓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赐金紫以勉之。”²⁸从经史中学习“定国治狱”。为官之人也要通读律典，如建隆三年的一道诏令“吏部流内铨选人，并试判三道，只于正律及疏内出判题，定为上、中、下三等。” [ 13 ] 吏部流内铨选拔人才，只在律文及疏议内出题，再依据答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

太祖让百官读书，通为治之道的政策，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即使得百官懂得尊卑上下之礼，从而建立一套严密的君臣秩序体系，并为天下表率，逐步重整唐末五代以来混乱的社会秩序，士农工商各归其位，君臣父子谨守其序，定分止争以致太平。

太祖重用儒臣治理天下，“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²⁹因牧守长官多武人，任意枉法断案，遂重用明法的儒臣以治之，教化百姓，遵礼守法，“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着之。”³⁰，用有文学之士任藩镇的掌书记，“令藩镇无以初官为掌书记，须历两任有文学者乃许奏辟。”³¹这样州县的才能够上行下效，朝廷制定的法令能够得到遵守。

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势大，权力倒持，政出多门。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太祖用文臣知州县，并用通判，转运使副之。废除节度使支郡制度，“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这些不知书的武夫悍卒，任用亲吏枉法，太祖遂诏“诸州长吏或须代判，许任宾席公干者，勿得使用元从人”³²，这样杜绝了方镇节度滥用亲信枉法之源。

废除“会州”制度。“会州”是五代时期形成的惯例，即县中收税后，州府官吏向县吏索取贿赂，而这些贿赂的钱财最终都由百姓承担，“诏无得追县吏会州。五代以来，收税毕，州符追县吏，谓之‘会州’。县吏厚敛于里胥，以赂州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也。”³³废除“会州”规范州县官员的行为，规范州县之间的权力运作，从而肃清吏治，归政于上。

设立大辟以上罪，录案闻奏制度。建隆三年一日，太祖幸开封尹宴射后，对宰相言“上谓宰臣曰：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³⁴从州县手中收回了死刑决定权，进一步政归于上。

复置县尉掌管盗贼斗讼。“十二月癸巳，诏中书门下：每县复置县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³⁵太祖通过增加州县司法人员的数量，进一步掌控司法，从而进一步归政于上。从而使得“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³⁶镇将所主，只有自己郭内而已。

对于太祖的仁恕，《宋史》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太祖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³⁷

太祖重儒崇礼，以仁德治天下。太祖临朝谨慎，常常自省，甚至会因朝会上决策失虑而烦扰良久，“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耶？属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³⁸这种治理方略反应到法律上就是慎刑恤狱，太祖在乾德三年诏令有关“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的奏章，可以“许非时诣合上章，不得须候次对。”³⁹可见对刑狱冤滥、百姓疾苦的重视程度。太祖意于刑措，多次“亲录系囚，多所原减”⁴⁰，在读尧典时感叹“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所以“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己丑，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⁴¹从开宝元年到现在八年间，已经赦免死罪四千一百八十八人，可见太祖宽仁之心。

大辟案覆查。太祖心怀仁恕，恢复死刑复核制度。“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⁴²

太祖体恤囚犯，规定监狱内的洒扫制度。“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实时决遣，毋淹滞。”⁴³可见太祖崇文，仁民爱武，自然在法制上体现为慎刑恤狱。

临下以简，务必哀矜。太祖以怜悯百姓作为法令的宗旨或原则，针对窃盗的刑罚过重，建隆三年下诏令说：“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蠧。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⁴⁴

太祖重文士，用儒臣治天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分权制衡的手段，实现上下尊卑有序的目的。如在太祖讨平荆湖和西蜀之后，“诏荆湖、西蜀官为郡国长史者，初奉条诏，未能详悉，必资僚属，以佐其治，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命州郡长吏和通判、判官、录事，“事无大小，共同裁处”。又，在太祖平定湖南后，“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长吏举动必为所制。”，通判甚至说出“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这样的话，为了防止通判独大，欺压州郡长吏，太祖只好“诏诸道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连署，文移方许行下。”，“朝廷比设宾佐，兼置掾属，同参郡政，务守诏条”州郡分权，各司所职，仪轨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