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体文是涉及范围相对较广的一种文体，也是南北朝诫子诗文创作最多的一种文体(见表1)。早在先秦时期君臣往来的文书就被称为“书”，吴讷在其著作《文章辨体序说》中提及“书”体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日‘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盖议论知识，人岂能同？苟不具之于书，则安得尽其委曲之意哉 [ 5 ] ？”可见，“书”体涵义丰富，有用于朝奏谏言的官方文书，亦有朋友亲戚往来的私人书信。而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所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 [ 7 ]。”可知不同时期，“书”体的具体指称也有所不同。

从“书”体的写作内容上来看，以“书”体为主所创作的诫子书属于私人书信类，但其文章内容又与一般书信有所不同。其一，“书”体诫子书没有私人书信以上下款称呼、开头结尾谦辞敬语这样的一般格式，文章无固定体制，形式灵活、开篇点题，从教诫缘由写起，或从写作者本身写起，如三国孙权《让孙皎书》：“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初时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 [ 8 ] 其二，进入正文，一些“书”体诫子书文章结构严谨，侧重道理阐发，如典型的代表诸葛亮，其《诫子书》首句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 8 ]。”其文自由灵活而结构却不松散，首先给予期待，指出需要达到的目标，中间以排比句式阐明道理，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才、志、学之间的关系，结尾则感叹时光流逝，强调“静学广才，养德明志”的主旨，文章层次分明，阐述道理精辟透彻。其三，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指出：“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 [ 7 ]。”“书”体书写空间广阔，其内容多样，涉及生活的各方面，其语言“举人事以徴义，引成辞以明理”，内容中有对家庭成员的训诫及希冀，也有个人道德的追求，甚至是对世事世人的评价等，论证内容充实、说服力强。诸葛亮《诫子书》以气势非凡的排比辞理告诫子孙需要静学广才，养德明志，说理为主更容易让儿子领悟学习的重要性；陶渊明的《与子俨等书》中举自身的波折生活教诫诸子和睦处，叙事抒情相结合；羊祜的《诫子书》借身边日常中发生的事情来教诫警示人要忠信、笃敬、谨慎等等，以叙事为主……这些文章篇幅有长有短，写法灵活多样，情文相生，作者往往因需而作。对于“诫子”来说，“书”体则更多是通过摆事实、明道理以教诫子孙，方法相对舒缓，更易使人接受。

刘勰《文心雕龙》有《诏策》篇专门梳理了“令”这种文体的发展演变：“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诘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于天，故授官赐胤。诘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敕戒。敕戒州部，诏告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 [ 7 ]。”由此可知，“令”是从在上古时期的天子所属的“命”(天子的话)演变而来。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进一步解释“令”：“七国之时并称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称令，至汉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谢群公令，则诸侯王皆得称令矣，意其文与制诏无大异，特避天子而别其名耳 [ 5 ]。”在其看来，“令”本是为了避天子而进行的变名。《说文解字》徐锴曰：“号令者，集而从之。”可以看出“令”有发布命令，以上命下的意思，用“令”体创作诫子诗文，其意义便是以一种命令的严肃话语告诫后代，使其达到“令而从之”。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有如曹操这样的王侯所作《诸儿令》，也有如王祥一样的将相作《训子孙遗令》，用“令”作为文体进行诫子创作，有“遗令”“终令”“遗命”等。曹操《诸儿令》其一有言：“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儿，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 8 ]。”明确表达出任用儿子是有原则性的，选择的是既慈孝又不违抗命令的，告诫其儿需择贤能，不徇私，这里的“令”就有命令训诫的涵义。

“诏”是与“令”相似的一种诫子文体，是由上古“命”转为“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歴代因之。……西山有云：王言之体，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而叅以两汉诏册。信哉 [ 5 ]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周礼诸职凡言诏者，皆下告上之辞。”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诏”虽由“命”分化而来，多指先秦时代上级给下级的命令文告。秦汉以后，则专指帝王的文书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议：“臣等昧死上尊号，王曰：‘秦皇命曰制’，令为‘诏’，天子自曰‘朕’ [ 9 ]。”而诏书的内容相当广泛，据《堂大诏令集》载，大体上是朝廷的大型活动，或王朝更替，或皇室婚丧嫁娶，或任命、降黜官员时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凡以“诏”为形式的诫子作品，皆是帝王所作，如刘备《遗诏敕后主》作为遗诏，其内容教导后主刘禅需以德为主，多读书学习：“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 [ 8 ]。”而晋成帝《遗诏》则是突出“亲、仁”等思想(《全晋书·卷十·成帝》)，梁武帝《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下令让皇室后代入学，《徒临贺王正德诏》则是斥责贺王，后周武帝《遗诏》中则是指出要“薄葬”……这一系列的传作形式以“诏”为文体的诫子作品，其创作者为帝王，创作范围有面向帝王，也有面向整个朝廷，受众面广且由于所属帝王，才能被完整记载下来，流传至今。

两汉魏晋诫子书的主要文体之一就是“诫”体。“诫”体即表示教诫、警敕的一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韵书(增韵)：‘诫者，警勅之辞。’《文章缘起》曰：‘汉杜笃作女诫。’辞已弗传。《昭明文选》亦无其体。今特取先正诫子孙及警世之语可为法诫者，录之于编，庶读者得所警发焉 [ 5 ]。”可知“诫”早期的文体意义是从警敕的本义发展而来。《淮南子》有：“‘尧戒’。诫，警也，慎也。”刘勰《文心雕龙》云：“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诫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也 [ 7 ]。”从上述文章的的记录中可见“诫”与“戒”之本义密切相关，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诫”体倾向于戒敕，即警戒子孙不去做某件事，方法更为直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诫”体诫子书大多为“诫/戒xx”亦或是“xx诫/训”的标题样式，如李充《起居诫》、嵇康《家诫》、陶潜《诫子书》、王褒《幼训》等。从文体特征上看，这一时期“诫”体诫子书的标题具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且由两部分组成：“道理阐述”+“教诫内容”，结构清晰、圆融，道理深刻入微，其形式灵活、诸体兼备，句子以散句、杂言为主，句式少长句、整体上以短句为主，偶有规整韵律，篇幅较两汉时期呈明显增长。如晋嵇康《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当量其善者，拟议而後动，若心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耻躬不逮，期於必济……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 8 ]。”教诫儿孙要“立志高雅、守志不移”，既保持住高洁的情操，同时又突出自己的才藻横溢。文章篇幅较长，句式对仗整齐，排比句式罗列，行文辞藻华丽、整齐流畅，同时借用典故以作示例，给作品增添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和历史内涵。《全晋文·卷五十三·李充》记李充《起居诫》：“温良恭俭，仲尼所以为贵，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称美，圣德周达无名，斯亦圣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则亦圣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谓守慎为拘吝，退慎为怯弱，不逊以为勇，无礼以为达，异乎吾所闻也。”文章开篇点题，指出“温良恭俭”是孔子所推崇，圣人的美好品德，又举“文王称美”之典故，强调“礼”的重要性，行文较少铺垫，开门见山、点明主旨，语言风格质朴简要、鞭辟近里。三国时期李秉的《家诫》：“昔侍坐於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称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 8 ]。’”文章通篇为问答之言，深中肯綮，强调“清慎之道”以垂示子孙。从训诫对象看，对于男性对象称为《诫子》，对家中女性成员通常又以《女诫》为题，如班昭《女诫》、荀爽《女诫》、蔡邕《女训》等，同时由于班昭、蔡邕等名士的提倡建议，才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国传统女训的理论框架，“女诫”的概念才得以形成，而后世女诫皆受此影响。

“敕”作为一种文体形式，一方面《后汉·光武纪注·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 [ 10 ]。”作为帝王的诏书，如诏敕，《新唐书·百官志一》：“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 [ 11 ]。”告诫地方官的命令，如齐武帝《敕庐陵王子卿》用来责备王子卿；另一方面“敕”不仅是对地方官进行告诫，它也被应用在长辈对晚辈的告诫之中，有谨慎修持、纠正之意，以身作则，如崔光《疾甚敕子姪等》：“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 [ 8 ]。”用来告诫晚辈子侄要勤勉报国。

“箴”又称“箴文”、“戒”、“规”，是指一种具有规戒性质的韵文，其引申之义则有警示、劝诫、针砭之意。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按许氏《说文》：‘箴，诫也。’《商书·盘庚》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箴者，规诫之辞，若针之疗疾，故以为名。东莱云：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大抵箴、铭、赞、颂，虽或均用韵语而体不同，箴是规讽之文，须有警诫切劘之意。有志于文辞者，不可不之考也 [ 5 ]。”昭明太子《文选》中将箴列于诗、颂之后，其位居第三，用于“补阙”之意。由此可知箴文是以规劝、告诫为内容而作的文章，而箴言训子也被用于历朝家训之中，两汉时期有扬雄的《州箴》、《箴砭》等著名作品，魏晋时期有司马攸《太子箴》、王廙《妇德箴》等。

“诗”体，先秦起便有“诗训”的优良传统，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不少有关家训内容的诗歌，《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家训传播和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家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古代十分重视诗歌本身具有的“诗教”性，亦将诗歌作为训诫感化的重要思想武器，有学者认为“家训诗歌是把训诫内容写成诗让子孙反复咏读，以达到训诫目的的诗歌。”在传统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形象、意味深长，其内容不论叙事、抒情、哲理或是议论皆可入其中，其表达可书面记录，亦可吟咏歌唱，经过文人墨客不断加工完善的创作，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兼容的艺术表现。如潘岳《家风诗》：“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 12 ]。”从诗歌的艺术风格来看，一诗歌用典手法精妙，虽然篇幅短小，但字字珠玑，浑然天成；二诗歌语言清新浅近、晓畅明白，全文不用奇字难典，亦不晦涩难懂，也不靠辞藻堆砌，言辞简洁明净，情深且意切，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文学》引孙绰评：“潘文浅而净。”魏晋诫子诗全文皆用四言、或五言(应璩讥切时事之作《百一诗》乃五言二十句)且没有杂言现象，整体上音律比较和谐，在篇章结构上层次分明。魏晋诫子诗为数不多，然而其深厚的情感寄托，深刻的教育思想和“诗训”的创作形式在唐宋两代家训诗的繁荣发展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