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庄子》都是我国先秦时期带有神话色彩的著作，记载了很多神话传说、奇闻异事，但是二者在生死观、处世原则、神人意象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政治混乱以及理性精神是产生这些差异的重要原因。

《山海经》，《庄子》，差异

Jialin Ju, Leiling Wen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5^th, 2022; accepted: Dec. 9^th, 2022; published: Dec. 22^nd, 2022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Zhuangzi” are both mythic works of the pre-Qin period, recording many myths and legends and strange stories. However,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he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principles of handling life and the image of God and man. By studying these differences, we can fin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chaos and rational spirit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Keywords: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Zhuangzi,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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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我国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其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思维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此书共十万余字，其寓言讲述蕴含人生哲理，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山海经》是记载我国上古时期自然万象的奇书，其内容包罗万象、奥妙无穷。两书均于先秦时期完成，《山海经》成书早于《庄子》，二书立意虽都带有神话色彩，但究其内容不难发现《庄子》一书与《山海经》中生死观念、处世原则以及意象描述有所差异。

(一) 《山海经》中的生死观

《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充满神幻色彩的故事，涵盖山河湖海、虫鸟草鱼、神怪异兽，反映出先民对于自身周围自然生态环境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自然力量的畏惧与渴求，折射出先民关于自然宇宙、人类起源、身体奥秘以及生命哲学的思考 [ 1 ]。在人类之初，由于时代局限性，人们不能正确认识生命终结的因果缘由，于是先民将生命终结结果与非自然力因素结合在一起，认为是非自然力因素如妖术等使万物灵性消逝导致生命终结，因此《山海经》中相关记载都反映出先民对于永生生命的追求，先民关于生命本质的思考体现在书中记录神话事迹之中。

首先，《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治病御毒的动植物。《山海经》所记载的动植物很大一部分具有治病解毒功效，既包括物理层面的疾病，如发烧、感冒、麻风等，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梦魇、忧虑等，可以看出当时先民已经具有较为清晰的疾病分类。关于如何使相关药物对人身发挥作用，先民也给出了不同说明，分别为服用、佩戴以及坐浴，即将动植物所具备的疗治功效通过渗透的方式传递给病人，如《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有关植物药用的有：萆荔食之可治心痛；文茎食之可治耳聋；条形之草食之可使人不惑。有关动物药用的有：形似鹌鹑之鸟食之可治麻风以及祛除体内寄生虫；形似猫头鹰的橐将其佩戴可以抵御雷击。其次，《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关于生命永恒的动植物。其一，动植物自身具有永恒生命。《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后稷葬于都广之野，生长各式各样谷物，在这个区域内生长的草类具有永生性。其二，人食之能够使人生命永恒。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关于不死之国的记载，不死之国居民具有永恒的生命，以不死树作为他们自身的食物。《山海经·南山经》中名为鹿蜀的异兽叫声类似于人的吟唱，将其皮毛佩戴身上，可以提高人的繁育能力，不断壮大族群。最后，《山海经》中神具有死而复生的特性。刑天作为《山海经》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黄帝战斗争夺权力，黄帝将其头颅砍下，葬于常羊山，刑天依旧不屈不挠，将乳化为眼睛，肚脐化为嘴巴持盾操斧挥舞。刑天头颅被砍意味其生命终结，但其幻化身体获得重生，实现了死而复生。《山海经》中关于治病御毒动植物、生命永恒动植物以及死而复生的神的刻画，是先民在认识到无力改变死亡规律基础之上将人自身关注点放到外界，将寻求不朽生命寄托于外物，体现出先民在面对未知世界时的不懈努力以及与自然进行斗争的不屈精神。

(二) 《庄子》中的生死观

由于生存环境及其恶劣以及文明未启，原始居民在面对死亡来临之时总是表现出无限恐惧，追求永生成为原始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 2 ]。原始居民追求永生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以及所面临的死亡必然性的畏惧，从原始居民形成的原始思维模式出发形成的生死观即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便已经开始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且此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天然带有悲剧性色彩。从此悲剧性角度出发，“生”代表美好与光明，则“死”代表黑暗与不幸，因此，众人皆向生恶死，追寻永恒光明，探求永生之道。思考与探寻生命淳朴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是《庄子》一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之一。庄子继承发展老子“道是天地万物本原”学说，认为“道”是万物最根本的遵循以及宇宙初始本体。在老子理论基础之上庄子进行进一步阐释提出“道中有气”理论。“道”中“气”的不断运动是生命不息的原因，当万物自身“气”消失殆尽之时便是生命终结之时。“气”凝聚万物便获生，“气”消散万物则沉寂而亡。从根本上来说，《庄子》关于生命的阐释更加偏向于物理意义凝聚与消散，具有先秦时期哲学理论片面形而上学特色。《庄子》通过寓言神话反映其洞悉人向生恶死心理，将生命终结与世界本原相联系，强调万物生命终结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生”与“死”并非是完全二元对立，反其道而行，从“生”的艰难与痛苦反观“死”的逍遥与自在，肯定了“死”的正向意义与积极价值，缓解了人们对于死亡的畏惧，将“生”与“死”进行统一，形成“死生本质”的道家生命观。

(一) 《山海经》中的处世原则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传说、奇闻异事反映了先民们最原始的精神追求与灵魂向往，体现中华大地上最为古老、最为淳朴的精神内核，也深刻影响我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与处世原则。《山海经》中蕴含的原始精神是历史的悠久沉淀，也影响着我国传统社会至今的行为准则，主要包含勇于生存的不屈精神与敢于抗争的斗争精神。一方面，生产工具缺失带来的生产力水平底下以及生活经验不足导致原始居民生存物质资料缺失，同时面临天灾、猛兽等不可控因素威胁，生存环境困难，，生存问题是原始居民面临的首要问题，与生存问题进行斗争体现其勇于生存的不屈精神。原始居民无法征服强大的原始自然力，只能通过想象幻想将希望寄托于想象之中的自然万物之上。先民们不了解宇宙运行、日月更替内在规律，认为其中有神力操控，因此幻想出能够控制日夜交替的神——烛阴。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有一种叫烛阴的神，他的眼睛睁开即为白天，眼睛闭上即为黑夜，呼一口气即为炎夏，呼一口气即为寒冬。他不吃不喝，人脸蛇身，全身赤红，居住在锺山之下。以烛阴为代表的神具有控制自然的神力，是当时先民们的精神领袖，体现先民对于自然征服的渴望，将其勇气、憧憬寄托于神人之上。同时，《山海经》中存在很多死而复生的神，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刑天，与黄帝争而头颅被砍，他的生命并未由此终结，他化乳为眼，化脐为口，持盾牌继续战斗，体现先民面临恶劣环境仍然努力生存的不屈精神。另一方面，先民们不屈服于自然之力，不断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相互之间权力斗争等，将其敢于斗争的斗争精神展示的淋漓尽致。《山海经》中包含很多拥有特殊能力的动植物与自然斗争，神与神之间的权力斗争等都是先民敢于斗争的斗争精神的体现。

(二) 《庄子》中的处世原则

与《山海经》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抗争，顽强不屈的处世原则不同，面对社会环境的无奈，《庄子》中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处世原则。《庄子》中认为，万物生命都是相同的运作原理，“气”聚而万物生，“气”散则万物死，没有值得苦恼的事情。然而世人皆苦于命，《庄子》为解决众人人生之困，把困扰众人生存困扰分为三类，即天刑(生命消亡或身体残缺)，外刑(来自社会法律及伦理约束)以及内刑(人自身原因带来的苦恼)。基于天下万物同根同源并无本质区别的观点，《庄子》中认为三类困扰解决只要依据自然之气规律就非常简单。首先，面对天刑，这是非人力干预只能顺从的困扰，只能安之若命，别无他法。在《庄子·德充符》中提到，知道不能耐他如何，只能安之若命。在《庄子·大宗师》提到，生死是万物所不能阻止的事情，是顺从自然规律的事情。如果违背规律背道而驰，只能遭受痛苦。其次，面对外刑，这是社会法律及伦理等外在约束使人产生的困扰。《庄子》中认为，个人力量是微弱的，个人不能与社会做抗衡，应该爱护自己的生命，免受社会之害，保全自己。人处于社会中不能抗拒命运对自身做出的责任安排，达不到逍遥状态，但是要在条条框框的社会限制之中找到令自己安身立命的缝隙，做到游刃有余的在夹缝中生存。最后，面对内刑，即由于众人以自我为中心，沉溺于自我得失而产生的困扰。《庄子·应帝王》中提出人心应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告诫人们不能迷失于自我好恶，达到“乘物心游”状态。

(一) 《山海经》中的神人意象

《山海经》中神人意象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创世神人、英雄神人以及生活神人。三种神人分别寄托了先民的不同愿望。创世神人大部分是对人类起源、天地运行、自然万物等的阐释，解答了先民关于宇宙自然万物最为原始的疑惑。如女娲造人回答了先民人自何处来的疑惑；炽阴神眼睛闭合，长吁短呼解答了先民日夜为何更替、四季为何轮换的疑惑；以及其他神人解答了各种风雨雷电如何形成的疑惑。英雄神人大部分是用来反映先民精神面貌状态的。如刑天与黄帝争、精卫死而化鸟填海、盘古追日死而身体幻化成自然万物，这些英雄神人反映出先民在生存条件恶劣情况之下依然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精神。生活神人大部分是先民在生活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加以想象而形成的，是先民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的产物。

(二) 《庄子》中的神人意象

“至人”、“真人”、“圣人”等神人意象是庄子在《庄子》一书中塑造的最具理想意义的意象，对此类意象的理解主要需要集中在“无待”精神之上，即对待名、权、欲等的超脱以达到悠然自得的自由状态。《庄子》中神人意象还有两个共性即不死性与超脱物质性。不死性强调神人具有不死特征，即到达神人可以达到不生不死的境界。《庄子·大宗师》中将学道到达的“圣人”之后的状态描述为进入到不死不生状态，在此种状态之下与长生具有相似性。《庄子·在宥》中神人广成子在谈论长生之道时说生命至两千岁还没有衰亡，“形将自正”、“形乃长生”等表达出其已到长生之态。超脱物质性强调神人不受物质束缚，具有超自然能力。神人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如神人可以以风露为食，不食五谷杂粮，在《庄子·逍遥游》中就有关于神人吸风饮露描述；神人可以不惧水火，实现水火不侵，不畏暑寒，《庄子·大宗师》中就有神人入火不热的记载；神人可以上天入地，实现“上窥青天，下潜黄泉”。《庄子》中神人意象自在悠然、超脱常人，能够实现随心所欲，超脱物质之外。《庄子》中所记载的神人意象多侧重于饮食、水火、出行等超自然能力，寄托了庄子希望众人不被物质束缚的美好愿望。

(一) 经济发展

先秦时期诸侯争霸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我国农业转变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转型时期 [ 3 ]。从《山海经》到《庄子》时间基本与我国政治、经济转型时期重合，构成《庄子》形成的经济基础。奴隶制经济偏重于集体劳作大规模经济，集体劳作减少了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的依赖。然而，转型至小农经济，农业生产脆弱性增加，不利于规模化经营，导致经济结构及其脆弱，农业生产极度依赖于自然环境状况。自然环境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偶然性，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导致农民对自然充满敬畏，因此在实践基础之上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之中容易产生唯心主义观念，幻想出各式各样保佑农业生产的人格化对象。《庄子》中描述了很多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力不足，人们对于超自然能力的向往。《庄子》中同样强调顺应自然、遵守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强调违逆自然就会造成农业生产失败。小农经济本身的脆弱性也是《庄子》中强调清心寡欲，崇尚节俭的重要原因。

(二) 政治混乱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发，社会混乱，传统的礼乐制度、分封制度处于崩溃边缘，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庄子身处宋国，宋国统治者荒淫无度、残暴成性，是先秦时期著名昏君。宋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百家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提出各种治国理政的学说，各持其观点。庄子生活困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先秦时期平民阶层利益，《庄子》中所提倡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也是借此书中相关观点表达出战火纷飞年代平民阶层的呼声。国君杀虐无度、学士沉迷于功名利禄，上层阶级莺歌燕舞，贫苦平民流离失所，战争导致国家支离破碎，庄子面对沉痛现实倍感失望，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自然，希望众人皆遵从自然规律，清心寡欲，实现无为而治，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热爱自然之态，追求淡泊宁静，崇尚自由人生，这一切都反映在《庄子》神话寓言中。

(三) 理性精神

《山海经》中先民对于我国上古时期自然万物的描述，由于先民对于自然环境等认识处于无知状态，因此在《山海经》中更多的是反映先民对于自然的畏惧。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理性精神滋生，尤其是人们对于自然地理、数学天文等探究不断加深，揭开了自然神秘面纱。道家首先较为系统的探究了宇宙问题，提出“道”这一概念，将世界本原从“神”转化为“道”作为其宇宙观的逻辑起点。到庄子时期，其对自然奥秘探究进一步加深，理解更为深刻。正是由于庄子认识到宇宙浩大无边，人类在宇宙面前的绝对渺小，因此庄子更加激烈极端的鄙夷当时政治黑暗，坚持“无为而治”主张。《山海经》中所塑造的各类奇异形象也对《庄子》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其写作的积极借鉴。

《山海经》与《庄子》这两部带有神话色彩的古籍，在生死观、处世原则、意象等方面有显著差异，折射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先民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朝更加理性方向前进。

鞠佳霖,温蕾铃. 《山海经》与《庄子》之比较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Zhuangzi[J]. 国学, 2022, 10(04): 257-26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