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经典悲剧理论中的情节说、性格说、净化说等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用亚氏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悲剧弃妇长诗《诗经·氓》，分析其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的适用性，并探讨净化说的审美教育功能及其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旨在突出经典文学的教化及导向力量，并从中西方文论交流共鉴中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文学作品。

亚里士多德悲剧论，《诗经·氓》，情节说，净化说

Yachen Lin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Nov. 18^th, 2022; accepted: Dec. 4^th, 2022; published: Dec. 15^th, 2022

This paper uses Aristotle’s classical tragedy theory of plot, character, and katharsis to interpret the ancient Chinese tragedy, the long poem The Book of Songs: Vagrant,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theory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katharsis theory and its current significance, aiming to highlight the edifying and guiding power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literary works through the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Keywords:Aristotle’s Tragedy Theory, The Book of Songs: Vagrant, The Plot Theory, The Kathars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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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他在《诗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系统美学理论，使他成为西方美学的奠基者，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悲剧理论如情节说、性格说、净化说等基于人类共同的思想、道德和审美认识，具有世界文学的普适性，能够引起全人类人文精神和审美情感的共鸣。中西方思想文化中存在的很多共通之处，使得悲剧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用于分析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诗经·氓》作为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悲剧弃妇诗，激起了现当代无数女性的怜悯与同情，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怜悯与同情能够使情感得到净化，故本文将从西方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说、性格说、净化说角度出发，解读和探讨东方经典悲剧诗《诗经·氓》，探究其理论的适用性、局限性，并分析该作品对读者心理层面带来的洗涤教化作用及对现实方面的指导意义，以求通过中西方美学文化的碰撞来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与交流。

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与本文题目有相通之处，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帮助和指导。潘水萍(2008)认为悲剧带来的不仅是心理上的快感，在激发人们对现下处境更深体味与思悟的同时，更能引导人们走向深刻道德层面的善，并把“净化”一说扩大到整个文艺文化对精神或自然世界的观照层次；张树娟(2010)运用亚氏理论详细解读了经典作品《哈姆雷特》的悲剧情节、人物性格和净化效果，并着重探讨了莎士比亚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突破与创新；王丙珍(2013)认为读者从悲剧中获得的怜悯与恐惧具有教化作用，可以将人的心灵引向高尚，启示我们实现审美人生；张海丽(2015)从悲剧情节、悲剧人物、悲剧环境三方面分析了《大瀑布》，但对于净化效果的具体表现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张园园(2016)在用亚氏理论分析《追风筝的人》时从情节说、性格说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阐述，但并没有着重探究“净化”给读者带来的情感上的陶冶、心灵上的洗涤。在《诗经·氓》的相关研究方面，郑晓峰(2009)认为《诗经·氓》女主人公的婚恋悲剧原因不仅仅是时代风气使然，“礼义消亡”，更是因为女子没有生育；仲崇霞(2013)分析了《诗经·氓》中男子的求婚动机并从男女双方探讨了造成女子婚姻悲剧的深刻原因；刘峰(2015)揭示了周代男尊女卑的婚俗观念下人物的命运走向。

(一) 情节说和性格说概念

亚里士多德经典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 [ 1 ]。

亚里士多德提出情节即行动，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情节(行动)是悲剧的灵魂，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既然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而这种摹仿是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的，这些人的性格和思想就必然会表明他们的属类。也就是说，性格是人物行动的原因，其重要性占第二位。

悲剧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情节的“突转”和“发现”都不能违反人物性格，而应该是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情节的第三个成分是“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由于情节所摹仿的行动明显地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故情节也有简单和复杂之别。“简单行动”是指连贯、统一，人物命运的变化没有“突转”或“发现”伴随的行动。“复杂行动”则指其中的变化有“发现”或“突转”、或有此二者伴随的行动 [ 1 ]。

(二) 情节说、性格说在《诗经·氓》中的体现

《诗经·氓》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中收录的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女子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同丈夫从相爱、成婚到婚变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中的人物性格应该善良、符合身份并且前后一致、首尾呼应。诗篇开头“子无良媒”，女子在明知男子没有媒人的情况下还是和他约定了婚期，这体现了她的单纯天真和冲动；“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她劝慰男子不要生气表现出她的善良、心软及迁就；并且约定“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女子带着嫁妆毅然决然地与男子私奔，这与当时严格的礼法制度不符却又符合女子自由不羁的性格，更突出了女子的情深意笃与勇敢无畏。但是由于女子性格的软弱、冲动、固执，她做出了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错误决定，导致婚后情节就发生了“突转”——“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女子勤恳安贫，与男子同甘共苦，“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而男子却因她年老色衰而厌倦冷漠，女子陷入家庭暴力、出轨的“苦难”之中，情节的发展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女子长期以来的宽容与放纵、一味失去自我地付出，换来的只有男子的暴力相待，至此亚里士多德情节理论中的“发现”也已完成——置身于败逆之境的女子认识到了男子婚前婚后表里不一的行径。女子在多年的忍气吞声中终于爆发，没有继续将就这段相看两厌的婚姻，而是“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正如女子与男子私定终身时的坚定洒脱，她从怨恨和沉痛中醒悟，果断而又勇敢地道出心中所想，决绝地同男子一刀两断，完成了情节的第二次“突转”。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理解和定义，《诗经·氓》无疑是一部典型的具有开端、延续和终结的完整的悲剧。首先，从上述情节来看，整首诗都是对女子一系列行动严肃而又完整的摹仿，不断制造出情节的“突转”和“发现”，且两部分过渡自然、正常，赋予观众独特的悲剧审美感受。女子结局由逆境转入顺境，是一种理想的悲剧结局。其次，从最后达到的悲剧效果来说，女子不幸被弃的遭遇反映了古代男尊女卑这一深刻的社会根源，引起了无数现当代女性的共鸣，激起了读者对女子的怜悯和同情，以及对自身婚姻和未来命运发展的恐惧，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理论相呼应。另外，在人物性格方面，女子的性格比一般人好、比好人坏，符合理想悲剧人物的设定。亚里士多德认为性格是人物一系列行为的动因，性格缺陷将人物置于矛盾和抉择之中，女主人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人物，冲动固执的性格缺陷促使她做出了和男子私定终身的错误决定，正是这一“过失”酿成了女子被弃的悲剧结局。但悲剧人物的“过失”只是推动女子走向不幸婚姻的因素之一，不能看作是本质原因，女子意识到婚姻破裂之后也进行了积极的改变和反抗，最后的结局并不是她造成的。

朱光潜先生认为，决定悲剧结局的最终力量是命运而非“过失”。但命运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即便周代有追求恋爱的相对自由，但在父系社会中女性仍然摆脱不了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七出”(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 2 ])的婚姻制度使男子拥有结束婚姻的决定权。女子的悲惨命运从当时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封建夫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中已经可以窥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和形式无疑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相联系 [ 3 ]。面对当时的不公待遇和婚姻制度，女子没有选择权和话语权，其人物形象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她的惨痛经历只是阶级社会中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过失说、命运说虽有其道理，却也夸大了人物性格对悲剧的作用，忽视了宏观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重要作用。社会环境是人物形象存在的土壤，是其生存的空间，与人物性格又形成共生，从而影响人物命运。我们常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说社会环境决定了人物性格走向，造就了人物性格。因此，在讨论造成悲剧的原因时不能仅仅考虑“过失”，是周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走向。所谓的“性格”“过失”“命运”也只不过是一定的社会和环境的产物，即使女子没有任何过错、性格完美无瑕，当时的社会也会造成女子同样的不幸结局。

悲剧摹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可以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亚里士多德认为针对文艺的社会功用而言，悲剧效果在于情绪通过恐惧和怜悯而得到净化，而取材于家庭苦难的悲剧往往更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应。《诗经·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之所以流传于世，不是因为其情节的复杂、人物性格的生动，而是因为其主题思想的深刻，具有极强的醒世意义以及精神、情感层面的启迪和净化作用。

(一) 净化说概念

在古希腊，“净化”既是医学术语，意为“导泄”，即用泻药使身体中的多余或有害部分排泄出来 [ 4 ]；也是宗教用语，意为“涤罪”，指通过特殊的宗教仪式来祛除罪恶；同时也指情绪上的“疏泄”，这就属于医学、宗教和心理学的范畴。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净化”作用表现在能够激发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并把这种过于强烈的情绪宣泄出去，使人们的心理归于平静，所以有利于心理健康。他阐释了引发怜悯与恐惧的原因，即当人们看到这种灾祸降临于他人身上时，会回想起或想象出自己遭遇灾难的经历(并不需要与之相同的灾祸或经历，只是痛苦经验相似)，并对这种痛苦情绪有最直接的认识和感受，从而也就产生出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他还指出，过度的情感有害于理性，悲剧能够宣泄并涤除过度的怜悯与恐惧，从而有助于理性和道德的发展并陶冶情操，这就从心理学和美学两个角度阐释了“净化”的含义。

(二) 净化说在《诗经·氓》中的体现

人们之所以会被痛苦的情节所打动从而产生出怜悯和恐惧，正是源于自我的情感体验 [ 5 ]。读者在这合情又合理的悲剧情节中与诗中人达到人生角色的情感交流和共鸣，从女子被抛弃的悲剧里感受到同情和恐惧，怜悯女子为这段婚姻的付出以及对爱情的坚持和忠诚，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产生担忧；并以此为诫来观照、反省自身的不足与过失，规避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与之相似的错误；通过女子的苦难和不幸看明现实的真实处境，体会男尊女卑社会地位的根深蒂固和历史久远性，洞见他人本性的冲动、无度迁就、见异思迁等缺陷，从迷茫无措中找到正确的人生轨迹，吸取道德层面积极向上的因素，使内心潜在的消极情绪得到宣泄、疏导、调节和慰藉，并唤醒自觉的人生意识，推动理性意识的提升，激发主体的精神力量，改造和重塑自身韧性的灵魂，使情感得到升华和净化。

(三) 净化说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落脚于对读者消极情绪的宣泄和陶冶，是基于人类对世界共同的审美、认识和感情基础。具有悲剧美感的情节能够自然而然地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和共情，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排遣怜悯恐惧的情绪、调节精神状态，获得心理、情感的健康和平衡。情感的“净化”应指伦理道德意识的矫正或升华，旨在扬善避恶 [ 6 ]。“净化”一词的意义中也蕴含着读者与作品中的艺术世界进行精神交流获得情感体验及感悟后作用其自身的指导、规范和教化功能。“净化”不仅是对身心情感的净化和洗涤，而更在于人们得到精神教益和情感陶冶之后对自身生活的思考。“净化”将艺术欣赏与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将人物的悲剧人生与自身加以对照和比较。从精神世界获得的深刻感悟又将回到现实世界，促使读者排除杂念、矫正畸变的心态，激发出内心积极向善的天性，作出适合且正确的人生选择，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人格提升和品质高尚的境界。这正是“净化”发挥其审美教化、启迪人生作用的独特之处。

本文从西方文学理论经典——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弃妇诗《诗经·氓》，其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故事效果基本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但过失说单纯地从人物自身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适合解读和分析东方作品，没有考虑与作品相关的社会和时代因素，也没有全面揭示悲剧形成的深刻社会根源。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方文化存在着精神共通性，西方经典文论具有很高程度的世界普适性，这启示我们在吸收和转化西方文论时应该批判式继承、创新性发展，寻找西方文化与中国经典的契合点，以产生新的适用于中华文化的理论新知。

林雅琛. 亚里士多德悲剧视阈下的《诗经•氓》 Analyzing The Book of Songs: Vagra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s Tragedy[J]. 国学, 2022, 10(04): 252-256.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4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