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统制中国两千多年，其中的儒家伦理文化对国人留下了深重的影响，甚至在极度追求现代性的现代文学中也无法避免。《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无疑是处于由传统到现代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对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追求，却又深受旧时代儒家伦理的思想桎梏，特别是儒家伦理中的性别伦理、责任伦理在他们身上仍有深重的残留，并最终导致了爱情悲剧。将《伤逝》置于儒家伦理视野下来考察，能从一个侧面理解这个爱情悲剧必然发生的缘由，同时为建构现代中国人健康的新儒家伦理提供借鉴。

儒家伦理，《伤逝》，性别，责任

Diliang Kang

Liberal Arts Colleg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Oct. 9^th, 2022; accepted: Dec. 2^nd, 2022; published: Dec. 12^th, 2022

The Confucian culture has dominated China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and the Confucian ethics among them have left a deep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 even 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is extremely pursuing modernity. Juansheng and Zijun in Regret for the Past are undoubted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They have a modern pursuit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but they are deeply shackled by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the old times. In particular, the gender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 in the Confucian ethics still have a deep residue on them, and ultimately led to the tragedy of love. The study of Regret for the P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ethic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nevitable love tragedy from one side,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ealthy neo Confucian ethics.

Keywords:Confucian Ethics, Regret for the Past, Gender,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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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是追求现代性的文学，虽然社会主流思潮对儒家文化持激烈的反叛态度，但并不能阻止后者对现代文学的渗透和进入，儒家文化在现代文学中几乎随处可见。鲁迅可说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既在反叛儒家文化，又在深层无法避免的与儒家文化相联系，而儒家文化的核心便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依恃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也不容新文化阵营的人士轻视，以至他们本人也不得不接受它的制约，故新文化阵营内部对儒家伦理的实际态度常常也出现言行矛盾的情形 [ 1 ]。”鲁迅就是典型代表，他越批判国民劣根性，也许越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这种国民劣根性背后的儒家伦理对自己的影响，所以他要大声疾呼，以决绝的姿态与它决裂。但反过来说，鲁迅的一直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也证明了他始终无法做到与儒家伦理完全决裂，而这些也延伸到了他笔下的人物中，所以会有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等这些充满矛盾的处于新旧之间的人物。

《伤逝》中的涓生，作为鲁迅唯一一篇爱情小说的男主人公，历来便有人认为是鲁迅的自写照，也集中体现了儒家伦理作用于新文化运动唤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强大迫压。涓生与子君，都是受过新文化风潮涤荡而被唤醒的一代，他们有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有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也付诸了行动，有相识相爱，但最终却败在了相知上。他们的失败，有客观的生存危机压迫，但更是他们身上所残留的巨大的儒家伦理力量所致。在这里，鲁迅延续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的传统，儒家伦理置于被批判与反思的境地。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在“看/被看”中完成了鲁迅摆脱“彷徨”，获得“新的生路”的过程，也发现了传统儒家伦理与鲁迅的深刻联系。在《伤逝》中，体现的较为明显的儒家伦理应是性别伦理与责任伦理，本文将就这两方面来论说。

人世间“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 [ 2 ]，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是先天的，无法打破。但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这种先天的差别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性别文化意义，性别伦理在其中衍生。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则吻合” [ 3 ]。这就是儒家伦理中的性别伦理：男尊女卑，男权为大，女性则处于一个压迫和歧视的地位，“像中国其他许多成就一样，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种高明和完备的制度，而不是像原始部落的男性用臂力强迫女性生孩子那样的偶然现象 [ 4 ]。”在《关于妇女的解放》中，鲁迅对以儒家先师孔子为代表的道学家们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 5 ]。”这种性别歧视在鲁迅的时代是相当明显的，他不可能不注意到。中国的男性和女性久处其中，渐染恶习，深以为然，甚至追求男女平等的新知识分子也在潜意识里继续着男尊女卑，而始终不觉。这种性别伦理在涓生和子君身上是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的。

(一) 从反抗到卑怯的大男子——涓生

涓生和子君，都是受到了新文化洗涤的新青年。相比而言，涓生要比子君受到的影响大，因为子君是受涓生影响的。他们本该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新生活、新伦理，但是儒家伦理两千年的积威使得他们在新思想的背后仍残留着严重的性别伦理，成了不自由、不平等、不独立，最后，“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 6 ]。涓生一开始多么地像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青年啊，“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 [ 6 ] 一切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他口中迸出，让子君心驰神往。他享受到了一种启蒙者的快乐，而子君就是他的启蒙对象。而婚后，涓生停止了他对子君的启蒙，甚至也许他自己的启蒙也停止了。他开始暴露出传统的儒家伦理那一套：“男主外女主内”，将家务大都交给了子君，而他自己则未失业前“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失业后则忙着翻译，忙着躲避“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在通俗图书馆里踟蹰整日。而“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 6 ]。这样的分工不正是儒家伦理所提倡的吗？为什么子君不能出来工作，而只能在家里做家务？而后来当面对失业后的生存危机时，一开始两人都觉得“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生存都成问题时，涓生考虑的不是另辟新的生路，而是吃油鸡，抛弃阿随，以致最终觉得子君也是拖累自己，“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 6 ]。”对热烈纯真地爱着他的子君“冷冷地气愤和暗笑”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他将子君视为了什么？视为了一个“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的依附物。直到最后他从世交口中知道了子君的死讯后，面对无尽的悔恨和悲哀，仍然想到的是“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遗忘；为我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 6 ]。”子君为了他们的自由恋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涓生却要“用遗忘和说谎”做他“新的生路”的前导，仍然可以开始新的生路。是什么给他的权力呢？是这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给他的权力。实际上，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男子不仅是自由婚恋的实践者，“还是有资格为自由恋爱和结婚所遇遭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种种结果提供最终解释的社会舆论的制造者 [ 7 ] ”所以他可以在子君死后，将无爱归咎于子君婚后的不甘进取、自甘堕落。“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确实，涓生是一个卑怯而虚伪的大男子，有着根深蒂固对待女性的态度。他否定了与子君的爱情，造成了子君的死亡，又将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子君，而最后自己要承担的却是那么少，遗忘后便能新生。

(二) 从无畏到附庸的小女人——子君

子君一开始说出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 6 ] 多么振聋发聩，一度让人以为她觉醒了，是一个获得了人格独立的新女性。但通篇下来，可以看出子君并没有真正的获得人格独立和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她身上还保留着中国传统女性保守坚忍的特质和夫为妻纲的伦常，而这些正是传统儒家伦理对女性所规定的性别伦理。这些涓生在恋爱中便已察觉，当他将墙上雪莱的半身像给子君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 [ 6 ]，子君的不好意思显示出中国传统闺阁女子的特质，也说明子君潜意识里的男女性别伦理的思想包袱并没有除去。婚后，子君甘于成为一名隐没于涓生背后的家庭主妇，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过起了与鲁迅笔下的其他传统女性毫无二致的生活。子君给涓生所买的叭儿狗起名阿随，就流露出子君愿意遵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性别伦理规制女性的意味，从涓生一人而终。子君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她“自己的”，只不过是从父母的附庸变为了涓生的附庸，并且从生到死都是别人的附庸。她说出的那句宣言并不意味着她的觉醒，相反，最后更反证了她的受儒家性别伦理侵害。子君的离开源于涓生的逼迫，但她在离开之前仍然在为涓生打算，将几十枚铜元留给了涓生，颇有古代女子被休的意味。而她的为爱而死，原文没有交代她的死因，但我们可以大胆猜想，也许是父母逼迫她另嫁，她仍不愿背弃涓生。这样，也颇有儒家要求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意味。不管是否如此，子君的死都有一种殉道的意味。而这个道，便是儒家的性别伦理对于女性的规制。

(三) 潜意识里的性别认同

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压迫和歧视女性，并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为人们的文化自觉，使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觉。涓生和子君便是这样，他们本是追求新文化、新生活的新人，却又在潜意识里还认同着儒家伦理给予彼此的身份差别，在婚姻里夫为妻纲、三从四德，最终落得一伤一逝的结局而从未想到过是因为儒家的性别伦理。传统儒家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得涓生一直处于上位者的角色，而子君则是下位者即附庸的角色。所以涓生始终强势，子君一直都是温顺、贤良的小女人。婚后即使感觉到了涓生的“冷漠的镇静”，也不敢生气，反而要艰难地露出温和的模样来，说话也不似婚前那般自信，总是吞吞吐吐的。最后到了涓生逼迫她离开，说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时，她仍然“沉默”，“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 6 ]，而没有像独立的新女性那样大骂涓生负心薄情，至少有怨恨的神色。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对自己基于男女性别而导致的社会地位、权利差异是认同的，自愿接受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 8 ]。”其实，堕落与回来是同一条路，最终都是精神的死亡。子君最终没有成为娜拉，或者已经成为娜拉，但她都只能死去，而涓生却仍能苟活。不平等的性別伦理下，男性永远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是对是错由他去说，正如通篇子君的失语一般。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也是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从早期儒家的“克己复礼”、“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思想，到王阳明的“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 [ 9 ]，儒家形成了一整套的重责己轻责人的己他责任伦理，即谓“恕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是好的，儒家的责任伦理有它好的地方。《伤逝》全篇其实就可以看做是在探讨一个爱情悲剧的责任应该由谁担负的问题，涉及到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人与责己。由于通篇是涓生的手记，采取的是涓生的自叙视角，子君并未叙述，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探讨的便是涓生是如何处理责人与责己的责任伦理关系的。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 6 ]。”涓生以这样悔恨的语句开头，似可说明他的责己之深。“为自己”容易理解，“为子君”却令人费解。因为“一切关于逝者而说的话，不都是为了生者吗？……因此，所谓‘为子君’，本质上也还是‘为自己’ [ 7 ]。”所以涓生责己的深度是很值得怀疑的。通篇子君的失语，让一切变成了涓生的自叙，那么这是真实的子君吗？涓生又是否是在真实的叙述呢？这些都值得存疑。但仅从涓生自叙的话语来看，他有重责人而轻责己的倾向。在涓生的描述中，子君是一个失语的形象，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学生为爱出走到最后被涓生抛弃、失爱而又回到以前的大家庭，子君一直呈现在涓生的话语遮蔽下。在子君逝去后，涓生专门做下这篇手记来“为子君”忏悔。而忏悔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地遗忘，“我要遗忘；为我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 6 ] 遗忘，说谎，这篇忏悔便是在这样的基调中写成的。所以涓生的忏悔便是一个谎言，“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所以这是不得已的“悲哀”，“这‘悲哀’的本质乃是为自己‘辩护’，甚至也包括对于子君的‘怯懦’、不能像他一样坚强的抱怨与遗憾。……在他心中，真正主导的感情，乃是‘悲哀’，悲哀于社会的险恶，悲哀于子君的软弱，悲哀于自己的不得已而悔恨” [ 10 ]。这“悔恨和悲哀”后，他便可以像当初子君离开时一样“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然后嘘一口气” [ 6 ]，然后便可安心地“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这只不过是“第一步”罢了。

涓生是软弱和虚伪的，即使他在手记中百般矫饰，也无法遮蔽。涓生在手记中自认为对子君坦诚相待，可实际上“涓生不管是对子君，还是对自己，认识上都有点随便” [ 7 ]。他在叙述中大谈子君婚后思想的退步和堕落，可是我们很难找出他说自己的沉沦。涓生在自己的长篇内心独白中大谈忏悔，并试图掩藏他的迷茫、卑怯和虚伪。在涓生看来，他唯一应该“悔恨”的就是应该再忍耐几天，不该“将真实说给子君”，而“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负着虚伪的重担” [ 6 ] 走着所谓人生的路。涓生的忏悔是因为子君的死，但他却没有对由于自己的原因而造成子君的死进行忏悔。有学者指出，涓生的忏悔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带给子君灾难，那么这种忏悔实在是勉强的……是无过可悔的” [ 11 ]。但是涓生恰恰是不诚实的，他虚伪地营造了一个忏悔的“谎言”，为自己辩护，将自己带给子君的伤害叙述成“我可以说我的真实”。涓生是有很明显的自欺意识的，所以他的手记中经常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话，“超过她的冷漠”、“难堪的恶毒的冷嘲”、“冷漠的镇静”、“虚伪的温存”、“冷冷地气愤和暗笑”、“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 [ 6 ]，这些不经意的细节展示了一个在爱情中的人所无法想象的阴暗。所以最后当涓生看到“廋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 [ 6 ] 阿随跑回吉兆胡同时，涓生想到的不是替死去的子君好好照料它，而是赶快离开吉兆胡同，离开这子君的鬼魂。诚然，涓生是有责己的，虽然责己的初衷很可怀疑。他的忏悔为了遗忘其实也是来源于儒家责任伦理的，虽然人的本性便有忘记不好的事情。南宋理学大师李侗指出：“《语录》有云：‘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为悔。’来谕云：‘悔吝已显然，如何便销陨得!’……某窃以为有失处，罪己责躬固不可无，然过此以往，又将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积下一团私意也 [ 12 ]。”何意？责己不能过重。儒家本意是为了让人积极责己，不要陷入过度责备而日益消极。但后世人显然越来越将其作为有过悔之则已，悔之即可忘却的借口了。涓生秉持的便是这样一种伦理观：我写下了手记，为自己忏悔，也便自我救赎了，我便可以“遗忘”，可以“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只是李侗在这句后还说过：“到此境界，须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为何而来 [ 12 ]。”责己亦不可偏失。不过子君永远不会再责怪他了，也许她还活着也不会责怪涓生吧。

通过对《伤逝》所蕴涵的儒家伦理尤其是性别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必然发生的缘由。两个要追求自由、平等的新生活、新伦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骨子里原来还潜藏着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文化的幽灵，无意识地遵守着传统儒家的性别伦理和责任伦理，并毫无察觉。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认同让涓生和子君在一开始便不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交往的，同居后的两人更是回复到了传统家庭的模式——男主外女主内，涓生的大男子主义和子君温顺贤良的性格也彻底暴露。放在古代，这样的家庭并无不妥，在子君也无不妥，但涓生比子君受新文化冲击更大，他感到了这种生活与自己理想的背离，可他敏感而缺乏行动力，没有想到自己如何去主导改变这种生活，而是寄希望于子君的改变。而子君却被同居后琐碎的一地鸡毛而围困，自乐于做涓生的附庸而丝毫未感觉到自己正与自己无畏的宣言背离。两人的爱情在同居后便已开始破灭，悲剧发生只是早晚。至于责任伦理，上面谈到了涓生重责人轻责己，这就导致了他在两人相处过程中一定是经常发难的一方。即使他用力遮掩，但通篇都是他在向子君发难，吃油鸡，抛阿随，弃子君，最后子君的毫无怨言离去，让他的负罪感降到最低。如果不是子君的死，他可以不用忏悔。当然，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与传统相互抵牾的范本，启蒙伦理落败于儒家伦理，新青年成为启蒙危机的直接承担者，“新”的爱情理想以幻灭为结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此前一直试图打破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的统制，以彻底反叛的姿态来推翻它以重建全新的伦理。然而事实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儒家伦理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现代思想给予人们的不是自由、独立、平等的美好生活，而是时刻与儒家传统伦理相抵牾的矛盾痛苦。《伤逝》深刻地描写出了当时僵化腐朽的儒家伦理对新青年精神和爱情的无形戕害，使得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具有了更加深广的社会意义。同时，借由《伤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精神指向——儒家伦理是如何在无意识中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进而为在现代社会下我们应该如何重建一个健康的新儒家伦理提供借鉴。

康地粮. 儒家伦理视野下的《伤逝》 Regret for the P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Ethics[J]. 国学, 2022, 10(04): 217-222.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4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