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其他个体或其他团体的承诺、事实陈述或行为认为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程度，是形成与维持人际关系和获取社会支持重要条件 [ 3 ]。Rousseau等人将人际信任界定为“建立在对他人的行为一项和实际行动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干预托福(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 [ 4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提供个人心理支持和行为指导可以避免压力事件的不利影响并形成增益作用，这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益 [ 5 ]。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源，人际信任有助于改善安全感。在信任和安全感的氛围中，个人会少感知威胁和紧张局势，并且更容易体验幸福。研究已经证实，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呈正相关 [ 6 ]。然而，随着我国家的快速发展，国家物质环境和文化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生活各个领域的信任缺乏和信任值的递减降低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并严重动摇了公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 7 ]。因此，本文将从整体层面对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人际信任促进主观幸福感感增长，即两者显著正相关。

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焦点之一，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正向的人格特质，代表人们总体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 8 ]。国外对乐观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主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乐观和主观幸福之间的联系研究仍然缺乏，未有定论。我国学者不仅研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而且还研究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的影响 [ 9 ]。目前幸福感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即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都是评价个体生活质量的有效指标，但其侧重点不同，主观幸福感更加侧重从情感体验和总体评价来定义幸福。从这个层面来讲，乐观人格与情感体验密不可分 [ 10 ]。Diener也把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心理指标，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信念和认知倾向，是人们对未来事件结果的一种积极的期待，它可以预测身体健康水平，也能够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在Diener的研究中，乐观的个体用积极的心态评价和参与发生的事情，能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 [ 11 ]。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乐观人格促进主观幸福感增长，即两者显著正相关

以往的研究中，更多侧重于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考虑到乐观人格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可以推断出乐观人格与人际信任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基于上述推论，本文将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共同纳入到此次对于公民幸福感的研究中。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乐观人格在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于2020年10月1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该调查包含核心模块、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和家庭问卷者三大模块，在抽样方法上结合多阶段和分层概率，受调查人群覆盖面广且效力强，共获得有效样本12,582份，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为主观幸福感、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在删除变量缺失值后，可供本研究使用的样本容量为2830份。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Y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P ( Y = 1 | X 1 , X 2 , ⋯ , X n ) (1)

式中：P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条件概率；X为主观幸福感相关自变量因素；α和β分别为Logistic回归模型截距和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

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ln P 1 − P = α + ∑ i = 1 n β i X i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P与不发生的可能性( 1 − P 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o d d s = P / ( 1 − P ) 。

模型1显示了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 户口，户口对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2) 年龄，年龄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中年人与老年人相比具有较高的幸福感，青年人则有更高的幸福感，侧面反映出我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公民带来了更良好的生活环境(p < 0.001)；3) 政治面貌，政治面貌与公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身为党员则有更高的幸福感(p < 0.05)；4)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5)；5)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01)；6)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人群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经济状况越好，则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01)；7) 普通话水平，普通话水平对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

模型2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人际信任变量(见表2)，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人际信任 = 2 (比较不同意)的系数为0.654，人际信任 = 3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的系数为0.454，人际信任 = 4 (比较同意)的系数为1.269，人际信任 = 5 (非常同意)的系数为1.291，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际信任的提升，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系数数值随此提升，这表明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与主观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验证假设1。分析结果可得，人际信任能显著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推进诚信制度构建，提升个体信任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提升个体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模型3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乐观人格变量(见表2)，结果显示乐观人格对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乐观人格 = 2 (经常)的系数为0.542，乐观人格 = 3 (有时)的系数为1.413，乐观人格 = 4 (很少)的系数为2.003，乐观人格 = 5 (从不)的系数为2.557，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际信任的提升，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系数数值随此提升，这表明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与公民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验证假设2。分析结果可得，乐观的人群积极正面的情绪会更多，也就更易感受到幸福，应积极创造培育个体乐观人格的良好环境，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

表2. 控制变量、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拟定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Subjectivewell-being = c Interpersonaltrust + Controls + ε 1 ， (3)

Optimisticpersonality = a Interpersonaltrust + Controls + ε 2 ， (4)

Subjectivewell-being = c ′ Interpersonaltrust + b Optimisticpersonality + Controls + ε 3 ， (5)

在这些公式中，Subjective well-being代表主观幸福感，Interpersonal trust代表人际信任，Optimistic personality代表乐观人格，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c、a、c'、b为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式(3)(4)(5)的结果都用于检验假设3：乐观人格在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效应的逐步检验步骤，第(3)栏中人际信任的系数为0.341 (p < 0.001)，第(4)栏中人际信任的系数为0.659 (p < 0.001)以及第(5)栏中乐观人格的系数0.691 (p < 0.001)，同时，第(5)栏中社会公平感的系数0.659要小于第(3)栏中社会公平感的系数0.681，且根据模型4 (见表2)在将人际信任、乐观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一同放入模型检验后显示两个自变量依然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判断三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乐观人格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故假设3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