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支持

德国在经济支持方面主要有现金补贴和税收减免两种形式，涵盖儿童津贴、父母津贴、住房儿童金、儿童免税额等多项内容。儿童津贴是指国家向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有两种给付形式，分别是现金补贴和税收减免，财政部门会根据家庭情况判断何种方式对家庭最有利，其标准是平均每胎231欧元(1597元) [ 6 ]；住房儿童金用于缓解有子女的年轻父母购置新房的压力，其标准是每个儿童1200欧元/年(8404元)，共发放十年；儿童免税额是对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税前扣除额，包括儿童基本生活费和儿童教育花费两部分。父母津贴是在产后12~14个月的育儿假内父母享受的国家补贴，补贴额每月最低为300欧元(2280元)，上限是1800欧元(13,680元)。

2) 时间支持

德国法定带薪产假包括产前6周和产后8周，共14周的时间，在此期间的生育津贴金额等于平常税后工资。此外德国还有3年的无薪育儿假期，其与上文提到的父母津贴相结合，联邦政府发放的津贴数额为其休假前平均月收入的65%至67% [ 7 ]。若父母双方都休假，则可领取14个月的补贴；若只有一方休假，则领取12个月的补贴，政府通过这种方式鼓励父亲使用育儿假 [ 8 ]。

3) 社会保险

在社会保险领域，德国为有儿童的家庭也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和支持。在养老保险方面，为了帮助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在职场中处于劣势的妇女而设置的育儿养老补助金，该政策规定，在3年的无薪育儿假期间，父母一方(以母亲为主)有权享受政府代缴的养老权益。在失业保险方面，若参保人家中有子女，则领到的失业金金额会比无子女情况多失业前月工资的7% [ 9 ]。在医疗保险方面，参加了法定医疗保险和法定护理保险的参保人，其未满23岁或继续求学的未满25岁的子女可零付费参保，享受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 [ 10 ]。

1) 托育服务

德国托育服务的不断发展体现出政府加大了支持家庭生活的力度：第一，法律保障。2008年德国出台《儿童托育促进法案》，规定自2013年8月起，所有1岁及以上的儿童都有权利进入日托机构 [ 11 ]，如果当地政府无法满足家庭中婴幼儿的入托需求，则政府需为其配备专业的保育员入户服务 [ 12 ]。第二，财政投入。数据显示，德国2/3的托育机构都是由非盈利组织创办的，如教会和慈善组织等，政府则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和管理 [ 13 ]。截止2016年，联邦政府已投入72亿欧元发展公共托育服务，共增加了约45万个婴幼儿托位 [ 14 ]。同时计划在2021年拨款35亿欧元进一步发展托育服务。第三，需求导向。为了适应父母工作时间灵活、看护婴儿时间不确定的状况，部分托育机构便采取了延长托育时间，开放夜间、周末等看护时间的措施。

2) 儿童与家庭支持服务

德国《社会法典》中的第八部分《儿童与青少年专业服务法》强调提供广泛的“预防性和支助性措施，帮助照顾和教育家庭中的儿童”，并规定了四大类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的社会服务：第一类是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服务，包括课外教育、心理咨询等；第二类是为家长提供的包括家庭培训、离婚咨询在内的稳定家庭关系的服务；第三类是为低龄儿童提供的日间照料服务；第四类是为家庭提供补充性服务和替代性服务，其中，替代性服务是指寄养家庭或者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这些社会服务通常由慈善联合会等非政府组织提供，其资金则由青少年事务局提供支持，通常在社区服务中心、志愿机构和教会设置服务处并通过上门服务和接待咨询等方式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所需服务。

1) 儿童与家庭津贴

瑞典政府向有子女的家庭以津贴形式提供支持，目前主要有儿童津贴和儿童照顾津贴两种形式。始于1974年的儿童津贴制度覆盖所有16以下的瑞典儿童，补贴标准是每个儿童1050克朗/月(≈681元/月)，并且补贴数额随家庭中子女的数量递增 [ 16 ]。1994年开始设立的儿童照顾津贴覆盖所有1~3岁之间且没有接受托育服务的儿童的父母，这项补贴每月最多3000克朗(≈1947元)。然而这项补贴在瑞典也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妇女的陷阱” [ 17 ]，可能会使妇女失去工作机会，因此随着执政党的更替，这项政策也时有时无。除此以外，在住房保障方面，瑞典政府对每月住房花销超过1400克朗(约1065元)的有子女家庭进行补贴，补贴金额取决于子女数量、家庭收入和住房费用 [ 18 ]。

2) 产假与育儿假

瑞典还设立了多种假期，其中包括产假、育儿假和临时父母假等，为父母照顾孩子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薪资保障。首先是产前带薪假，孕妇可在生产前的2个月内享受50天的带薪产假，在这期间的薪资补贴大约是平时收入的80%。其次，瑞典是第一个设立产后带薪育儿假的国家，如今的政策是在孩子0~8岁之间，父母可享有带薪育儿假480天，其中父亲和母亲各自有90天不可转移的假期，这也增加了父亲参与家庭照顾的比例。育儿假的前390天可以得到休假前收入的80%，对于没有工作的父母来说，前390天也可获得250克朗/天(185元/天)的补贴，其余90天则统一按照费率支付补贴 [ 19 ]。同时，育儿假的使用时间十分灵活，既可以选择大段连续时间，也可以选择一天中的某个时段休育儿假。在社会人口红利的现实需求下，瑞典政府又出台政策表示2014年之后出生的子女其父母的育儿假可延长至孩子12岁 [ 20 ]。最后，用以为12岁以下儿童生病时提供给其父母的120天带薪临时父母假也是瑞典政府儿童照护政策的重要一部分，其补贴标准是休假前工资的77.6% [ 21 ]。

1)托育服务

瑞典的儿童权利意识还体现在对于幼儿受教育权的绝对保障，并通过1995年出台的《儿童照顾法》对地方政府在儿童照顾上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瑞典的幼儿教育分为两部分，为1~5岁儿童提供的托育服务以及为6岁儿童提供的学前教育。整体来看，瑞典的托育服务机构可分为幼儿园、开放幼儿园和家庭日托中心三种。幼儿园提供全日制的早教和照料服务；开放幼儿园为父母和孩子提供共同的活动场所；家庭日托中心是登记注册的保育人员在家中提供的看护服务。瑞典政府在1998年设置了1~5岁儿童的“全国教育课程”，使得学前教育成为了全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 22 ]。随后，瑞典政府出台学前教育学费限高令以满足低收入家庭入托的需要 [ 23 ]，明确规定所有儿童，无论其家境如何，都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2) 联系家庭服务

瑞典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的典型做法是“联系家庭”或“联系人服务”，是指为18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每月1~2个周末，或当儿童自己的家庭临时出现问题时提供的陪伴和留宿服务。此类服务方式与英国的喘息护理服务有相似之处，本质上都是一种支持家庭的临时性服务。联系家庭和联系人服务最早在1982年的《社会服务法》中设立，这使得志愿者和非专业人员加入到瑞典儿童福利的提供主体当中。2000年，在瑞典每1000人当中就有10人参加了这项服务 [ 24 ]。整体上联系服务的开展较为灵活和自由，儿童福利部门主要负责确认其资质并对联系服务的开展情况进行一年两次左右的监督 [ 25 ]。

3) 儿童与家庭支持服务

瑞典各地方都有着较大的自治权，因此各市镇以及各市下辖各区所设立的儿童和家庭福利组织都不尽相同。以马尔默市的玫瑰园区为例，该区设有负责儿童和家庭福利工作的社会福利委员会，委员会又下设社会服务办公室以及儿童和家庭中心。社会服务办公室主要负责回应强制报告案件，儿童和家庭中心由多名社会工作者组成，主要负责：第一，进行家访以及对有犯罪记录的儿童进行特殊照顾。第二，为儿童寻找联系家庭或寄养家庭，确认其资质后与其签订合约，并定期支付薪酬。第三，调解家庭与寄养家庭之间的矛盾并帮助家庭做好被寄养儿童回归家庭的准备等 [ 26 ]。

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是典型的低福利、补救型福利模式，主要依靠市场发挥作用 [ 28 ]，政府对家庭的帮助和支持微乎其微。首先，美国的儿童津贴具有补缺性而非普遍性，儿童津贴只提供给贫困儿童、孤儿、残疾儿童及其他困境儿童，其目的只是为了遏制贫困，避免虐待和疾病。主要的补贴项目有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TANF)和个人所得税抵免(EITC)。TANF的资金使用灵活，既可用于现金补贴也可用于社会服务事业，其目的在于帮助贫困家庭、避免未婚先孕、减少福利依赖和维持家庭关系 [ 29 ]。建立于1975年的EITC旨在促进就业和减少贫困的发生，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可在报税后根据收入水平和子女数量得到部分或全部的退返税额。其次，美国缺少全国性的带薪产假，法律只规定了12周父母都享有的无薪产假，而目前全国只有3个州实行带薪产假。最后，美国的托育机构以私营为主，进行市场化运营，政府资金补贴相对较少，父母承担着近60%的托育成本 [ 30 ]。

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儿童被看作社会的财富 [ 31 ]。美国儿童福利服务一直致力于为儿童提供长久、安全的居住环境，并主张国家干预，对于遭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儿童保护机构会介入并将其带离原家庭接受家庭外安置。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发生了改变，逐渐从“解救儿童”向“预防保护”、“回归家庭”转变 [ 32 ]。在美国目前的儿童福利环境下，通过社区发展资源丰富的服务系统来支持家庭特别是弱势家庭来照顾和保护儿童的方式已经初具规模。

1993年《家庭保护和支柱倡议》的出台，使美国儿童保护工作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在资源、功能方面的限制，正式的儿童保护机构无法单独做好儿童保护方面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资源参与到儿童保护中来，以提供持续性服务，而这些资源则通过社区得到了整合。政府部门在社区服务系统中起着核心领导的作用，负责召开联席会议和购买服务，各社会组织、机构则相互合作为儿童和家庭提供覆盖儿童虐待和忽视的预防、介入、后续跟踪的全过程服务。这些服务组织往往会共用一个工作地点，在社区周边的学校或者家庭资源中心，方便有多种需求的家长寻求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合作伙伴之间的工作沟通、信息共享，寻求帮助的家长往往只需填一份通用表格就可以满足各个服务机构的调查需求。

其中，具体的服务内容可分为一级预防方案和二级预防方案。一级预防方案旨在增强非正式网络的凝聚力，树立公众对于儿童养育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识别有儿童虐待和忽视风险的家庭。比如为新生儿家庭提供家庭护理的达勒姆家庭倡议计划(DFI)、提供教育和就业培训的预防倡议示范项目(PIDP)和以研讨会形式教授育儿知识的积极抚育计划(Triple-P)；二级预防方案则是针对在一级预防方案中被识别为有儿童虐待或忽视风险但未报告给CPS的家庭提供服务。其中以家访项目为代表，主要为贫穷且有孩子的母亲提供上门帮助，这种服务往往从母亲孕期开始，其目的是帮助父母掌握他们的角色和养育子女的能力。目前美国的家访项目模型已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评估，被广泛证明能够减少儿童虐待和忽视 [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