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社区，村民委员会是管理社区、提供基层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及艰巨性，基层干部很难兼顾到每个人的利益。而社会工作恰好具有整合社会资源、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层次服务的优势。在农村，通过基层社会组织及社会服务机构的链接，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对接现有资源与有需要村民，满足其资金、技术、资源的匮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乡村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村民文化程度不高，即便得到政府资金拨款救助，也很难使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当地社会工作者主动带领村民找特长，并根据自愿报名原则确定产业帮扶人员，带领村民因地制宜，根据地形种植坡地桃、中药材，在桃树下放养鸡、养殖中蜂，并逐步拓宽销售渠道，建了销售中心和扶贫超市实体店，试点扶贫超市所在地的居民可以直接购买天然无公害的产品，实现了农户与市场的直接对接 [ 1 ]。乡镇政府则来定期发放产业补助与监督产业发展情况。通过收入的提高与居民就业技能的增强，给村民树立了通过自我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

打造优良乡风文明，提升居民文化素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消除居民以往那种“贫困最光荣”、“一代穷，代代穷”、“坐享其成等救助”等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树立新时代新发展的理念，定时开展国家有关乡村发展的政策并解读给村民，了解国家时政大事，抵制迷信观念与谣言，做新时代的主人翁。同时，积极开展传统文化的阅读活动，举办文化节，陶冶居民情操，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黎平县双江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在3名社工系教师的督导下，招募了大量社工系学生开展驻校社工服务，为当地学生开办儿童成长小组、儿童琵琶歌队等兴趣小组，开展民族文化汇演等活动，丰富学生课余及假期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还举办了亲职教育工作坊，促进家长家庭教育能力提升。

我国农村弱势群体众多，受教育程度偏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仅有少部分人能得到妥善安置与照料。以残疾人为例，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资料调查，我国农村残疾人达6225万人，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75.04% [ 2 ]。若无外力干预，农村残疾人很难通过自身能力改善自我的生活质量。社会工作的参与，可以有效促进残疾人的能力建设，改进其生活质量，提高其就业能力。在武汉市，有社会工作机构通过调查农村残疾人需求，与残疾人专职委员进行合作，充分利用、整合残联、村委等资源，挖掘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号召各方人员及各个群体都共同参与到农村残疾人服务中来，同时，还将农村残疾人家庭也纳入服务的范围，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使得农村残疾人服务更为全面，通过微观个案服务与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确保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 3 ]。

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于农民，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提升居民幸福感至关重要。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对于维护农民权益、实现民主治理有重要意义 [ 4 ]。社会工作参与基层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底层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为此，社会工作者组织村干部、长者、志愿者等成立治理委员会，为乡村建设献言献策，引导村民有序参与集体活动，激发居民主体参与意识，化解居民个人矛盾，团结村民力量，培育社区资本。在山东省H村，社会工作者协助当地成立乡贤会，采取“村两委 + 乡贤”的形式，发动村民参与自治，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 5 ]。

社会工作在乡村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对社会工作专业了解的人并不多。相较于城市相对完备的基础设施，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大都比较恶劣，基础设施更为落后。社会工作者进入乡村地区后，衣食住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物质生活条件差，巨大的落差感使得很大一部分社会工作者不愿意进入乡村进行服务，尤其是一些来自大城市的社会工作者 [ 6 ]。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复杂的伦理关系使得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很容易陷入多重伦理困境，除了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容应对，实务经验尚不丰富的从业者可能对农村社区怯而止步。此外，伦理抉择也影响着社会工作者介入。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大多依托于社会服务机构与政府的购买服务。在农村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限制，对社会工作的服务购买较少，也缺乏相应的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政策，导致社会工作人才外流至大城市。社会工作机构属于非营利机构，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与支持，就会发展缓慢甚至中断服务。种种原因致使农村社会工作方面存在极大的人才短板，人才作为服务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的短缺必然导致服务难以为继。

社会工作有着专业的知识架构、价值理念、服务方式与活动目标。在农村开展服务时，由于服务群体问题与需求的多样性，社会工作会开展多种服务与链接各种资源对服务对象进行综合介入，这是由于社会工作在实务场景对所学知识运用的灵活性所决定的。因此，在农村，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服务会呈现碎片化、分散化的特点。过多的行政性与志愿性工作会使村民觉得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服务不专业，没有成效，模糊其与日常服务的界限，质疑其专业性。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容易受到政府行政性工作与村民志愿性工作的干扰，模糊其服务的专业性，丧失其独立性，继而导致对自身工作定位失衡，丧失工作动力。

当前社会工作在农村的服务侧重于特殊个体、困难家庭与弱势群体。这样的逻辑强调的是介入的具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但忽视了社会工作的整体性功能特征，封锁了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拓展，未能全面发挥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价值意义 [ 7 ]。此外，由于社会工作开展服务具有时间限制，一旦服务目标达成，社会工作者便会与服务对象断开专业关系，不再继续提供服务，致使服务的连续性不强，很容易使服务群体再次回到之前的窘境。此外，服务的中断也可能因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中断而终止。社会服务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组织，缺乏自身造血功能，容易因为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服务被迫中断。如果不能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与服务场所，服务的长效性很难得以展现。

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技能与知识对于农村基层服务的改进与文化的建设具有很大意义。但由于目前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匮乏，需要培育较之专业社工更稳定更接地气的本土农村社会工作者。2021年3月2日，民政部举办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2021年度第一季度调度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以视频会方式汇报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展情况。伴随社工站的建设与完善，要大力发展农村骨干力量如村干部、年轻党员等等加入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虽然他们专业知识欠缺，但也能发挥独特的优势：他们扎根于本土的文化背景，他们有服务农村的意愿；他们有一定文化基础且乐于接受新知识；他们了解本土乡风民俗和风土人情，熟悉本地文化。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不仅需要建设专业人才队伍，还需要培育本土人才队伍。这种方式在实施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中，已经不同程度发挥作用，支持与培育这些地区人才发展十分必要。

在我国农村，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感到陌生，他们不知道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更不会主动去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当农村居民在生活遇到困难或困境时，第一想到的会是求助亲戚邻里，然后是村委会，最后是政府。为了让社会工作更好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与建设，民政部于3月12日召开会议商讨了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社区建设，鼓励和支持乡贤和各界社会人士参与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形成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工作机制。除了制度政策的保障，社会各界也应该对社会工作的理念予以宣传，以村委会、社区的形式开展讲座、大会、活动的形式，让社会工作走进农村，让社会工作服务于农村。

目前，为了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农村地区开展服务，民政部已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尽快出台地方性的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计划并督促实施。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势必会吸引社会工作人才走进农村，服务农村。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尽快配套相应的社会工作人才福利待遇，让社会工作“走的进来、留的下来”。本土社会工作人才的招募与培训也应该提上日程，在专业社会工作的督导与培训下，一同参与基层农村治理与服务。随着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壮大，开展服务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与细化，避免资源的浪费与服务的重复，将社会工作的服务贯穿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要有针对性地增强自己的能力。了解当地政府包括民政部门的工作内容和程序，协助政府做好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工作；了解当地社情和文化，善于和能够与乡村干部合作，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建设乡村的互助网络；了解当地的生产知识，可以在发展“新集体经济”中发挥作用；善于链接资源(政策的、各部门的、村内外的)，发展乡村社会资本；要链接、协调多方力量(教育、卫生、工青妇等)开展工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协助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推展专业社会工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仅依靠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基本公共服务是不够的，必须兼顾村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提升居民的文化、教育、技术、经济等多方面能力的共同发展，建构以共享发展为核心的服务理念。要做到这些，必须植根于乡村的具体实际境况、现实场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开展特色服务。通过弱势群体救助、就业技能培训、特色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乡风文明培育等核心路径来实现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动力重构。在此过程中，依靠着政府政策与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支持，社会工作者也能长期稳定地开展服务，使服务效果精准化、持续化、长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