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恰当的翻译首先要能把握原典中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其次，应注意辨析古代经典文本中某些概念的深刻内涵与多元层次；最后，翻译应当适当地“留白”，须在明白晓畅与浑沌模糊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道德经》，《坛经》，《庄子》，英译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aodejing, Platform Sutra, Zhuangzi as Examples

Rongkun Zhang

Hujiang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Mar. 11^th, 2022; accepted: Apr. 11^th, 2022; published: Apr. 18^th, 2022

Firstly, a proper translation should grasp the original concern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Second, it needs to clarify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multiple layers of meaning with regard to some concepts within the classics. Lastly, it is better to leave some room and keep 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clearness and ambiguity.

Keywords:Daodejing, Platform Sutra, Zhuangzi,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beplay安卓登录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越来越多地被翻译为英文，文句英译时出现的问题便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则以《道德经》、《庄子》、《坛经》的英译为例，谈一谈哲学经典在由古文言语句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个恰当的翻译必须能准确地把握并能清楚地凸显原典中哲学家的问题意识。《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有这样一段话：“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对这段话的翻译其实是有不少歧见的，比较有名的几个版本的翻译都不一样。其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句话，James Legge翻译为，对我好的人，我对他好；对我不好的人，我同样对他好，如此一来，我们都可以变好 [ 1 ]。Arthur Waley翻译为，好人我赞同他，坏人我也赞同他，那么坏人也可以变好 [ 2 ]。可以说，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别是很大的。对于中文文本中的“善者”而言，就有“对我好”以及“好人”两种翻译方法，而所谓的“德善”，就被笼统地理解为“都可以变好”以及“坏人可以变好”，都在说明我的待物方式达成的一种好的效果。两种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讲得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一种翻译更贴切呢？

在这一情况下，判定翻译是否贴切的标准就在于省察这段文本在整个《道德经》的意义脉络中所呈现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而一个恰当的翻译应当贴合、符应这种问题意识。我们先来看《道德经》中老子对“善恶”问题的基本态度：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三十八章》)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二十七章》)

老子认为，真正的“上德”，或最高的“善”，能够超越善恶的二元对立，甚至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恶”，也能保有同情感通、一体包容、体谅接纳的态度，因此呈现宇宙性的伦理关怀。赖锡三先生指出，“‘下德’的否定是为了建立一个绝对肯定(上德)的道德基础、伦理价值。这样的道家式伦理学，从消极面看来呈现出：无为、不争、处下、处卑、功成身退；它的积极面则是：慈、柔、容等绝对尊重与包纳的爱。这种来自于‘得一’的体道冥契体验，如照史泰司的观点说，必能产生甚深的同情感通之爱。” [ 3 ] 如果能把握到老子对于“善”所持有的这个基本立场，便会发现，另外一位译者Charles Muller的翻译更准确，他翻译为“I treat the good as good, I also treat the evil as good.” [ 4 ] 也就是说，善者，我对他好；恶者；我也对他好，这一点虽然Arthur Waley也翻译出来了，但是，Muller随即能够点明，This is true goodness (这是真正的善)，他用“真正的善”来翻译“德善”，要比Arthur Waley翻译的“我们都可以变好”更准确，因为“真正的善”这个概念一点出，即可凸显《道德经》谈“善恶”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尤其是对“恶”的态度。也就是说，能贴切地体现经典文本中问题意识的翻译，才可以算做一个好的翻译。

翻译古代经典文本时，尤其应注意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谈的某些概念自身有极为深刻的内涵，也有丰富的层次，如果不加体会与分别，笼统地翻译成一个对应的英文单词，就会失去其中蕴含的深刻义理。例如，《坛经》中有一段话：“知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忏悔第六》)现今最权威的翻译是Red Pine的版本。不过，他把“知”和“慧”，合并地翻译为了智慧(wisdom) [ 5 ]。但实际上，“知如日”中的“知”，以及“慧如月”中的“慧”，应当分别翻译为knowledge和wisdom。因为“知”在慧能的思想中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它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慧能对于修行工夫的认识。

虽然慧能将“无念”、“无住”、“无相”作为修行的工夫，提出自性常明的顿悟法门，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知”。他说：“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若将“百物不思”的无知无虑作为坐禅的方法，则会执着于“空”而被法束缚，此为一边之见。不仅如此，慧能对于“知”的作用也有独特的见解。《坛经》中曾记载慧能与弟子法达的对话：“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机缘第七》)也就是说，虽然最重要的是把握佛经大义，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记诵经文。认知功能为人所本具，只要能发挥恰当的功用，即是合理而可以被肯定的：认知必须导向实践，实践佛经大义相对于记诵本身，应当是第一义的。不仅如此，慧能还尤其提醒，认知记诵佛经，需要明了其中的譬喻言词皆是方便法门，都是为了说明唯一的“一佛乘”。由此可见，慧能在《坛经》中明确探讨了“知”应有的地位和功用。如果忽略了“知”在《坛经》中的独立意义，对于《坛经》本身想要传达的思想而言，就少了一个层次。因此，就上文提到的翻译而言，便不能把“知”和“慧”一起笼统地翻译成wisdom。在此意义上，Philip B. Yampolsky的版本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把“知”与“慧”分别地翻译成knowledge和wisdom [ 6 ]，从而给“知”留出一个位置，因此能完整地展现《坛经》的思想。

翻译应当适当地“留白”，在此将以《庄子·养生主》中的一段文本作说明：“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这段话字面的意思是，公文轩见到右师这个受过刖刑而失去了一只脚的人，问他，你是天生独足，还是后天人为造成的呢？公文轩回答说，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天生使我只有一只脚，人的形貌是由上天赋予的。如果这样顺着读下来，其实是会产生很多疑问的，如果不做深入探究的话，文义也不是十分清楚。

相对Burton Watson的《庄子》译本 [ 7 ]，Brook Ziporyn的翻译应当是现今最通行且最完善的英文译本 [ 8 ]。对于上述文本，Ziporyn或是为了保证文义的明白晓畅，将右师的回答清晰地诠释为：是“天”的原因，而不是“人”的原因。“天”造物保证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然而人在以形貌区分个体事物时，常常将事物作人为的归类。

Ziporyn的翻译相对庄子的文本本身，显然已经加入了自我的理解而使文义变得更为清楚。然而，这段文本的文义虽然模糊，但正因为这种不清楚，才创造了巨大的诠释空间。如果换一个诠释角度，我们从这段文本中也可以读出庄子对于儒家所谓“道德”的理解，以及对于“命”的理解：即便因为道德的过错，因为人为的原因犯错受刑，但真正理想的人格，一个有德的人，仍然可以如同天命一样安然地接受他所遭受的不好的结果。与儒家成就道德的视角不同，庄子始终是从人生命实存的角度去理解许多问题的，包括从生命实存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意义。

当然，这种理解也只能看做诠释上述文本的一个角度。但对于翻译者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应给原文留下一定的“诠释空间”，要适当地留白，不能把所有的文句不留余地地限定在一个诠释框架中。只有保留一个“虚空”的场域，经典本文的意义才能无穷无尽地生发出来，也只有在一个充分自由而有张力的文本空间中，读者才能真正与文本本身产生交流与互动，阅读的过程才可能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与Ziporyn的翻译不同，针对上述文本，Burton Watson则逐字逐句地作了翻译，虽然文义上不是那么清楚，却保证了这个意义空间。如果上升到更为普遍的层面，则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质问题。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灵魂在于，我们无法客观地对某些概念给出客观的定义，比如孔子的“仁”，道家的“道”。这些观念都不宜作定义式的阐发，而要求我们通过自身的生命实践，体证、发现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不断去体认、生发概念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意义。

总之，翻译应当在清楚晓畅与浑沌模糊之间求得一种平衡，这也是中国哲学作为生命实践之学的内在要求。

首先，一个恰当的翻译必须能准确地把握且清楚地凸显原典中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其次，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时，尤其应注意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谈的某些概念自身有深刻的内涵与多元的层次，如果不加体会与分别，笼统地翻译为一个对应的英文单词，就会忽略其中蕴含的丰富义理。最后，翻译应当适当地“留白”，须在明白晓畅与浑沌模糊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只有保留一个“虚空”的场域，文本的哲学意义才能无穷无尽地生发出来，也只有在一个自由而有张力的文本空间中，读者才能真正地与文本本身产生交流与互动，阅读的过程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

上海理工大学2020年度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课程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张榕坤. 略谈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翻译尤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以《道德经》、《坛经》、《庄子》英译为例Problems that Should Be Noted in Translating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aodejing, Platform Sutra, Zhuangzi as Examples[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4): 643-64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4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