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从产业非均衡开始分析，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具体从整体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展开，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产业均衡发展理论。从产业外部的整体性分析，按照使用价值的最终用途可以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和生活两种资料，这两者所对应的产业部门就是生产和消费部门。在他看来大多数生产的作用基本上是为了消费而服务，当生产过剩和消费购买能力不足并存，甚至对立时，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出现从行业开始逐步蔓延到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股市崩盘、物价飙升、失业人口增加等经济严重衰退甚至萧条的现象，这就是产业失衡发展所导致经济危机在全社会现实层面的反映。从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分析，马克思非常重视产业之间及内部的相互依存和共生的关系，他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进步作了高度评价，也大量论述了工业发展所带来社会的财富巨大增加，但马克思从未忽略农业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地位，以及它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农业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一形式是经济的基础，工业产品滋长于农业并且是农业发展的派生品。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严密的推导，得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对这个实现条件过程的分析构成了我国产业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当前，我国产业体系以实体制造业为主，所以只有实体制造业发展的兴旺才会有整体经济的发达。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国外需求锐减，加之我国实体制造业一直以来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金融服务实体力度不够、管理人员水平不高等弊病，导致产业之间及内部的运行严重失调，直接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动态平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分析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科学技术、虚拟经济、人力资本对产业发展的研究论述，可以找到指导我国产业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动力源泉。

1) 科学技术与实体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及作用，他认为科学技术促进了机器的发明和社会化大生产，机器才可以替代劳动力，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随着工业发展，财富和资本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准确地说是科技在生产上的应用 [ 9 ]。这实质上一方面在强调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以及技术研发转化到具体生产上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技术的应用对促进实体经济收益和利润增加的作用。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还着重强调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相互作用，他认为科学技术当被运用到实际生产中时，资本才能被最大化的利用起来，资本的配置效率才能显著提高。

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利润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并且是对其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也就是说，虚拟经济的利润增长的快慢和利润数量的多少是受制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在信用制度完善并健全的情况下，当实体经济发展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必须凭借虚拟资本来壮大自身的发展，同时实体经济发展的好坏也会反作用于虚拟经济，二者由此形成了相互促进和依赖的不可分割关系。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利润增长的速度不及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完成“惊险的跳跃”之后，一旦遇到资本积累的短缺和信用体系中的违约问题，膨胀的虚拟经济泡沫就会破裂，市场上就会出现信贷紧缩的现象，从而造成实体经济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这种态势发展严重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危机。如此可见，虚拟经济对实体的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发挥什么样的效应取决于二者相对发展的状况。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天然的具有逐利性，所以它的总体趋势是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也就是虚拟经济部门。但很多时候实体经济的利润是无法支撑起不断膨胀的虚拟经济，由此会导致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当泡沫破裂后，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严重打击到两个部门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和阐述正是当前我国所处的境况和需要直面的问题。

3) 人力资本与实体经济

人力资本是一种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资本论》通篇都在强调劳动价值的重要作用，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劳动价值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认为所谓的高级工人要么是具备了扎实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要么是具有一定工艺和技术的人才 [ 10 ]，这种既有科学技术又有工艺技术的劳动力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具有较高技能的复杂劳动，一个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教育学习和职业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的作用，因为他认为普通技能劳动发展成为高级技能劳动的前提是教育和培训 [ 11 ]。可见劳动者技能水平的高低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实体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从分离、对立到最终融合的转变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自身所处时代，在客观分析过往历史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对城乡最终融合的必然趋势进行的科学预判。

1) 城乡分离对立是必然过程

马克思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状态是大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力变化促使社会分工形成，而这种分工导致了城乡在产业分工中各自的角色被强化，即城市比乡村的作用更重要。因此城乡差距被拉大，两者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由此产生，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马克思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指出社会分工对这种分离、对立状态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了城乡分离、对立的结果是个人不得不屈从于分工，甚至将劳动者异化为受局限的动物，从而加重了城乡分离对立的状态。当城市中集聚了大量的生产要素时，城市发展将更加迅速，而乡村发展将更加缓慢，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势促使分离对立的关系被进一步拉大，这个结果就是城乡分离的结构不断加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出来。

2) 城乡融合是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分析城乡分离和对立状态的原因、现象和结果的基础上，立足历史唯物史观，对这种状态不能长期维持进行了预判。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改善，城乡长期分离、对立的矛盾和弊端会不断暴露出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产业的转移促进城乡融合是一个必然选择。首先，从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维度展开分析，论述其在产业布局均衡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预言城市和乡村最终将融合发展并不是空想，而是一种发展的必然结果 [ 12 ]；其次，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工业、农业等产业发展和民生公共服务所需要的 [ 13 ]。可见，通过融合才能合理地分配、利用城市和乡村的各种资源。

由此，可以梳理出马克思城乡发展的逻辑脉络：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分工→商业与工业劳动分离→城乡分离→生产力高度发达→产业布局变化和生活需要→城乡融合。城乡分离和对立状态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是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在发展初期工场手工业使农业集中于农村，工业集中于城市，这是由于产业发展的状态决定了产业布局在空间区位的分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产业的布局就会随着城乡间产业的分离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随着产业发展，生产厂房要向原材料生产地集中，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原材料生产地一般集中于农村地区，这样城市里的工厂就需要转移到距离农村较近的地带。加之，当时工业革命导致城市生存环境极度恶化，城市中大量的资源就开始向农村转移。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描述的一个情景：资本家开始想办法把企业迁移到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去经营 [ 13 ]。在产业不断向材料原产地转移的过程中，发展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城乡融合成为一个必然趋势。但需要强调一点，这种融合不是趋同化，而是城乡之间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合理定位自身作用，从而形成了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城乡发展体系。

绿色发展体系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命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是一切生产力的源泉。自然力和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具有深远的影响，生产和消费的废料再利用促进了生态循环，这些思想都在阐明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观。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观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天然的具有对各种物质吸收和分解的功能，这构成了大自然可以进行新陈代谢的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从劳动开始的，通过劳动的方式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劳动的方式利用自然，以达到为自身服务的目的。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尺度，严格遵循大自然的法则，否则恩格斯所预言的大自然对我们进行报复的情况就会出现。人类为了生存要适应自然，大自然也有自我修复和补偿的能力，但是当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阈值时，生态环境就会被破坏，这种情况下大自然就会给人类生存和活动带来负面作用。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已经注定不可行，盲目追求GDP而忽略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的做法不可取。

2) 自然生产力与自然条件

人类改造和利用大自然的行为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界，马克思通过引出“自然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概念来说明这个过程。按照他的说法，自然生产力就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一种力量，水力、风力、蒸汽动力都是自然力 [ 14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自然力，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的行为，才能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最大化地利用自然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要做到“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 [ 15 ]。人类必须合理地利用自然力才能保持人类活动一直处于自然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马克思还提出“自然条件”这个概念，这是指生活和劳动资料自然富源，这两类自然富源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发展初级阶段，由于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自然富源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在发展较高阶段，由于生产变得复杂，生活变得多样化，这时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自然富源。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应该合理应用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采用不同的发展方式，发挥自然力和自然条件的最大效用，这样不仅能促进社会生产最大化，而且可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所以马克思论述启示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顺应自然的发展，在自然条件下发挥自然力的作用。

3) 循环经济的思想

人类与自然在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不断地从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同时排出生产和消费的排泄物。自然界对这些排泄物有一个循环再利用的系统，这样才能保持物质利用、排出、再利用这个循环体系的动态平衡。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后，特别是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大大提高，人类对自然界开发过快，远远超过了自然界自身循环再利用的速度和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就造成了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伦敦、巴黎等主要城市河流污染、空气污浊、街道肮脏不堪的现象。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家盲目追求超额利润的恶果，在《资本论》强烈地批判了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并且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来说明他的思想，具体的机制就是：当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后会有大量的排泄物生产出来，通过密集型劳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进步等方式促使排泄物变废为宝。由此可知，马克思是在向我们传递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在继承并批判威廉·配第的“整个商业界的世界贸易”、亚当·斯密的“世界商场”、西蒙斯的“世界市场”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他的观点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内生产过剩矛盾会逐渐凸显出来，这时就需要通过对外输出来缓解这种矛盾，而新航线的开辟为这种输出提供了基本条件，所以对外贸易后来就逐渐演变为资本输出的方式和工具。当时这种贸易活动确实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内危机的缓解，他们开始利用保护关税的手段来促进国内市场和企业的发展。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行为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马克思也强烈抨击了这种错误的行为，认为这严重违背了国际价值规律。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可以论证当前全球化是个必然趋势，而逆全球化是极端错误的行为，这也是我国构建新型全球化和全面开放体系的理论来源。

1) 全球化的必然性

从当前世界经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可以被称为研究全球化理论的先驱。虽然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没有全球化的字眼，但他以“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国际价值规律”等概念来说明全球化的思想。同时，对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了精准的预言，特别强调资本中蕴含着世界市场发展趋势，这是资本全球化的特征，并且深刻地指出持有资本的人将努力消除地域和国家的限制，通过肆意扩张的方式攫取剩余价值。这种势头逐渐蔓延到全球其他国家，将其发展成为他们的市场 [ 16 ]。马克思还对全球化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他认为由于新航线的开通，交往逐渐加深，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市场不断扩大成为世界市场 [ 17 ]。在这种世界市场形成的趋势下，马克思肯定了工业革命确实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当时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消费，否则他们将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拓展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来消化本国的商品。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必然是需要开放的，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解决国家内外联动的问题。当前我国提出的建设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就是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通过推动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全球各个国家经济的良性互动。

2) 逆全球化的错误性

当今全球贸易日益频繁，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各国之间被全球贸易链和价值链捆绑在一起。但这种趋势正在被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破坏，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正在被侵蚀。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错误的做法将严重危害全球的发展。目前特朗普政府针对我国的做法就是一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马克思曾用工场手工业的保护办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市场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对国外市场实行差别关税政策 [ 18 ]，这样区别对待的结果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保护了国内企业，但从长期来看，结果只能使国内的企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 [ 19 ]。这也正是目前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战的真实描述，说明这种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屡见不鲜了，保护关税一直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而对于这样的行为，马克思也直言不讳地道出：在大工业的时代，保护关税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 [ 19 ]，只有通过全球化自由竞争才能发展壮大本国企业，逆全球化必然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全球的发展。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贸易链和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水平，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低端水平，国际经济秩序始终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操控。加之，当前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逆全球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举步维艰，贸易自由化难以顺畅进行，国际价值规律不能发挥作用，造成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状态。这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利。所以，当前亟需重塑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目的是给人类创造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全面发展的环境 [ 20 ]，在这个环境当中，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国家之间在商业、技术各方面交叉合作越来越紧密。所以，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各个国家都处于全球产业链当中，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要形成一个利益合作的共同体，只有在这个共同体内，各国的发展潜力才能发挥到最大化。鉴于此，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发展平台，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分配制度是一个社会总产品被如何分割和配给制度的总称。初级的分配方式是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决定的，而高级的分配方式，依据马克思的设想是按照人的需求决定的。在经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马克思认为应该按照劳动分配社会资源，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是资源分配的标准。所以，一个分配制度必须建立在明晰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分配方式的不同往往体现着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是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视角来分析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1)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分配和生产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五十一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释分配和生产的关系。他先从总价值的三种分配方式说起，强调当蕴含价值的生产要素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分配和流通的时候，就产生了分配关系，可见分配关系是形成于生产过程中。在社会生产中，不仅生产出物质资料，而且诞生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两者必须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如此可以推断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分配关系，即生产决定分配，这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可以被分配社会总产品的多寡。当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的问题上时，生产力、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三者需要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体，分配制度才能与这个有机体相契合共生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要与现阶段发展状况相适应。

2) 收入分配与所有制关系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来源，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有了价值才能谈分配。所以分配必须首先在劳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其次才是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和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制度，我国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是坚持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多种所有制决定的。这是由于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不同的，这样的分配制度目的是为了平衡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实质上是要调整劳动和资本的配比关系，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资本有机构成，保证分配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形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富裕，在社会的高级阶段，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分配，每个人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实现公平，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而达到马克思所说的“永恒正义”的境界 [ 21 ]，这样才能体现出发展为了每个人，这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

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市场机制通过资源配置来调节市场的正常运行，此时既要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充分利用好政府的作用。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实现的，政府作用是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来实现的，需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市场和政府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以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完善和良好运行。

1) 价值规律是市场机制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二篇第十章中提出市场价值的概念和作用，他从市场价格、供求、竞争三个机制的内在联系开始分析，详细阐述了市场机制运行的全过程，为分析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价格机制起着决定性的调节作用，是市场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的核心，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价值规律才是真正调节市场运行的最本质的规律，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都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市场上商品的平均价值，他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体现着市场价值。对于竞争机制，他认为这是在市场上通过经济个体的竞争，使各种偏离市场均衡的因素相互抵消的一种作用，它使得利润被平均化之后转变为平均利润，这样就实现了市场的平衡。马克思的这些观点都在说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社会总供需的表面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规律调节着劳动、资本、产品等要素在各部门之间分配和流通，所以说价值规律是市场机制的基础。

2) 强调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过于崇拜自由市场而忽视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阐述了他对未来社会中政府调控经济职能的设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建立起政权后，首先应该将所有资本集聚到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消除私有制，这样国家对于资本就有绝对的控制力，对资本的分配就非常有效，可以显著提高资本配置率以及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马克思设想当一个社会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逐渐被取消，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到这时候民众就会组成自由人联合体，运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劳动 [ 22 ]。由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就会造成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并且会爆发周期性的危机。解决这个矛盾以及避免经济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挥政府作用，有计划地调节经济就是避免经济出现危机的有效方式，当无产阶级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后，政府有效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必须是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他强调“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 23 ]。综合上述分析，在资源配置中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这样才能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这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为核心，并且结合当时社会具体发展情况建立起来的。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任务是提高经济的效率和质量，为了激发经济活力，还必须保留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所以相应的所有制结构是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不能只有公有制，还必须将其他所有制纳入进来，由此就形成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公有制是马克思基于当时社会状况所设想的，属于社会主义的特征，而多种所有制属于我国特有的部分。马克思通过对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经济制度等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形成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是一种徘徊在“L”型底部的状态，未来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加，学术界对这种经济下行的原因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有周期性的原因，更多的是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当供需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就造成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状态，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大问题。马克思通过整体性和结构性两方面均衡来阐述产业均衡发展思想。我国目前失衡状态表现在诸多方面，产业方面的失衡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实体制造业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低、产业体系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等问题凸显；金融服务和支持的力度不够，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更多资本进入虚拟经济；人力资本不强，高素质管理人员、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城乡区域方面，由于户籍和土地制度滞后，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失衡特征格局不断加深，重点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等各方面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方面，由于受到产业技术升级调整的影响，低技能人员持续增收困难，少数的高技能人才收入偏高，再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够完善，税收设计还存在漏洞，社会保障水平不够高，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绿色发展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破坏环境、资源紧缺、气候变化等问题暴露出来，这是在发展初期没有注重保护环境造成的恶果，现在必须予以重视。

为了扭转上述诸多方面的失衡状态，必须先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理论解释。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分析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不仅仅观察经济体失衡的表象，而是更加深入地剖析失衡状态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分析，现代化经济体中提高生产力方面包括产业、城乡区域、绿色发展、开放经济，改善生产关系方面包括收入分配、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可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从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两方面共同来扭转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矛盾始终存在，并且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发展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未来如何发展首先要明确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主要矛盾的聚焦点一定是围绕着人民展开，与人民的需求切实相关。与此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经济质量有待提升，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但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还要从经济领域着手，这样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把钥匙。

从需求侧来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更高的工作收入、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美的生活环境的需求；从供给侧来讲，就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当前这个问题表现为产品质量不高、城乡区域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收入分配不均、市场体系不完善、经济体制不健全。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人民需求和社会供给问题就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降低人民的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标准，那么就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以人民对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重点，强化供给体系与需求变化之间相匹配，促进整个经济体提质增效。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从供给侧来化解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终归宿，通过平衡供需两侧的矛盾，从而达到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目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最大的特点是经济由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提高型，经济发展方式由注重规模报酬和速度增长转变为注重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这些转变是我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马克思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观点是从商品生产质量、使用价值与质量关系、劳动力质量、土地质量等微观领域展开，延伸到强调质量的再生产循环链、内涵式再生产、节约型增长方式等宏观领域。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经济质量发展的思想论述，指导着我国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出发，促进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现代化的衡量必须以国际标准为依据，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意味着是一个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中高端的产业体系基础上的高质量供给体系。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通过资源要素大量投入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在资源紧缺的今天已经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要素的投入数量转变为注重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沿着高质量产业体系的路径，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技术、金融、人力资本等优质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各类要素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报酬最大化。高质量城乡区域体系要促进城乡和区域之间各种资源的高效顺畅流动，通过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群、高质量的经济带和自贸区，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高质量绿色体系要加强绿色技术的开发利用，发展低碳经济，降低能源强度，促进绿色产业链发展，提高绿色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应用财政税收、产业扶持、金融支持等政策鼓励集约型和低耗能型产业发展，提高资源综合效益。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要坚持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以劳动者收入为主体，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率市场化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注重完善税收制度、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制度。高质量开放体系的核心是内外联动，以高质量“一带一路”发展为契机，继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吸引先进的管理人才、优秀的技能型人才和最新的科学技术，推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服务、能源加工等领域走向世界，利用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形成多元化的贸易结构，降低对少数国家的出口依赖度，推动我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市场出清，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盛行，该学派认为个人追求利益可以实现经济体内部的帕累托最优。后来新自由主义兴起，使得人们更加迷信市场的作用而完全弱化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带领下，西方国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目前最严重的一次是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就是过度坚信新自由主义而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后果。《资本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学术批判，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人的社会性单靠市场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进行政府干预。所以按照《资本论》的思想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深化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完全由政府支配资源的状态，也不能走西方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路子，我们需要坚持的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之所以强调政府作用，是因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能够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有效熨平市场波动，稳定宏观经济态势，弥补市场失灵，优化公共服务，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公平，促进共同富裕，这些都是单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