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将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和判断三个部分，并在《精神生活·意志》中富有洞见地深入研究了意志与精神生活的内在关系，详细考察了意志能力的性质及其在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功能与价值，为我们认识精神活动的实质、形式、意义提供了“人类精神中最亮的明灯” [ 3 ]。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他的名著《丰裕社会》中首次强调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并从精神健康、幸福感等精神发展方面研究人的生活质量。随后，古林、坎克里尔、Andrews、Withey等人分别编织了相关量表对精神生活进行了量化研究 [ 4 ]。

美国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在《精神的进化：美好生活的构成》以科学的论证手法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人类精神具体表现为处理诸如爱、希望、同情等此类情绪的能力，并主张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与发展，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必将呈现出愈加丰富的状态；斯米勒诺夫等对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构成、特点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强调改革发展科学、教育制度、文学和艺术等对改造人的世界观、完善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作用 [ 5 ]。A.K.乌列多夫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规律进行了探讨，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变迁的角度指出精神生活发展的批判继承性是精神领域发展的一般规律，精神领域中的革命变革是精神领域发展的基本规律 [ 6 ]。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抽象关注构成西方传统哲学的主题之一，西方学界首先关注的是精神的规定和价值，但随着物质主义的兴盛，精神生活的世俗化，物化成为现代精神生活的根本境遇，对精神生活物化的研究也正是顺应这一变迁历程的产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对“物化”概念的进一步阐发，并洞察到物化已经深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领域的深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精神已经被惊人的物质财富所包围，精神生活已经失去本原意义，陷入“喧嚣的孤独”、“存在的空虚”等悖论性状态 [ 7 ]。西方哲学界中还有不少人把宗教视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本体，宗教教义被视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价值皈依，这显然也是人类精神生活异化的一种表现。

国外关于精神生活的研究较早，研究领域较广，成果较丰富，尤其是在关于精神生活的本质、结构、功能和发展之路等方面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结论，形成了不少学术观点及共识，为深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之处。但鉴于国情不同，决然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模式和研究结论，而应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尤其还认识到多数西方学者研究精神生活问题的理论的根本缺陷——离开人的物质实践来谈人的精神生活，或者先于人的物质世界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这种错误的世界观指导下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危险性是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的，我们应该善于借鉴和扬弃。

关于精神生活的内涵。国内学界主要从三种视角来解说精神生活。一是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来研究和界定精神生活 [ 8 ]。郑永廷认为精神生活的具体承担者是现实的个人，基础是物质生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精神资源、内在动力是精神需要，精神生活由精神活动和精神状态两个部分构成 [ 9 ]；二是从精神生活内在过程的角度来界定精神生活。夏兴有认为“精神生活，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以其所拥有、选择、追求、创造的精神资源满足和超越自身精神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状态” [ 10 ]。朱白薇亦是更简明地指出“精神生活，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活动” [ 11 ]。三是从精神生活的自身价值角度来阐述精神生活。如罗姗认为精神生活体现人的本质与发展方向，提供人全面发展的动力与规范 [ 12 ]。王崎峰强调精神生活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特定“存在方式”，是作为一种对意义世界的“价值体认” [ 13 ]。

关于精神生活的结构。这方面研究成果颇为集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侯勇认为精神生活由心理情感生活、道德信仰生活、文化审美生活等要素构成 [ 14 ]；郑立柱从精神生活史的角度认为精神生活应该包括信仰生活、文化生活、礼仪活动、娱乐生活、社会交往活动等五个方面 [ 15 ]；何海兵、向德彩提出精神生活包括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和社会心态 [ 16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精神生活的内在结构，其中普遍认为精神生活包括信仰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心理生活等部分，这为我们深入认识精神生活的结构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完全清楚地覆盖和展现精神生活的层次、谱系和过程，精神生活的内在结构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精神生活的质量。王秀敏，张梅认为精神生活质量反映精神生活的全面性和有序性，凸现精神生活的有序性和研究精神生活的不平衡性 [ 17 ]；廖小琴分析了精神生活特性、需求、发展程度和精神感受是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指标，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指出了更为精细化的精神生活质量衡量标准 [ 18 ]；郑永廷等学者还尝试全面构建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关于精神生活的现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两大特点，一是整体性宏观意识较强。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 [ 19 ]，但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二元化格局 [ 20 ]，强调中国人精神生活已经出现了精神“贫困” [ 21 ]，甚至是精神信仰危机和精神病理现象 [ 22 ]；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较为突出，着重研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不良状况，具体有：精神生活秩序紊乱与精神资本枯竭 [ 23 ]，精神价值取向功利化 [ 24 ]，精神生活过度“宅”化、精神生活追求庸俗化 [ 25 ]，精神生活虚无化 [ 26 ] 等。

关于精神生活问题成因。这方面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学者们的视野拓展到不同的层次领域，富有启发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价值观不健全 [ 27 ]；社会结构转型、分化、固化 [ 28 ]；西方思潮影响 [ 29 ]；网络信息技术 [ 11 ]。这些研究剖析中国人精神生活困境与根源，为我们廓清精神生活迷雾提供了思路借鉴。但仍有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挖掘：一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探索精神生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二是要对已发现的诸如上述的造成精神生活困境的原因之源头进行研究，即探索原因之原因，并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全面把握诸原因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理，系统地、深层次地解析为何精神生活陷入困境。

关于精神生活建设路径。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建设路径，不同学者见仁见智，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做出较为深入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社会经济奠定精神生活的坚实物质基础 [ 30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理想信念教育 [ 31 ]；发展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优质精神产品 [ 32 ]；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青年精神生活 [ 33 ]；加强消费文化建设，超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 34 ]，才能真正找到通往幸福和精神自由之路；强化精神生活“自我治理”，充分发展精神交往方式 [ 35 ]，推动精神生活自我治理、自我完善、自我证成，丰富人的精神生活 [ 26 ]。学界关于精神生活困境的破解之道的研究较为深入，学者们自觉地从各个角度考察精神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的方法路径提供了逻辑基础。

从研究方法上看，规范性研究较多，实证性研究较少，虽然有一些学者为之付出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实证方法也较为简单，实证研究、调查抽样、数据统计等环节的设计与分析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之间关联性有待提升。

从研究视角上看，宏观层面研究较多，中微观层面研究成果较少。即对精神生活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进行了必要的研究，关于精神生活建设的内涵本质、内在逻辑、发展规律的研究较多，但是从中观层面探求发展精神生活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策略的研究较为少见。

研究对象上看，普适性的研究较多，针对性的研究略有欠缺，即从微观维度对特定群体个体层面的精神生活问题研究的成果不多见，如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精神生活的关注不够。毋庸置疑，新时代大学生的美好精神生活研究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课题。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研究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时代性、针对性研究略有欠缺，现有的研究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回应不足，对大学生精神生活发展的主体路径和客体路径构建不足，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对策性皆有待增强。

因此对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精神生活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纵向与横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所存在的诸多值得探讨或亟待回应的问题，应立足人类精神生活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就美好精神生活问题研究中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展开探讨。我们认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注重理论构建与实践反思相结合、系统阐释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有机融合，以“需求引导”为视角开展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研究，从精神需求侧和精神供给侧共同建构起双维引导机制以建设人民群众美好精神生活。从理论层面看，在考察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变迁逻辑与现实困境基础上，搭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精神供给侧引导机制和精神需求侧引导机制，可能会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引导找到更具科学的理论解释。这种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状况为切入点，从供需两侧共同引导为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所构建的研究框架，相对而言更具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从实践层面看，宏观上构建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引导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发展规律，引导人民群众精神健康成长，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微观上确立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供需两侧引导体系，有助于解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需求过度、需求不足、需求扭曲等问题，缓解人民生活中的精神焦虑、精神空虚和精神失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提供主体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