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格权禁令制定之初，有人将其看作诉前行为保全在人格权编的特殊规定。对诉前行为保全而言，其功能是为本案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因而属于诉讼程序的附随程序，本身并无独立存在的意义，所提供的保障也只具有程序意义，不具有终局性 [ 2 ]。既然人格权禁令作为诉前行为保全的特殊规定，其适用程序也应当与诉前行为保全保持一致。

首先，肯定人格权禁令和诉前行为保全的共同点：一是功能相似，都是为防止当事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二是目的相似，都是为更快捷、更便利地保护申请人的权利。但也应当看到二者的差异：一是人格权禁令并非必须辅以诉讼才能颁布，也未规定禁令颁布一定期限后不起诉即失效。因此都昌县人民法院裁定为“诉前禁令”并不准确，此称谓将人格权禁令与诉前行为保全(诉前禁令)造成了混淆；二是请求权基础不同。诉前行为保全的请求权基础是诉权，人格权禁令的请求权基础是人格权请求权，二者分属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三是审查形式不同。人格权禁令颁布前法院需对其进行实体性审查

综上，不应将人格权禁令简单理解为人格权诉前禁令。人格权禁令是独立性、实体性的，本质上区别于诉前行为保全的附随性和程序性。

我国的人格权禁令制度设立可以类比英美法系中的禁令制度，英美法系中普通法的救济局限于提供金钱损害救济，无法实现权利人要求相对人提供一定行为性救济的目的，禁令制度的引入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在衡平法上禁令与诉讼判决具有相当的地位，禁令并非诉讼的附随性程序，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和终局性，由此英美法系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并行，共同为权利人提供救济的格局。

我国人格权禁令制度是吸收英美法中禁令制度独立性的优势，将禁令与诉讼区别开来，以便更好地对即将实施或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进行制止，发挥禁令制度特有的功能。

人格权禁令与诉讼是独立的关系，当事人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不以争议已经现实存在为前提，发挥禁令预防性、阻止性保护措施的价值；另一种情况是，在侵害人格权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或者反复发生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禁令以制止侵害行为，甚至希望获得永久性的禁止命令，以彻底阻止侵害行为的发生 [ 3 ]。由此可见，人格权禁令可单独提起，达到制止侵权行为的目的即告终结；也可在诉前或者诉中提起以防止侵害继续扩大和保障最终判决的执行。二者是位阶不同的对人格权的保护方式，人格权侵权诉讼是高位阶的全方位保护，在诉讼中不仅能实现禁令所具有的停止侵害的目的还可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人格权禁令可看作对人格权侵权的低位阶保护，但其具有诉讼所不具有的及时性、简易性特征，使其具备独立存在的理由。

根据《民法典》第997条，人格权禁令的申请包括两种具体情形：一是行为人正在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即自己的人格权正在被他人通过网络平台侵犯，此时若不采取措施制止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将会使自己的损失更为扩大、损害后果更为严重。二是行为人即将实施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此种情况指行为人虽尚未实际实施侵权行为，但是有证据证明其具备在未来实施侵权行为的危险性。此时虽尚未发生侵权行为，但基于网络侵权传播的开放性、迅速性等特征，未来一旦实际发生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将难以预估并且对于申请人来说此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仅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无法弥补申请人的损失，此种情形也有提出人格权禁令的必要。

对于行为人正在实施侵权行为，申请人搜集和提供证据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但对于有侵权之虞的行为，申请人证据提供则存在难度，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108条，我国民事诉讼以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在人格权禁令中是对申请人的苛责，此时申请人提出的证据，只需使法官相信网络侵权行为有造成损害事实较大的可能性即可。对于即将实施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而言，程序法上并无相应证据方面的规定 [ 4 ]。按照法国最高司法法院的解释，如果是为了制止明显非法的侵害，甚至不需要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其请求具有紧急性 [ 5 ]。对即将发生的侵害，仅指法院通过形式审查就能判定其明显具有违法性的侵权行为。针对有侵权之虞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行为人是否属于首次侵权可作为法院审查的重点：对于非首次侵权者，鉴于其以往重复多次侵权行为，可适当降低申请人需负的证明标准；而对于首次侵权者，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要求则高。关于证明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法官确信颁布禁令确实有必要，在申请人格权禁令的第二种情形中则更大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网络侵权突破了传统侵权行为通常的地域性限制，传播快、受众广，即便事后进行辟谣澄清，也很难形成与侵权言论对等的传播速度与扩散规模。现存法律对网络侵害人格权已有完善的事中救济和事后救济的规制：事中救济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195条、第1196条和第1197条“网络侵权避风港原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了“通知–反通知程序规则”，但其局限性在于此规则只针对已经实施的网络侵权行为，对于即将实施的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此方法，并且此规则在“反通知”即网络用户提出抗辩后需要搭配投诉和诉讼进一步适用，否则时效期过后删除、断开、屏蔽链接等措施将被终止。事后救济主要是指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人格权网络侵权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若侵权行为在诉讼中仍持续进行，则本次诉讼无法就诉讼中产生的损害一并进行裁判予以赔偿。人格权禁令的出台符合《民法典》对人格权从事后救济的消极防御到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救济并重的积极防范的思路转变。

《民法典》第997条将“难以弥补的损害”作为人格权禁令要件之一，其具体内涵尚不够清晰，人格权客体的无形性特征可能会导致申请人举证困难。上述(2021)苏0106民初1106号和(2021)浙0192民初2741号案件，均以申请人受到的损害并非难以弥补为由驳回申请。进一步明确人格权禁令的审查标准不但可以保证程序公正，还能给司法实践以指导。台湾学者对“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解释是：“指若使债权人继续忍受到本案判决时为止，其所受不利益或痛苦显然太酷之情形。” [ 6 ]。而在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上，倾向于对申请禁令的侵权行为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将其内涵理解为“金钱所不能补偿”的情形。

结合我国人格权侵权的司法实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171条的规定，与金钱损害案件相比，人身权利特别是人格权一旦遭受侵害，损害后果通常难以弥补，无法使用金钱对损害进行完全的补偿 [ 7 ]。因为人格权受损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用金钱衡量，使得对侵权行为具有及时制止、减少损失的要求。即便如此，并非意味着网络人格权一旦受损，法院必须依申请颁布禁令，也需要结合个案具体分析，例如在网络环境下，行为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名人肖像为自己商品进行宣传，固然是侵害他人的网络人格权，但是肖像使用大多可以财产为对价，肖像权受损完全可用金钱来弥补，此种情况则不宜认定为其具有申请人格权禁令所必需的紧迫性要件。

在人格权尚未独立成编之前，对人格权的保护主要通过在侵权行为编中加以规定来进行，而《民法通则》中曾将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损害赔偿方式外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一并归入侵权责任法中。在新颁布的《民法典》中，对侵权责任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将侵权责任法限制在侵权损害赔偿法之中，《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是只针对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进行救济，对于人格权保护而言，侵权损害赔偿只是保护手段之一，除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外，赋予人格权享有者以人格权请求权，两种保护方式相结合，才能实现对人格权的完满的保护 [ 8 ]。人格利益一旦受损难以用损害赔偿进行完全的救济，基于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在本质上的差别，人格权请求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其包括两项内容：在有受到侵害之虞时，可以请求侵害防止；在受到现实的侵害时，可以请求除去侵害 [ 9 ]。这两项请求权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也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 10 ]。人格权禁令作为一种人格权请求权，为在制止不法行为的发生和持续上发挥出及时性的效果，无需满足侵权责任的四要件，申请人不必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和自己受有损害即可申请，此种设计能更有效地发挥人格权法的预防性功能。

人格权禁令的生命力在于时效性，在尚未有与“禁令”制度相衔接的程序法规定出台时，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2款对诉前行为保全的规定，人格权禁令的做出也需要一定的时限保障其功能的实现，由于网络传播的跨地域性、迅速性等特征，法院在48小时内做出裁定的时间限制可适当缩短，以适应侵权行为具有紧迫性、促使法院尽可能快地维护申请人人格权益的初衷。

程序价值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本身体现出来、独立于裁判结果正确性的价值，如尊严、公平、参与等 [ 13 ]。程序价值以其独有的特性不仅保障裁判的公正、可接受，亦可以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若忽视在禁令审查过程中对被申请人权益的维护，人格权禁令将变成为申请人的特设之权，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违背。公正的保护被申请人的权益不仅有利于实现程序法意义上的平等，亦是确保实现实质公平的应有之义。

给予被申请人充分的参与权，使其能够充分知悉禁令审查的相关状况，允许其对案件的事实进行陈述、对申请人的证据进行质疑以及提出自己行为实为正当舆论监督、新闻报道等抗辩。虽然无需采取正规的对席模式，从树立程序正义的角度而言，允许被申请人积极行使程序参与权和抗辩权能减少法官发出禁令的错误率，减轻事后的救济成本。

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对禁令被裁定颁布或者被驳回的裁判结果不服，应为其提供相应的救济。司法实践中通过比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允许当事人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原法院申请复议一次。颁布禁令的裁定书送达即生效，被申请人对禁令不服申请复议的，不因提起复议或诉讼而停止其执行。

同时，在禁令确有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害的情形之下，应当赔偿。赔偿机制的设立促使当事人谨慎行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申请人对禁令的滥用。人格权禁令独立于诉讼且具有终局性，赔偿机制不为禁令制度本身所包含，因此被申请人的救济方式只能是独立提起一个侵权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可参考人民法院报发表的《如何认定因财产保全申请错误所致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建议，认定禁令申请错误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是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不可或缺的，而当申请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的，不宜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败诉不应完全作为判断“申请有错误”的依据以此三大原则认定申请人的赔偿责任和赔偿范围是切实可行的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