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企业作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是绿色发展中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剖析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现有文献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角度探讨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也有部分文献着重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企业环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以期为完善企业环境治理提供经验证据，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企业环境治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机构投资者

Yujuan Zhang¹, Yanping Guo²

¹Business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²Heze Chemical Senior Technical School, Heze Shandong

Received: Dec. 29^th, 2021; accepted: Jan. 20^th, 2022; published: Jan. 27^th, 2022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body of pollutant emission, enterprises are the key link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green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realiz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boos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Some literatures also focus 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we hope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policy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mal System, Informal System, Institutional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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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的奋斗目标，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环境治理是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要主动承担环境治理主体责任。

以往关于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角度展开。正式制度主要探讨了正式的环保制度及法律法规、监管力度、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以及机构投资者等方面，而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了传统文化、社会及媒体监督、非正式关系等因素。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某一个因素或某一类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忽略了这些因素间的互相影响，以及协同效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主要研究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管和要求 [ 1 ]。国家相关制度、政府能力及监管水平会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学者们对主要从以下方面探讨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第一，正式的环保制度及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在明确具体的正式监管制度下，企业会积极加强环境治理。可见，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2 ] - [ 7 ]。正式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 [ 6 ] [ 8 ]，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环境司法专门化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环保制度及法规有利于企业投资清洁环保技术 [ 9 ]、加强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 10 ]，从而促进企业提升企业环保绩效。Li等(2016) [ 11 ] 发现环境合法性促进企业碳信息披露，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环境法规及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从而对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正式制度不利于企业环境治理 [ 12 ] [ 13 ]，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解释强度不够。

第二，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环保立法在环保执法力度严格的地区对环境的改善效果明显 [ 14 ]，中央政府的环保监察措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物的排放。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意愿越强烈。季晓佳等(2019) [ 15 ] 研究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政府监管不相关。

第三，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政策工具有排污收费、环保补助、排污权交易等。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作为主要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可以结合使用以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而达到环境治理的作用。排污收费显著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实施有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 [ 16 ]，这些对企业环境治理有益。企业获取环保补助后，要结合政府的意愿加强环保投资，从而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责任 [ 17 ]，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环保补助减弱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相对于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约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了传统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政治关联、校友关系、老乡关系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鉴于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更强，主要是由于其延续性 [ 1 ]。可见，研究非正式制度 [ 18 ] [ 19 ] [ 20 ] 对微观个体和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企业行为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传统文化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正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鬼神文化三大部分 [ 21 ]。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强化了制度环境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作用 [ 21 ]，促进了企业的低碳转型）。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高，企业的环保力度越强 [ 19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影响消费者的环保行为选择 [ 22 ]。宗教信仰影响企业行为选择 [ 23 ]，促进了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履行 [ 24 ]。

第二，社会及媒体监督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社会公众监督和道德规范有利于企业环境治理。高管的道德感义务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 25 ]。经理人压力和投资者压力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媒体与其他压力群体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会促使企业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加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 26 ]、加大环保透露资力度 [ 27 ] 媒体监督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作用在不断的加强。

第三，非正式关系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非正式关系包括政治关联、家乡认同、校友关系等，有利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 [ 25 ]，高管对企业所在地的认同感越强，对企业环境标准要求越高，环保意愿更强 [ 28 ]，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政治关联正向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29 ]。党组织嵌入到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能显著的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 30 ]。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有利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机构投资者凭借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一方面确保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便及时发现企业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其及时改正 [ 31 ]；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 [ 32 ]。可见，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文献在探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时，考虑到不同的机构投资者由于其自身性质 [ 33 ] 和参与公司治理意愿的差异 [ 32 ]，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存在促进效应、亦存在抑制效应。单独研究某一类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文献较少，一般是先按照一定标准将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再分类进行研究。相对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更能促进企业信息的披露 [ 34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作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保险、银行、信托和券商作为压力敏感的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 [ 32 ]。长期机构投资者相较于短期机构投资者而言，更倾向于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 35 ] [ 36 ]，更关注公司长期发展，从而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 [ 37 ]。保险类机构投资者秉承长期投资的理念，对企业环境治理有利。鉴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类投资者的社会属性，更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追求环境保护方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保险类机构投资者表现的更为积极。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机构投资者加强企业环境治理的行为决策受其偏好、文化、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家乡认同作为一种地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所在地的认同感越强，对企业环境标准要求越高，环保意愿更强 [ 38 ]，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有利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植根于人的思想中，对行为的影响更深刻 [ 39 ]，对企业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企业环境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涉及伦理道德一类的企业决策 [ 19 ]。

综上所述，从正式制度角度解析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也较为成熟；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媒体报道、社会监督、道德规范及非正式关系等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此外，还有较多学者探讨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地域属性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的调节效应。在研究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除了地域属性以外，非正式制度因素不应该被忽略。由此，在后续的研究中，试图从儒家文化和家乡认同这两个视角，分析非正式制度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中的作用。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市大数据金融审计体系构建研究”(2019YBGL052)。

张玉娟,郭艳平. 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研究综述Review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01): 317-32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