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开始了财产税对资本价格影响的研究，并且主要形成了3点。

Simon (1943)与Netzer (1966) [ 1 ] [ 2 ] 假设当资本是流动时，在资本回报率一定的情况下，对一般资本征收的税额可以转嫁；但住房是不可流动资本，所以对其征收的税额将会完全由住房者承担，因此，对住房进行征税将会提高住房的价格。

随后，以Tiebout模型为前提，学者从税收资本化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对房产税等财产税进行研究。Oates (1969)、Hamilton (1975) [ 3 ] [ 4 ] 等结合Tiebout模型，发现地方住宅的价格与房产税率呈负相关，但是与地方公共支出呈正相关，当地方的公共支出都是由房产税税收提供时，则房产税会影响当地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而并不会影响地方住宅的价值，不会对资源的配置造成扭曲。

此外，学术界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房地产税会介入资源的配置，降低房地产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房价的变化趋势并不确定。持有这个观点的学者有Mieszkowshi (1972)、Case和Grant (1991) [ 5 ] [ 6 ]。

在1941年，庇古在《就业与均衡》中认为经济萧条时，物价下跌会增加居民真实的现金余额，从而提高了居民持有的财富，增加居民的消费。这一观点反驳了“消费只与收入有关”的传动观点，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余额变动会导致社会总消费的波动，而货币余额除了与收入有关之外，也与实际财富的存量有关。这种由个人财富价值变动而导致的消费变动就被称为财富效应。

由于住房是居民财富中重要的一部分，因而当房价发生变动时，居民的财富水平也会发生变动，从而引起消费支出的变化。此外，Campbell和Cocco (2007) [ 7 ] 对英国住房价格变动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房屋价格变动对老年人消费有明显影响，而对年轻人影响不大。Gan (2010) [ 8 ] 还分别考察了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约束两个机制，发现住宅价格能够通过这两个机制影响我国香港的居民消费。

国内对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研究化较为丰富，并且观点各异。一些学者认为房产税抑制房价上涨。况伟大(2009, 2012) [ 9 ] [ 10 ] 认为物业税的开征会抑制房价上涨，但这效果对中西部不明显，且利率政策对房价的抑制效果要大于物业税。同时，况伟大(2012) [ 11 ] 基于23个OECD国家的住房市场数据研究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发现房产税与房价呈负相关关系，但OECD国家很少通过提高房产税税率来抑制房价的上涨，因此房产税对房价抑制作用比较局限。杜雪若、黄忠华等(2009) [ 12 ] 研究发现房产税税负会对房价产生抑制作用，而地方公共支出与房价则是正向关系，地方公共支出与房地产税负对房价的影响存在动态差异性，因此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需要将税收政策与公共支出相互结合。范子尚(2011) [ 13 ] 认为房产税能够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会迫使闲置空房进入出租市场或二手房交易中，使得市场供给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房价。骆永民、伍文中(2012) [ 14 ] 认为对住房持有环节征收房产税，从短期来看，会导致房价的适度上涨，对经济产生负面效应；但从长期来看能够有效降低房价，并且能够稳定、平抑由于房价变化而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

我国对于房价变动与居民消费的研究大都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并且也存在不同观点。崔光灿(2009)、严金海、丰雷(2012) [ 15 ] [ 16 ] 等人认为房价上涨能促进居民消费。前者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一方面在中长期中能直接或简介促进社会的总投资，另一方面更能通过房产的财富效应对社会的总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促进总消费，因此稳定房产价格对促进我国的内需有积极的作用。后者通过研究发现，长期的房价上涨导致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但近些年我国房价的加速上涨却导致了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降低房产的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

房产税试点效果的评价，学者间存在不同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试点房产税对市场发展、房价抑制等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李爽(2013)认为沪渝两地的房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但是房产税实施并不仅是为了调控房价，还需要在房地产市场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刘甲炎、范子英(2013) [ 17 ] 以重庆房产税为研究对象，利用合成控制法估计房产税对重庆房价的影响，发现房产税对试点城市的房价上涨有抑制作用，认为房产税的实施是有效果的，但是也发现了房产税政策的免税方案产生了扭曲效应，可能会对低收入群体有不利影响。陈西婵(2014) [ 18 ] 以上海与重庆为例，从供需角度研究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趋势，认为上海、重庆试点的房产税对市场有着维稳的作用，但相比上海对“增量”征税，重庆对“存量房”征税的政策对抑制市场的供需有着显著效果。尹音频、魏彧(2014) [ 19 ] 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对比试点前后房地产企业投资情况、房地产市场价格与结构变化，认为上海房产税的实施优化了房地产市场结构，抑制了房产的投机行为。刘伟(2014) [ 20 ] 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视角对重庆房产税的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房产税对地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还能够降低财政收支缺口，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也会反向促进房产税增长。

重庆市作为西部城市发展的代表，其经济发展、居民消费等情况与我国其他大中诚市差距不大，相比于一线城市上海而言，该市实施房产税产生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普遍实施房产税时的状况。同时与上海和80年代实施的房产税不同的是，重庆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主要为高档住房，这样的税制设计直接影响了高收入群体，但对于全体居民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房产税实施会造成房价波动，因而也会对居民的实际生活造成影响。若房产税导致房价下降，对于有房一族而言，他们的总财富减少，于是会相应减少消费；对于无房一族而言，房价下降，他们的预防性储蓄的压为减少，于是会相应增加消费。因此，房产税的实施对当地居民消费和储蓄影响的净效应难以简单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