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不曾中断湮灭的一支拥有上千年文明的多民族国家，正因为有着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绵延、古老的文明智慧、深厚博大的文化基础和多元的人类群落与民族，故而无论从历史演进、农耕文化、知识积淀、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礼律典经、科技发明和创造等方面，中国在古代长期遥遥领先世界诸国。我们中华文明是具有强大内聚力和包容性的，早在两千年以前的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寻求定纷止争之策之先见，汉朝时北方匈奴入侵，汉朝王庭以博大的胸怀通过和亲以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传播共享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记忆，汉朝以后出现过鲜卑族、蒙古族、满族等诸多少数外部民族入侵中原建立王朝政权的现象，尽管出现了文化的对碰，但并没有双双陨灭，而是我中华主流文化以强大的包容性将其一一同化，融于中华文化熔炉之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众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在长期的接触、混杂、联结、融合、分裂、消亡和重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和特点的多元文化统一体 [ 3 ]。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一特色概括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 3 ] 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自在而自觉多元一体的伟大中华民族 [ 3 ]，不仅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壮大，而且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促进了具有多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或华夏民族的形成，由此可见我们中华文明的强大魅力。这一魅力也可以通过中国上千年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繁荣程度体现出来，从两千年前的秦朝开始直到清朝时期中国依然有着遥遥领先世界的生产总值，黄金白银总量是世界诸国的数倍之多，但热爱和平的华夏民族从未曾持强凌弱，而恰恰相反，是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发明和创造与周边部落、小国及世界诸国共同分享，我们以广阔的胸怀包容着世界。从秦朝至明清我泱泱华夏可谓国盛民富，但我们缺乏了与外部侵略势力斗争抗衡的足够的海防和军事力量防御外敌，最终成为了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欺凌瓜分对象。被侵略殖民的惨痛教训没有改变中国内向包容和热爱和平的根本品性，反而更加强化了崇尚包容和增促和平的品质与魄力。

当今西方社会中存在了侵略打压潜意识、冲突对抗旧观念、征伐斗争老思想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社会的不和谐现象，恰如同远古蒙昧时期的人类各部族蛮力外泄一样，所以西方社会是一种本性上的“外向竞技式”思维和文化。东西方国家存在社会形态和运行状态上的较大差异在于各自血液骨骼里根深蒂固的社会治理观念存在差异，中西方社会治理观念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历史发展演变中的不同历史文化记忆和心理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文化记忆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则根源于中西方社会早先有着不同的物质生活方式、生存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沿着两条主要的历史文化道路发展演变形成的当代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文化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冲突，也存在着交融、共生、合作和互鉴，两种社会治理观念之间不是“攻伐存一”“灭而代之”的关系，而是会各自因地因时制宜，伴随人类社会长期并存、绵续发展、恒久为继的。但是极端化的西方模式终究会在历史的星河中陨落，这个主要是极端的外向竞技特征，其体现在即使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模式下的国家仍旧有着极端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而动，反全球化浪潮”正在西方模式下滋长蔓延，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在新的百年造成重大误导和挑战。

在中西方社会治理的文化观念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中国道路表现出了自身突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这种独特性和优越性源于统治者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普遍共同记忆下的社会治理智慧的绵续、继承和与发展。可以说当今中国在开放包容、沉稳自信、向内自强、勤劳实干的品格特性下形成的“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互利共荣”和“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思想观念与西方模式下的“自我保护”“本国优先”“种族主义”等潜意识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包容性发展”和“致力和平世界”的思维正成长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文明的新引擎和新高地。

与西方模式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建立在历史和社会演进规律之上的历史性和人民性选择。资本主义是西方模式的本质，西方模式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产物，剥削性资本催生和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模式，其中单一的资本因素占据着关键地位。不同于西方模式，中国道路是广大人民根据历史发展进路和社会演进规律探索开辟的，“尊重历史”“造福人民”是中国道路的一大特色。时下的中国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并非两对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概念，即“西方”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和“自由”，更不能将“中国”与“传统”“落后”和“专制”混同而论。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演变历史过程中和特定人类时代背景中，通过对“传统与现今”和“东方与西方”两个维度不同社会的发展所呈现的不同面向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因素进行不断地比较、权衡和筛选而最终形成中国独特的道路特色和自信性格。对于在对待西方模式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上，李强教授曾提出我们将会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去分析西方经济制度的不同要素及其不同后果；我们对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高调与实际制度设置会有更为清醒的理解；我们也会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与弊端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如果将这些理解和对中国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结合起来，我们就可能会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路径有更平衡的理解 [ 4 ]。由此可见，历史性、人民性和社会性下生长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将会是一条符合中国人民需要的最优良道路。

如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曾遭受殖民侵略的打盹沉睡了一百年的中国如今已然苏醒且更加雄壮威猛。在1840年以前，尽管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存在着内生性的社会变革需求，但中国社会尚且能保持良好的“自运行”“自治理”和“自发展”，但西方国家随着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不满自己对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使用了无理的殖民侵略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国门，竞相加入瓜分中国的狂潮，压迫蹂躏中国人民，一批又一批中国仁人志士带领中国人民一次次奋起反抗与西方列强进行顽强斗争，尽管胜利很艰难，但中国人依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家园遭受破环的愤怒和舍身救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的决心与信念，最终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坚定无比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分别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带领下一步步地摸索出了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西方出土的马列主义思想，完美的吻合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实际和极具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给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了救国图存的新道路。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实践探索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道路。我们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中摸索开创的。

与西方模式下的“本国优先”和“竞技当下”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沿着历史和文化“规划自身”“向前走”和“迈向未来”的品性。西方模式下存在着各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一直以“优等民族”“民主国家”“强国”“先进文化”自居，与世界不时的冲突矛盾和局部战争几乎成为常态，泛化的民主也使社会内部冲突矛盾愈演愈烈，无序的警民冲突对抗成为西方模式下“一道靓丽风景线”。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道路服务于中国实现理想的任务和目标，它具有体制科学性、系统稳定性、阶段连续性和理想必然性，自强不息面向未来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品性。可以说是糅合了老子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与世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仁者爱人”“允执其中”的等社会思想，形成的今天中国“不争霸，不称霸，不扩张”、“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共识。而“中国梦”绝不是要去领导世界、绝不是要与美国争霸世界，而是与世界各国，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 5 ] 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类。中国人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未来不是专属于中国、美国或其他某个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通过天安门城楼两边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由此足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胸怀和气魄，即立足中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关怀世界并主张构建持久和平、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进而为世界谋大同、着眼全人类并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

尽管要了解现代中国道路首先会联想到西方社会模式，但“中西方现代社会从何而来”也离不开溯源到早前的中西方传统社会。西方社会善于转嫁国内矛盾和对外侵略，向外侵略、竞技互斗、攻击排外是其基本品性，而中国社会更注重强调“和谐太平”“天下大同”“国治天下平”，是一种“内向沉稳”“向内自强”和善于“偏安一隅”“眼看未来”的性格和民族品质。当今世界中国已然自信的撑起了一面社会主义的大旗，我们要看到现代中国道路的发展活力和优越性，也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活力和优越性并非凭空天降而成，而恰恰是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从与传统社会的“批判”和“扬弃”演化而来的，多种选择的结果最终决定了今天的中国道路。只有对“古与今”、“东与西”不同社会形态得以存在，尤其在“社会团结”与“发展活力”两个方面上进行深入全面的比较，我们才不致于过度质疑“现代社会”和“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我们才能有更大的信心去治理经营打造眼下的所处社会和世界。

与西方模式下崇尚的“理性”“契约”和“法律”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尊崇人性下的“德法并用”型秩序规范。中国道路奉行“德为魂，法为器”，具有崇尚公德和谐、凝聚民族、团结社会、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的特点。从历史上来看，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崇尚的是“德法兼行”“儒表法里”，一方面中国社会治世为民、团结统一的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特色鲜明。古代“传统社会”和现代“中国道路”在社会治理观念上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在古代传统中国社会，社会治理观念亦随历史变革而均有不同。在古代也存在社会治理，但社会治理是非连续的。古代社会治理可以理解为为了实现君恩惠民、仁德滋世、国泰民康、协和万邦，君主广泛征集纳谏各阶级各立场群体的治世安国主张，以统治权力管理天下事务的社会维护模式，其特点是统治者的管理中有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和主张，古代治理是受多元社会思维影响的君权管理外衣之下的治理。秦汉以前的社会，无论“三皇五帝”还是夏商周时期，社会是简单的，社会治理的思想书载不多，但基本可归其为马克思·韦伯所讲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治理下的社会，这一时期社会治理主要依靠主政者的“大善”、“仁德”、“治世武功”维持社会存在和运行。东周末年和战国时期，文人志士便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治国”“治世”问题的讨论上来，他们持不同思想主张，通过激烈论辩和周游列国游说著书先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以“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名家、法家”等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向统治者谏言各自不同的“治世之论”“定世之章”，比如《论语》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以说在古代中国人已经有了赢得政权合法性的智慧。尽管如此，但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所载“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不同流派的代表者根据其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考察，从自身所处社会等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治世主张。其中儒家是贵族上层阶级社会的代表，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主要提出了“克己复礼”、“仁爱”、“仁义”、“仁政”、“尊卑有序”、“施政以德，以刑辅德”的主张，关于“德”孔子在《周易·系辞下》有“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墨家代表的是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者的利益，提出统治者要“兼爱”、“尚贤”、“非攻”，主张诸侯国和普通个人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学派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不满当时是诸侯国极力作为主动改变社会状态的做法，提出了“道”的思想主张，认为“道法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主张“逍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试图说服各诸侯国统治者不要刻意改变自然社会的常态运行；法家学派作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对破除遗弊和富国强兵的功能。此外，百家争鸣时期的其他流派也分别从不同的社会面相提出了自己关于治理社会的思想主张。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思想主张极度繁荣，但是大都未被采纳，主要在于“退君权、进民权”，限制统治者的社会管理权力但还是打破了统治者一家之言独霸天下的局面，社会力量逐渐得到统治者的关注、参考和吸纳。尽管古代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形态不同，但今天的中国道路继承了古代的很多治世理念和文化思想，比如关于“人民本位”思想，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和“服务型政府”等思想与古代“庶民富民”“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皇族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系列观念意蕴相通，“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国破则家必亡”观念相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大一统”“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等国家统一、民族平等思想的精神相一致。而这些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绵续接替的思想观念是独特的，是符合中国特点而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关于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中西方对待“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治理中，中国社会表现出齐心协力、团结一心、生命至上、争分夺秒、不抛弃不放弃的众多精神品质，但西方国家则打着“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幌子，主张“全民免疫”“顺其自然”而无所作为、放任疫情发展。

与西方模式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同，中国道路是一条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多党派通力合作的“大合唱”格局。《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理想，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有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领导者所前所未有的声望和优势，中国共产党执政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权合法性。完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和中国道路的最大优势与最本质的特征。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今非昔比，她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且历经百年变局的世界性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有其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核心就在于既全心全意服务于广大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 6 ]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正义代表劳苦大众的战斗组织，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和平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则不仅是一个战斗组织，也是一个奏唱时代旋律的高规顶配级大合唱组织，其中党中央是指挥和领导的角色，全社会有序有节奏的参与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则是大合唱组织的演奏力量所在，团结、进步、秩序、民主、活力、创造力等是其最基本的体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将全体华夏儿女和中华民族高度凝聚团结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以来开天辟地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屈辱落后走向自信富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凝魂聚力创造伟大。第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持续的选贤任能赢得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铸就了中国政权合法性的牢固根基和铜墙铁壁，此外中国共产党有着世界上极为先进的组织机构——党的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先进的组织架构，在培养领导干部和选贤任能方面具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充分的提升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程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享有中国宪法确认并保护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其内部的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能够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一整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复杂精细的程序进行干部遴选和评估，确保不断选拔出优秀人才 [ 7 ]。第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已然成为了社会主义大旗和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的定海神针。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在历史选择和人民支持中确立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扮演着人民勤务员角色，作为一个人民性政党具有凝聚最广大人民的功能和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拥护、选贤与能、才德配位和勇于使命担当等特点均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极为理想的政权合法性。

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党的建设始终是一项伟大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推进，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有着建设一支理想信念坚定、政治思想端正、业务本领过硬、专业能力较强、德法素养优良、作风纪律严明、人员结构合理、组织机构有力、作用领导突出的党员队伍的传统，中国道路在国家管理人才选拔上强调“选贤任能，德法兼修、德才兼备”。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现代中华民族快速发展迈向复兴繁荣的关键在于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一集中领导和长期执政，确保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政策的稳定性、确定性和连续性，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和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信用成本，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水平。走中国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强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有着纯粹无私的追求，即代表全天下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永恒不变的执念。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有着最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第三，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全部中华文明，尊重历史和文化。第四，有着成熟先进的组织结构和科学完善领导体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先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和精神指引，具有独特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底色。“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模式上存在差异。“西方模式”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中个体主义自由扩张膨胀色彩浓厚，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西方模式下，个体主义下的“人权”“自由”大于“集体公共利益”和“生命”。比如在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工作在西方国家的开展中体现的极为明显，尤其是疫情下的西方在“泛滥的个人主义下”表现出的“混战”与“狂欢”等极端群体性社会失范现象。第二，基于“资本主义”下的“美国优先”“欧洲优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价值观念，西方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冲突性格”“排华情绪”和“对抗意识”。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军事联合集团定期不定期的发动各种对外战争，以及“两党制”“多党制”下的党派之间的“互拆”与“混战”，从而将自身的国家资源和宝贵时间大量投入到对抗互博之中，再比如，疫情下的西方国家在“无力作为”“难以处置”的情况下为转嫁国内危机，集体性“推诿卸责不作为”，而且一改天灾人祸面前的“集体性失语”，转为以谎言和不负责任心态下的一种西方国家集体性“甩锅”。这对于中国而言绝对是难以想象和不能接受的。相比较而言，中国道路在处置上述问题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越性。这种道路优越性依旧来自于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从秦建立大一统国家开始，“大一统”观念得到了极大发展，历史上出现过汉武大帝、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大明王朝、康雍乾盛世等历史上的盛世时期，无不建立在团结统一的基础上。中国的先秦早期“大合唱式”集体主义治世思维和思想观念便为中国传统社会管治逻辑打下了基础，“大合唱式”思维和逻辑便深深地融入进到中华家园治世文化的血脉之中。可见，集体主义观念和大同社会理想是中国维系社会发展、保证国富兵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独有良策。中国社会和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稳定更替绵延至今，并不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某一家思想在发挥社会功能，而是“国家得治，兼揉诸家，齐奏共鸣”。尽管秦汉开始古代中国治世思想形成了“大合唱式”的大一统和家国天下传统，但是具体的社会治理形式主要事自上而下单向式社会管理和皇权统治。但始终存在着“郡县以上国家皇权专制”和“郡县以下乡绅长老统治”两个社会治理维度。传统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皇权专制”和“封建独裁”，形成一种《小雅·北山》中提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权观念。此外，在传统社会也有“普天同庆，君民同乐”、“青天父母官”、“以民为重”、“施政爱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观念，这些观念避免了封建制的专制极端化发展，也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施政观念思想源头。传统社会的“家长制”文化在凝聚家族乡里，实现家国同构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长期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团结和秩序。根据是基于“生育制度”和“安土重迁”文化而形成的一种重视“关系”、“人情”、“背景”、“人伦次第”、“三纲五常”、“家长统治”、“熟悉社区”、“礼俗教约”的差序格局和稳定秩序，其中“血缘”、“族缘”、“地缘”和“集体情感”起着很大的维持社会和增促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变迁、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传统上的对今天社会起阻碍作用的因素，即不合时宜的文化观念和乡村陋习就必须革除，而对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改进，在符合传统礼俗文化的同时又适应了现今国家法纪规约的，我们也不用一刀切的破除。在历史上的封建时代，传统社会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文化观念是符合当时时代的最好文化。

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交接更替，早期形成的“大合唱”式治世思维绵续存在数千年后，在今天，中国道路使其得到了极大的传承、发展和完善，并创制发展出了日益成熟定型的中国社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致力于构建一套成熟和完善的现代化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较早意识到制度构建的重要性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制度构建的目标和过程，即“再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到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党的代表大会的形式再一次明确了这一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现世和实践当中逐渐形成、演进和创新发展 [ 8 ]。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无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其中就“大合唱”式思维而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说这是华夏民族老祖先创制的“中庸之道”与“和合文化”在21世纪的新发展。最为特点鲜明的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社会治理的社会功能上存在差异。先秦时期尤其“百家争鸣”时期形成的各个阶级提出的“社会治理”思想的繁荣局面未能发展延续，多元的统一“社会治理”思想并未产生形成，“大合唱”式社会治理观念的萌芽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到很好发展。“传统社会”是为皇权贵族和社会上层的少数人治理社会，以自上而下执行皇权统治为主，郡县以下乡绅长老的基层社会治理为辅，但“管理民众”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在传统社会是从未改变过的。现代中国社会在实行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治理方面仍旧传承着“大合唱”式“社会团结”的“和”文化，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目标和功能，现在社会真正的实现了统治者自上而下单向式统治管控治理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转变，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得到了提升。人民生活幸福、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赞赏满意、社会安定有序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像大合唱表演一样带给观众和谐的音韵乐律之美，“和”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下孕育产生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传统社会制度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也造成了近代以来的衰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为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种社会力量展开了救国救民的探索，从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但最终都没能成功开启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形态来实现国家现代化 [ 8 ]。

传统封建家长制下的“和”观念至今陪伴着中国的成长，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小到家庭建构、大到整个中国社会整合社会治理，都可以体现出传统“和”文化在当下中国“大合唱”式思维模式和制度体系中的影响，“大合唱式”的制度体系在今天让中国制度优势鲜明、特色突出，一是有指挥、有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表现在全国上下、东西南北中普遍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人民中心思想，发扬最真实的人民民主。三是这一思维有利于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形成民主、共荣、团结、友爱、公平、秩序、活力等特性。四是有利于明确识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集中集体意志解决共同问题，有利于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有利于凝聚全体人民对领导核心的忠诚、信任、热爱和拥护情感，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在党的英明指挥和坚强领导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有所成而又和谐相处团结奋进的局面。这种思维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体现存在许多，比如我们党在各种战斗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当然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形象的用“百鸟朝凤图”“众星拱月”和国旗国徽的构造寓意等来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党章》中写到：“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第二，深入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调动全民发挥智慧和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性，短时间内调动国家和社会人财物资源的能力强大，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道路优势。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极大的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行和能力以及全力构建选贤任能体制和依靠群众服务人民深入民心深受拥护的党的合法性。三是彰显民主集中制，由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代表集体表决将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志写入宪法和法律，任何单位、组织、个人和团体都必须无条件遵守服从，明确选择和自主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实现了把历史的画卷长廊交给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书写布置，集中民主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和传统社会的一大独特优势，有秩序的集中和集中统一下的领导，是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改革成效显著发展成绩喜人的关键所在。此外，发展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联系各界别和各层次的力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来联系外围的群众，发展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发展出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来改进基层秩序 [ 9 ]。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社会整合功能和强大社会整合力。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以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为基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目标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政治认同，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 10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集中体现了中国身后的文化历史和思想，中国有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中国的社会治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社会治理道路的探索确立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直到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政体政治政党制度形式的确立、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确定等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合唱”式思维下的社会治理道路逐渐展开，我们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抗疫斗争等一系列伟大胜利，其中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上下一心民心相通意志相融的“大合唱”思维印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合唱”有着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新颖独特的表演形式，调动了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了轻松活波、团结奋进、广泛参与的民主氛围；二是“大合唱”式思维模式下的社会治理思想孕育出来了中国人普遍宣扬倡导的集体文化和团结合作意识，中国形成了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放首位照顾个体利益、大局为重、看重社会整体效益的个体家国观念；三是一种“大合唱”式社会格局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以家长为核心形成的家庭还是以城镇为核心形成的乡村振兴规划，小到家庭和社会组织团体，大到国家制度设计和战略安排，无不体现着一种社会集体主义下的“大合唱式”事业思维。目前我们国家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在建设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观念正助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步快速发展。可以说，中国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底色，而“大合唱”式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实践特点，是中国道路的在现实当中的形象化体现。

中国道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修复”和“与时俱进”的向内文化、独特品质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思错误实践、把握历史规律和壮士断腕魄力下正确看待伟人和纠正失误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阶段，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百年历史当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和党内民主意识已经越来越成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世界百年大党和强党。党的发展强大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中国道路的完善。中国道路之所以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发展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并为人民自主选择和普遍认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道路的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敢于“自我革命”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品质。勇于自我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以自身作为革命对象不断地清除体内的机体病毒和顽障痼疾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具体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上个世纪中国革命一次次面临困难绝境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都是通过“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强大工具挽救党的革命事业的，比较有名的事件就是“遵义会议”上通过“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而最终转危为安走向革命一步步胜利的。第二，在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之际，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坚决不做李自成”成功的“进京赶考”并对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和对自身能考出了好的成绩充满信心。第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系统性“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走向富强的新篇章。第四，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上对当下存在的“四种考验”和“四大危险”进行了论述和说明，并开展了深刻的反腐工作等来展现自身“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道路在挫折和考验中建构出来，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优秀的中国人民共同开创的，凝聚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智慧和心血。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和使命，在“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清醒意识中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奋斗拼搏。

中国道路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以“大合唱式”思维在突破不平等国际规则推进国际社会体系改革中更具生机活力。认识“大合唱式”思维的局限同样很关键，既要最大限度激发每一单元每一元素的潜能，消弭整体中各单元之间、元素之间的隔阂与不协调，又必须明确认识到我是服务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是我的职责，人民满意是对国家一切工作的最大肯定。尽管“大合唱式”社会治理思维有诸多好处，但是这一思维模式也存在脆弱的方面，一旦整体中有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一丝一纹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体的效果受影响甚至产生失败。就像一场真正的大合唱一样，有个别人不尽心不出全力，演奏不出佳作，有一个人走调，整个团队就所有努力大打折扣甚至表演糟糕。在中国外交理念和对外策略中，中国形成了“我搭台来齐奏唱”的经济领域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平台，全球治理领域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推动形成“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倡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共赢，以及构建双边、多边的国与国往来和对话机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代表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方，并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各规则中勇敢的替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争取正义和平等权利。而这些观念恰是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中比较欠缺的，这种意识的欠缺尤其体现在他们的“外交理念和对外策略”方面，比如在西方国家存在的“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个人”主义等观念。“大合唱式”社会治理思维包容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有志之士的治世思想，也吻合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更有利于凝聚全体中华儿女，这种“大合唱”式思维下的社会制度是一种集体性民主思维模式主导下的中国制度，可以奏唱出时代最优美旋律。正是现代中国传承发展的“大合唱”式思维模式，它既能够有指挥有领导不迷失方向看得见未来，又能够借助“大合唱”式“集体思维”和“团结构建”起到凝聚人心、积极熏陶正向感染和使所有个体积极参与、全力投入、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效果。

这种思维模式是中国社会团结持续向好发展的主流文化配置，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当今世界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可以从日常的所见所闻中体会到“家长里短”式的你上台表演我期待和等着看你的笑话和出丑，我登台上场你着急看我出丑给我使绊，这必将会使一个社会陷入发现困境。而与西方的角逐式社会模式不同，我们的“大合唱”不是死板的，而是形式多样是充满青春活力斗志昂扬的，就形式和流程而言，有指挥、领唱、轮唱、点题朗诵、有序编排有序参与、全身心投入(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积极向上、情感真实饱满、动作神态标准化一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真实而又广泛的民主。毕竟中国是有别于西方社会情况的特殊国情，我们没有西方国家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积累，我们的改革开放起步较晚，而面对拥有十四亿劳动人民的中国，我们唯一可走有最切合中国自身实际的路只能是全员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集中而又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又恰恰在中国有着这样的几千年的“和”文化和“大合唱”文化传统基因，可以实现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调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做到全员参与、充分发扬民主、共建共治共享，同时这一思维也贯穿贯彻在新中国的诸多关键领域和制度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各种主张的鲜明特色，立足民族实情符合中国人民需要，同样顺应世界发展现实。“大合唱”式社会团结也将有利于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美好和福祉！

中国道路独特性在当代的展现极大地启示了人类团结觉醒和促进了全球治理进程以及西方国家探索走出困境的步伐。具体来看，今天中国的倡议与主张亦完美的贯彻着一种“大合唱思维”模式，“社会共治”“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等，这一系列的倡议主张都说明这个时代，“既需要全体成员团结一心，方向一致，目标统一，更需要有指挥和领唱”，说通俗点，就譬如战斗组织中，一个连队需要有连长，一个军要有军长，国要有一个中央、一个统一的核心要有一个英明的主席领袖，一个政党要有最高权威地总书记，非官方称谓的“大合唱思维”是新时代中国的鲜明特点，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符合国家发展稳定长治久安！这样的社会安排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它是民族文化思想、中华历史记忆、制度绵续继替等交互影响作用的产物，不是我们中国想要走和别人不同的标新立异道路，而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史具有历史独特性，我们走有别于其他道路模式的独立自主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演进模式，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特殊性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的模式是成体系并与我们国家设置配套吻合的。我们是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人民民主国家。说通俗点，新时代“绿色政治”、“明澈政治”、“人民为本”、“风清气正，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大合唱式”社会制度结构等都是经过了无数中国优秀智者的严谨科学推敲得出来的理论结论的具体应用，例如，前些年，人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没有很好的尊重自然，而今天我们人类经过思考对自身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自身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是自然的“朋友”、“家人”或一个自愿的自然界的“好管家”；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从前几年将他人视为是“敌手”而转变为与他人结为“好伙伴”，这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的一个缩影，可谓是于史有据、于今有理！

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鲜明独特特色的社会。今天的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华文明的数千年智慧，是最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共同选择的，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更加的对中国道路充满信心，以“大合唱式”思维掌控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格局，坚持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的原则，拥有世界和历史的更高站位，引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大合唱”，构建起各国统统参与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不断提升风险长存状态下的治理能力。

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和坚持好中国共产党集中同统一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中国道路的命根，也是中国道路最为显著的独特性。从古至今，中国社会都有着独特的信仰，可以概括为“民族自强、国家兴旺、社会大同、普天同生”，中国人的信仰在于通过人的自立自强，谋求世界的团结一致和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相信人、关注人、造福人”，中国人始终有一个相信自己、相信人民和相信人类的真实信仰，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信仰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人民中心是中国道路最大的政治特征，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显著品质。中国道路的人民中心和民主专政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道路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和人民群众自主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置的必然产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了党的纲领，旗帜鲜明的确立党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开始领导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革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初心和历史使命登上了中国的革命和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域私心和私利，从成立到革命战斗再到革命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考虑的唯一便是初心誓言和理想信念，在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思虑中国革命事业，毅然以大无畏的心态主动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员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以大局为重，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最终促成国共合作，最终才有浩浩荡荡的大革命，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劳苦大众。在革命和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良好传统和优秀作风。

中国自古就有“君舟民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均贫富，等贵贱”“人人为公，大道之行，天下大同”等关怀社会平等的思想，尽管在那个时代条件下难以实现，最后大都成为了一种社会理想，但这些古代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和服务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健全并逐渐地走向成熟，其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深入调查、广纳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代表人民、维护人民、服务人民、团结人民、造福人民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极大地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前进。到了今天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要求与古代的“天下大同”之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且有了新的内容和思想发展。人民性是中国道路的根脉所在，它体现在国家政权的各个层面，比如国家名称上，我们的国家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层面：中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地方分别有省级、市(区)级、县级、乡镇级人民政府；司法层面：中央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分别有省级、市(区)级、县级人民法院和省级、市(区)级、县级人民检察院；政党层面，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国家军队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最为广泛地人民性。无论是在上个世纪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世纪的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人民中心”“民心为根”立场始终如一，积极推进和发展创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以成体系丰富和发展，理论兴则政党性，政党兴则国家兴，坚持、维护和发展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新时代的中国迸发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机活力。

中国道路依托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深厚传统观念中的治世智慧以及现实的中国实际情况，高度的契合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和文明延续时间较长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社会治理、人类制度文明和人类团结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道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与西方“外向竞技式”思维相比，中国道路是一种“内向包容式”思维逻辑；第二，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中摸索出来的；第三，中国道路具有沿着历史和文化“向前走”和“迈向未来”的特点；第四，中国道路奉行“德为魂，法为器”，具有崇尚公德和谐、凝聚民族、团结社会、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的特点；第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道路的最大特征，中国道路是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铺筑而成的。可以说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抱着自身独特的信仰在历史和人类的实践中锻造出来的，是关照人民、关怀人类、关心世界的一种制度必然。

中国道路仰仗于人民性的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主义制度，以鲜明的“和合”文化色彩和包容性特征雕刻国家形象，完美体现了普适性、普遍性和共时性的政治思想理论。从国家性格的角度来看，中国道路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本色和鲜明旗帜；第二，中国道路以其得天独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运行的秩序基础；第三，中国道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自我批评”“自我修复”和“与时俱进”的向内文化和独特品质；第四，中国道路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以“大合唱式”思维在突破不平等国际规则中更具生机活力，坚持人民本位，注重社会团结，强调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第五，中国道路独特性在当代地展现极大地启示和促进了全球治理进程和西方国家走出困境步伐；第六，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和坚持好中国共产党集中同统一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中国道路的命根，也是中国道路最为显著的独特性。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经验和人类实践中发现的一条具有独特优势的社会道路，极强的吻合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论断清楚的阐释了中国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同样世界属于人民，人民才是世界。中国拥抱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坚持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普遍共识，既然人民就是世界，那任何的野蛮政治和残暴军事都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而坚持中国主张，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道路才能有更加光辉的未来，世界才会和谐美丽。

中国道路成功于一种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大合唱”式思维，以具体通俗非庸俗的集体性智慧创造活化社会实践与社会治理，很好地彰显了中国道路独特特征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道理是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美美与共和共建共治共享等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在的现实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而真实的写照。近代的历史激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华民族要团结不要分裂，正是在团结的力量下，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在如今的中国道路下中华民族更加展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团结度。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道路在艺术上的一种微缩呈现，尽管不能全貌展示中国道路，但是从中体现着一些共同的道理，比如都要有明确主题，要有正确方向，要团结一心，要各司其责，要有核心指挥，要有统一领导，要有人人参与，要有成果共享，要有鲜活生机，要有精神信仰等。中国道路在各种制度设计和规划安排上也都体现着“大合唱”式思维逻辑，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鲜活的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五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国人集体主义性格，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谋划指挥角色是中国社会主义迈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关键。历史和人民在战火纷飞的战争中选择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角色，这一代表最先进最进步的革命无产阶级能最大程度的团结起来全体中华儿女。中国近代历史上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也才真正将中华民族和华夏儿女团结在一起，全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奏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幕幕胜利凯歌和时代旋律，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自立自信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气节、顽强奋斗的傲骨和团结一心的精神。

中国道路展现着一种强烈民族自信情感的朴素价值信仰，以最具客观真实性的“人民”“人类”和“天下”为整个社会安身立命之本，追求人类社会迈向“天下大同”和大千世界走向“命运相连，荣辱共生”成为独特的精神信仰。古老的中国智慧、博大的思想文化和坚韧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信仰的基石，德法兼济、选贤与能尽皆彰显中国治世智慧，尽管法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却永远无法取代道德的作用，法治始终是以最低的道德标准要求世人，中国道路仍应该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人民–江山最新论断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更加地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靠着心中的朴素信仰书写着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正是这伟大的精神谱系和坚定地朴素信仰，指引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信仰是方向也是力量，人民的信仰和国家的信仰赋予我们中华民族以希望，正因为有正确的信仰才能不断激发中国人坚韧斗志和磨砺华夏民族拼搏奋斗精神。

今天中国道路虽依靠着自身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优势，取得了喜人的发展成绩，但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体制的落实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我们要形成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有待持续完善升级，西方模式并非一无是处，仍有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中国道路仍处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中西方世界互联互通、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共生共荣成为未来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成为了一种世界共识。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要坚持自身的独特特征和显著优势，坚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共和国和人民事业的绝对领导。第二，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尤其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三，坚持党要管党，建设和发展好党的组织。选贤与能和反腐败方面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政治领域的改革仍需稳步推进，稳固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改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仍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第四，坚持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在中国发展建设的社会实践中挖掘中国道路的潜质、价值和功能。中国发展要始终以史为鉴、不丢文化，坚持正确方向继承优秀传统，不崇洋媚外而坚守自身，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与传统和西方社会对比中更自信的屹立在世界东方，在追寻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在国际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积极作为并走入世界大舞台的中央。中国道路的优势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取得的历史成就和人类贡献，呈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它是世界和平、希望和光明的孕育之道。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新中国以来取得的一切成绩、进步和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文化、人民和共产党共同缔造的，中国道路的前景和未来更加的离不开悠久绵长的历史、传承数千年的文明、智慧勤劳的人民、家国天下的民心和勇挑大任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矢志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我们才能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