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园林特别是中国古典园林与人的超越精神的追求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西方理性精神下的现代园林的困境和转向问题。本文主要结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西方理性精神主导下的西方园林美学体现出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终的结果是理性割害自然，也绑架了文明；与此相反，中国以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为中心思想的园林美学，巧妙地将人的形而上的超越追求转化为形而下的物化家园，不仅安放了人的精神，也很好的处理了人和世界的关系，这对现代园林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有改变纯粹哲学抽象的思辨超越，才能实现园林的现代转向，才能真正安放人的生命世界，才能真正构建人的诗意栖居家园。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gardens, especially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and the pursuit of man’s transcendental spirit,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e dilemma and turn of modern gardens under the western rational spirit. This paper mainly combines Heidegger’s 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 and Gadamer’s hermeneutic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western garden aesthetics led by the western rational spirit reflects the strong thought of anthropocentrism, the final result is that rationality cuts nature, but also kidnapped the civilization; on the contrary, Chinese garden aesthetics, which takes respecting nature and learning from nature as the central idea, skillfully transforms man’s metaphysical transcendental pursuit into physical materialized home, which not only places man’s spirit, but also hand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well, which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garden. Only by changing the speculative transcendent of pure philosophy and abstraction ca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gardens be realized, the living world of people can be placed, and the poetic dwelling home of people can be constructed.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园林特别是中国古典园林与人的超越精神的追求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西方理性精神下的现代园林的困境和转向问题。本文主要结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西方理性精神主导下的西方园林美学体现出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终的结果是理性割害自然，也绑架了文明；与此相反，中国以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为中心思想的园林美学，巧妙地将人的形而上的超越追求转化为形而下的物化家园，不仅安放了人的精神，也很好的处理了人和世界的关系，这对现代园林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有改变纯粹哲学抽象的思辨超越，才能实现园林的现代转向，才能真正安放人的生命世界，才能真正构建人的诗意栖居家园。
中国古典园林，超越，理性工具，当下超越
Linjun W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Aug. 12th, 2021; accepted: Sep. 20th, 2021; published: Sep. 27th, 2021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gardens, especially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and the pursuit of man’s transcendental spirit,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e dilemma and turn of modern gardens under the western rational spirit. This paper mainly combines Heidegger’s 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 and Gadamer’s hermeneutic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western garden aesthetics led by the western rational spirit reflects the strong thought of anthropocentrism, the final result is that rationality cuts nature, but also kidnapped the civilization; on the contrary, Chinese garden aesthetics, which takes respecting nature and learning from nature as the central idea, skillfully transforms man’s metaphysical transcendental pursuit into physical materialized home, which not only places man’s spirit, but also hand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well, which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garden. Only by changing the speculative transcendent of pure philosophy and abstraction ca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gardens be realized, the living world of people can be placed, and the poetic dwelling home of people can be constructed.
Keywords: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Transcendence, Rational Tools, Present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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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体系中生长起来的一个重要艺术门类，它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平衡中国人入世和出世的重要桥梁，它是安放中国人生命的诗意家园，中国古典园林谱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然而，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最终西方理性至上的精神文明不仅割害了自然，绑架了文明，也最终使人类自身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如何破解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如何安放现代人的生命家园？园林现代转向的出口在哪里？美丽的古典园林精神何去何从？这些都是现代园林、环境美学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中国早在周朝就出现了园林。秦汉及以前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早期，园林主要以自然风光为主，功能是供皇家狩猎使用。到了魏晋南北朝，伴随着老庄隐逸思想及诗歌领域里“山水方滋”思想的影响，山水园林开始出现。及至唐代，私家园林大量出现。而私人宅园的出现在中国园林美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和皇家园林——宫苑一起成为双峰对峙的两大园林系统。其实私家园林在汉代已经发端，到了唐代真正形成，并开始兴盛。这一时期，著名的私家宅园往往为一些著名文人所有，如王维的辋川别业，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等。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为鼎盛的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园林造诣达到顶峰。在唐代私家园林，特别是在白居易“中隐–市隐”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城市山林”。这种城市园林以江南的文人园林为代表，就是在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建一座市中园林。这一时期的园林不同于唐以前的多以自然风光为主，人工因素更多参与造园艺术活动。“城市山林”同时弥补了“朝市太喧嚣”和“丘樊太冷落”的两个缺陷，应该说是中国人心中最理想的诗意居所，它解决了中国人的“入世”和“出世”之间的两难抉择的困境。
中国人心中的诗意栖居不是远离人烟的山林，亦不是喧闹嘈杂的闹市。中国人渴望在当下的现世生活中既能实现入世的人生抱负，同时亦能不为尘世所绊，追求出世的旷达洒脱。在入世中实现务实的人生志向，在出世中追求不羁的生命诗意和自由。因而，在这样的文化导向下，城市–山林这一合目的性空间的诞生甚至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以恭王府为例，府邸前面是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宅府，而其后面更为私密的空间则是一个拱桥曲水的生生园林，无法放归山野，那就把山水移入目前。中国人的诗意理想不是建构在抽象的形而上的追索中，而是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安放在现世的形而下的物态生活中，在“沉沦”的日常生活中构建生命的诗意栖居家园，在此安放生命，在“物”中“悟”，以“悟”为桥梁，由“物境”到“心境”，实现人生命的诗意超越。“城市山林”承载的是中国人理想的生命状态和诗意向往，它是形而上超越追求的形而下的物质落实，它是超越的实现和完成。
宋以后文人写意园的出现意味着园林美学发展的文学化和心灵化的发展倾向。这种写意园的出现主要在南宋以后。中国园林里随处可见的各种题名、匾额、对联、刻石等无不充满着诗心文意。曹雪芹就曾借贾政之口说道：“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园林的文学化正说明原初的自然园林里开始渗入了文化视角。人对自然的印象永远无法去除文化视角、人类视角而看待园林。园林文学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类对自然山水进行文化建构、意义建构的过程。个体在游览文化园林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园林文化价值引导和影响，园林的文学化和诗意化的过程也即是人的心灵的诗意化的过程。而人心灵的诗意化反过来又必然建构其居住环境的诗意改善。
西方的园林艺术特点与中国园林截然不同。它要求园林要体现规则、理念特点，要求园林要合规律性，因而园林中处处呈现出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园艺要修剪、扶植树木，使每一株树的形状完全不同于处女林中的树木；正如建筑堆砌石块成为整齐的形式一样，园艺把公园中的树木裁成整齐的行列。总之，养花或园艺把‘粗糙的原料’加以改造、精制，是和建筑如出一辙的” [
中国园林则大异其趣，它所追求的不是规整谨严性，而是自由，中国园林反对过分的技能痕迹，在老庄思想影响下，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师法自然。它反对统一律而追求多样性。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北方园林强调因凭自然之“真”，常常借助原有的地形、地势等进行因势利导的加工，所谓假生于真，以假拟真，最后所要达到的是计成所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自然和人工相互因凭，最后达到浑然一体、真假难辨的审美效果。这就是要努力将人工之“文化”趋近自然，它的目的不是规训自然、制服、控制自然，相反的，是要以自然为师，“师法自然”，融入自然。
笔者认为还认为，“自然的建筑化”与“建筑的自然化”是中西古典园林最核心的差异。西方文化里，园林是为建筑而服务的，建筑居于整个环境的中心位置，这是一种非常明显而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人的理性规范非理性的自然，以理性规则对所有事物划分等级高低，园林处处体现人理性规训下的整齐划一的美，体现人对自然征服、控制的力量之美；中国文化则相反，建筑是隐匿在园林里的，园林是整个环境的中心，建筑是若隐若现的，建筑的作用不是规范园林的，而是建筑本身要将自身融入园林里，建筑的建造设计都必须与它所处的园林景观相协调，而不是反过来主导园林。中国园林文化里，人从来不是园林世界里的中心，人只是园林世界里自己世界的中心，每一朵小花都是自己世界的中心，“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世界的意义不在人所设定的理念中，世界的意义就在世界本身，中国人
拒绝以理性抗衡自然，绑架文明，我们认为理性、知识既是一种力量，同时又是一种遮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我们与世界形成隔膜的东西。潘知常先生认为“情感的满足意味着价值与意义的实现，这当然也就是境界的呈现，也就是‘境界取向’” [
张法先生曾指出西方世界是通过逻辑理性的作为工具来认识世界“人自身不能明晰、确定、理性地认识世界，只有依靠工具才能做到这一点，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成了依靠工具的认识，人的理性实质上是以工具为尺度的，受工具制约的。这样，工具的局限就是人的理性的局限” [
今天，以科技为代表的物质工具和以逻辑为代表的精神工具，将人带入了一个符号化、机械化的非人社会，从而也深深扼杀了人的整体性以及创造性，这是对人作为完整的生命体的否定。理性的工具化的世界是一种实体性的对抗世界，是以有知和无知相对立的对抗性世界关系。张法先生在《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亦指出，西方文化是实体性的对抗文化。西方追求确定的实体，以及可把握的明晰的科学性，它用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征服世界来印证自己的力量，而“人的理性实质上是以工具为尺度的，受工具的制约的”而这“又造成了人对工具的屈服，说尖锐一点，就是科技压迫人和逻辑压迫人” [
理性主义的反噬又何止于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的今天，在以现代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背景下，呈现的不断升级的对抗性的国与国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各种分歧、矛盾，甚至对抗冲突不断。原来“理想”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党派纷争、内部分列，中东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战争，各种全球性安全、卫生等问题的突出和升级，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大。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反思，世界怎么了？
笔者认为这与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不无关系。对理性工具的过分迷恋，对明晰性的绝对追求，以及非黑即白、非有即无的对抗思维是西方哲学的真正问题所在。而这也正是今天园林美学转型的关键问题。
中国人不是以谈论形而上的抽象哲学为最终目的，相反的，中国人永远要寻找一种将形而上的精神性的东西进行形而下的物质实在的转化。园林正是如此。中国人以城市园林的形式安放着人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不是以理论思辨，而是以物质化的可感、可居、可游、可望、可悟的园林来建构理想的诗意栖居地。人的精神超越不再是遥不可及和无从践行的，相反的，他是一个时时处处的当下完成过程。在中国人这里，没有超越人的生活世界以外的所谓的“超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不具有实践可行性的所谓的抽象超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只是哲学象牙塔里的游戏而已。
今天现象学、存在主义等西方思潮在中国俨然成为显学，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思想等使很多中国人为此欣喜，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其背后的思维差异鸿沟是巨大的。海德格尔诗意栖居及此在超越等思想还是建立在理性思辨基础上的抽象的超越，是一个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和生命世界很遥远的思辨超越。不仅是思辨的，海德格尔最终也没有摆脱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思维局限。海德格尔认为，“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 [
中国人认为，生命之“困”在当下生活，而生命之“解”亦在当下生活，人与世界的关系和意义的揭示只能在当下生活中进行，在对当下生活的不断领悟和体验中进行。张世英先生就认为：“老庄达到最高境界的途径，我觉得比海德格尔的对死的领悟要高明：海德格尔教人处于濒临死亡的境地方能领会人生的真谛，这是不切实际的，按照这个办法，人很难得救，很难免于‘沉沦’。而老庄的‘玄览’、‘坐忘’则是随时随地可以做到的” [
在全球化的今天，美丽的古典园林向何处去？如何实现古典园林的现代转向？其实，人的生存环境的建构不仅是一个建筑学问题、艺术问题、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讲，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关乎人的整个生命状态的哲学的以及美学的问题。园林及建筑里的境界，说到底还是人的生命境界。人的栖居环境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环境。所以古典园林的现代走向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古典文化、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向的问题。现代园林、环境美学走向哪里，就是在问文化了的人以及人的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根本上，明确了人向何处去，才能最终找到现代园林的精神归宿。
今天，经历各种现代思潮洗礼的西方哲学及美学都在努力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思想的思维桎梏。然而现代西方哲学依然没有真正摆脱这一顽疾。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终归无法作为人建构“诗意栖居”家园的砖瓦，固然，他深切关怀人的生存处境，固然他对科技理性有深刻批判甚至担忧，然而他最终依然无法摆脱上帝视角，无法摆脱西方哲学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视角，无法摆脱西方哲学长期而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思维。他的此在超越存在的可能性，此在通过“去蔽”而“揭示”和“敞亮”了世界的哲学理论，终归只是哲学上的抽象而已；他的“诗意栖居”最终依然只能是哲学上的抽象理性，依然离不开“诸神”的召唤，依然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高高在上的人的理性精神的产物。而园林美学的现代转向必然需要克服所有上述问题，唯有以人的生命整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从形而上的理性走向形而下的家园，唯有以谦卑之心面对自然、面对世界，方能铸就安放生命的诗意家园，方能真正实现园林美学的现代转向。
这篇论文的完成离不开我的导师史红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史老师在我论文写作之际给出的方向性指导，以及提供的宝贵资料。同时我要感谢李元教授对我的极大帮助，正是她的支持，坚定了我做中国园林美学研究的信心。在此，向二位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王林君. 从中国古典园林谈人的超越及园林美学的现代转向On the Transcend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Modern Turn of Garden Aesthetics from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9): 2605-261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9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