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提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是人的对象，是有用物” [ 1 ]。这是因为资本逐利的本性，以获取大量的利润为生产的主导方面导致的。资本主义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得不从自然界获得大量的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当成攫取经济利益的对象。“资本的饥渴必须由新鲜血液来平息，它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 [ 2 ]。当国内的自然资源不再满足资本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其他地区，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以更加廉价的价格对全球资源进行占有，使得当地原本良性循环的生态链条遭到破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并且资本主义为了转移污染，在国内将有毒废弃物掩埋场建设在有色人种、低收入人群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聚集区附近，而在国外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将一些高污染企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 3 ]。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认识论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认识论的影响下，以高效率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无休止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盲目地在自然界乱砍乱采。在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想影响下，只是将自然界当作人类发展的对象和工具，忽略了自然界的本身的生态价值。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对自然界的破坏以及为了进行再生产而过度性生产和促使大众过度性消费，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

全球性生态危机引起了西方学者对生态正义的思考，主要可以划分为“深绿”、“浅绿”(绿色右翼)和“红绿”(绿色左翼)三个思潮派别。首先，“深绿”思潮批评只考虑人类利益的价值观，他们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他们把人类中心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当作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深绿”思潮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的反生态性，仍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一些变革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 [ 4 ]。其次，“浅绿”(绿色右翼)也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去解决生态问题。“浅绿”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尝试提出一种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全球发展新策略 [ 5 ]。生态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修复全球生态正义的另一种策略，和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一样，均认为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技术进步、市场调节等资本主义手段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是“浅绿”思潮未能看到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所以“浅绿”思潮的生态正义主张失灵，不能真正实现生态正义。最后，“红绿”(绿色左翼)则认为要解决全球生态正义问题，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地实现生态正义。“绿色左翼”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论构想，但缺乏如何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路径分析，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因此，面对西方不同派别生态思潮失灵的情况下，如何在马克思语境下解决生态正义问题是当务之急。

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生态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曾认为人与自然的问题，“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 [ 8 ]。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基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将人与自然统一于绝对精神，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形式的统一，还基于近代唯物主义也以主客二分的方式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马克思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不是分裂，而是在存在论上一体化，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关系中，不断向对方生成，促进彼此的互动共生 [ 9 ]。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究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具有本原地位。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随着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向自然生成。马克思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 [ 10 ]。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自然界的本原地位和优先性，但是马克思也肯定人的创造性，提出人可以能动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不断促使自然人化。但是人类的创造性、能动性活动也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在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过程中，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条件，不然会破坏生态平衡，紊乱生态系统，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因此，人类在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源的时候，也要考虑自然的有限性，给予自然以生态修复的时间和空间，承担维护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责任。

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明确了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劳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主动性、创造性。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改造了人本身，因此人与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不仅抛弃了以往传统哲学将人与自然相分离的思维方式，而且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因此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也被引入到社会与历史发展中。在当前社会，通过培育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以及协同生产者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真样态。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会随着历史发展——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断解决，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实现生态正义。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一旦开始，“就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 10 ]。因此，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是人－自然－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在逐利本性和工具思维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把自然当成获取生存物质的工具，不承认自然的自在价值，只重视自然的工具价值，从而产生了生态非正义行为。资本主义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通过机械化、自动化等技术手段，无休止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让本来为了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支配和奴役自然的权力工具。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科学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在破坏着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逐渐分离与对立。但是马克思不认为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生态非正义，而是认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原因。资本主义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多，为了寻求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更大的生产规模，资本又将目标放在了国外，不断地加大国外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并且将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尚未发达的地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且逃避承担当地环境污染的责任。这些非正义行为更加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扩张和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它是导致人与自然异化。资本主义也促使了异化消费。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制消费的内在逻辑，只有不断地刺激工人进行消费，资本家才能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在资本主义消费观念的引导下，人们毫无节制的消费、挥霍无度的物质享受，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危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态非正义行为进行批判，提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具有辩证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正是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马克思提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非正义的特性，想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人对自然的非正义问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除人对人的占有和剥削，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扬弃私有制，建立联合化的大生产所有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和解，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必为了获取更多生活资料，而盲目的攫取自然资源。社会产品“按需分配”，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并且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还消除了资本主义恶性竞争的根源。所以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为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动态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生态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靠人们意识的转变。只有人们意识到了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形成生态正义的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 11 ]。这种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随着人类实践水平和实践的能力逐渐提高，人们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俨然没有曾经对自然的敬畏。并且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和消费的思想观念也是影响生态正义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莱斯认为不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将会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因此要理性运用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技术手段，不能成为控制自然的武器。我们要从意识层面形成对科学技术正确的运用，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肯定非人生命存在物的价值。其次，合理运用技术守护自然，让科学技术成为一种良性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们应该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生产领域人类异化的问题还尚未解决的同时，消费异化又成为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消费异化所引起的生态危机，例如常见的一次性消费，大量商品包装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大量消费污染物造成的物种的濒危。在新闻报道中鲸鱼误吞塑料袋死亡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形成正确的科学技术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达成生态正义共识对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具有强有力的作用。

生态正义是由社会正义在生态领域的延伸，生态正义的实现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和谐关系中推进。因此，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标志，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生态型政府”。生态型政府，是指，“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实现社会管理职能时要以生态良性发展为宗旨和目标” [ 12 ]。生态型政府的宗旨和原则，一方面政府致力于将生态规律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作为其基本职能，并将这种职能渗透到政府各方面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生态型政府努力追求和实现政府的各方面职能和目标的“全生态化” [ 13 ]。政府在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以“生态优先”为价值选择，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为基本目标。其次，社会企业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要树立生态正义意识，在发展过程中选择自然、环保的模式，自觉加大对污染的控制力度，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减少不必要的污染。最后，个人是生态治理的主力军。引导每个人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中来，一点一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低碳出行，绿色消费，人民群众之间互相监督，在全社会形成环境友好型氛围。

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力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实现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技术的发展给生态治理提供了便捷。其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建立生态治理的数据库以及可以综合协同管理的数字平台。数据库的建立实现了信息的公开，能使更多的群体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中来，并进行监督，提高生态治理的效能。通过综合协同管理平台，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可以进行协同治理。其二，运用大数据、互联网 + 技术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生态保护的前提是要对生态领域进行检测，运用多种手段对生态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建立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环境污染大数据动态监测、分析、管理网络平台，以及环境风险评估和危机预警机制。积极与国际生态监测机构进行对话交流，并且培养生态监测的技术人才 [ 14 ]。其三，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保护。实现对生态的智能保护，首先要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科技找出污染的源头，对产生高污染的企业进行控制和处罚，对已经受到污染的地区进行及时的治理 [ 15 ]。其次，提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目前生态污染和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不仅需要我们对已经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还需要我们提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生态环境安全也是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强风险意识，做好防范工作，提高生态环境风险的应急能力。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促使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的建立，不断提高生态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实现生态正义不仅需要人们形成正确生态意识，还需要外部的制度作为保障。马克思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生态非正义的过程中，找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 [ 16 ]。因此，实现生态正义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为强有力的抓手。首先，完善政府的考核制度，摒弃落后的只追求GDP增长而忽略生态效益的考核标准，将加大生态效益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提高政府的环保责任意识，让生态真正成为“显性政绩”。其次，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主要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两个方面，代内正义的实现可以采取两种措施，建立使用补偿制度和消费税制度。使用补偿制度是占用或使用生态资源的主体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对其他主体进行的补偿；消费税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免费获得生态利益的主体进行增收消费税，并将这些消费税提供给创造生态效益的主体进行补偿奖励。后代人应该和当代人享受同样的生态权益，罗尔斯认为，每一代都从前一代获得好处，而又为后一代尽其公平的一份职责 [ 17 ]。为了确保后代能够平等地享有生态利益，应该建立正义的代际储蓄制度。最后，加强生态立法。通过生态立法规范生态非正义的行为，并且对非正义的生态行为进行强制处罚，为生态正义的实现提供法律的保障，生态治理道路需要通过生态法制化的路径实现。

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重等，不是靠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须寻求全球各个国家的通力协作，共同治理与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际社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 18 ]。习总书记正是基于全球治理的需要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生态正义道路上，通过各国的协商和对话，明确生态权利和责任的划分，构建国际通用的生态正义准则。中国积极构建全球治理，并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村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当代激活”，为解决当前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