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共性是普遍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其来源主要有天赋能力、语用功能、认知心理、历时发展和语言接触。从语言接触所导致的共性影响范围出发，可以分为三类：普遍语言共性、亲属语言共性和区域语言共性。文章以语言共性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区域语言结构和社会功能变异的分析，归纳出新疆区域语言共性特征形成的五条主要途径。

语言接触，区域语言，共性特征

Yongming Hong¹, Xiaoling Ma²

¹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²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lleg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Feb. 27^th, 2021; accepted: Apr. 22^nd, 2021; published: Apr. 29^th, 2021

The linguistic universality is prevalent in all languages, and its sources are mainly natural ability, pragmatic func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diachronic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commonality of langu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mmon language, kinship language and regional linguistic commonality.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generalit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ve main ways of regional linguistic common features form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unction variation.

Keywords:Language Contact, Regional Language, Comm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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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s)是指所有语言都共有的语言范畴 [ 1 ]。按照Greenberg的观点，其可依性质分为：绝对共性和普遍倾向、无限制的共性和蕴含共性 [ 2 ]。Comrie则将其分为三类：形式共性(formal universals)与实质共性(substantive universals)、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与非蕴含共性(non-implicational universals)、绝对共性(absolute universals)与倾向性(tendencies) [ 3 ]。前述分类主要是从描写语言现象和共时对比的角度出发，尚未考虑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系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

导致语言共性的根源通常有四个：天赋能力、语用功能、认知心理和历时发展 [ 4 ]。对后者Bybee认为：历时共性就是语言演变规律，它既确定演变的可能性又确定方向性 [ 5 ]。语言演变主要受制于社会发展和语言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影响，不同社会的联系、交往、接触也必然会推进语言的发展 [ 6 ]。因此，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语言接触也是语言共性产生的基础。Bernd、Monika、Juliane、Ana等均对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共性表示认可 [ 7 ] [ 8 ] [ 9 ]。Siemund对此赞成并进行补充：说话人由相关的接触语言中取得一系列形式和功能上的特点、符号学上的特征等用以说话，同时将其(上述特征)插入到自己的语言里 [ 10 ]。

综上，可以从语言接触所导致的共性影响范围出发，将语言共性分为三类：普遍语言共性、亲属语言共性和区域语言共性。关于前二者的形成，学界多有论述，自不待言 [ 11 ]。为此，继续讨论的就是区域语言共性的形成途径和过程，即区域语言是如何在语言接触影响下达到异源同构的(不同来源，但结构相同)。

所谓区域语言共性，又称语言联盟共性，是指一定区域内的所有语言都共有的语言范畴。真田信治认为：相邻的两种语言即使语系不同，也会逐渐相似；语系不同而具有相似类型特征的语言即为“语言联盟”；有时不管它们属于哪种语系都一概统称为“语言圈”(linguistic area) [ 12 ]。无论是语言联盟，还是语言圈，其实质都是指区域语言。

新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与新疆汉语方言(主要指兰银官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近似处多得数不胜数，它们之间的语系区别特征也非常模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因接触而导致的联盟关系，共同形成了语言联盟，具有区域语言共性。因此，可以新疆语言联盟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区域语言共性的形成途径。根据语言现状和历史发展，新疆区域语言共性的形成途径主要有五条：

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是指在在语言联盟中，各种语言按照社会功能和影响程度由强到弱、由大到小排列；优势语言因语场层次高和影响程度大而成为联盟核心和基础，其他语言则处于核外和基础之上；各种语言都是依靠圈层形式进行接触，圈层越接近，语言所受影响越小，反之则大；核心语言影响外圈语言，也受其反影响；核心语言促使外圈语言的结构趋同，并降低其社会功能，最终达到语言兼用和语言替换；核心语言在外圈语言的影响下，结构亦会与之接近，社会功能会提高 [ 13 ]。在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中，各种语言因社会功能大小而处于不同的位置。汉语处于接触聚合体的中心，其他语言按照功能强弱依次处于汉语的周围。汉语对外圈语言产生影响，而外圈语言也对汉语产生影响。其中位置离中心越近的语言，所受影响较小，多表现在语言结构上；反之则大，多表现在社会功能上。同时，聚合体内的其他语言都从汉语中吸收结构，汉语成为这些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基础。由于相互影响，聚合体内各种系属不同的语言具备了与聚合体外同种系属语言不同的结构特征。而且聚合体的各种语言在结构特征上的共同点也在日益扩大，系属界限日益淡化。

以汉语对维吾尔语的语法影响为例：后者语气词发展更加深入，数量词数量大大增加，由形态手段向分析手段发展趋势明显。在古代维吾尔语中，只有少量限制、否定、疑问小品词，如：ol ädgü qilün čärüš mu? (那善行多吗？)现代维吾尔语中不但有疑问语气词、限制语气词，还有祈使语气词、表愿语气词、感叹语气词、不定语气词、不定情态语气词等。如：mašina üstinde mügdep qalma jumu (坐车时，不要睡觉)。而新疆汉语方言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也出现了同构现象。以维吾尔语“动词词干 + -sa/sä + 人称”形式和新疆汉语方言语气词sa (撒)为例，除前者要考虑语音和谐和人称范畴外，其他表达方式二者基本对应。这表明，sa (撒)的新语义功能是在语言接触中受维吾尔语强烈影响而产生的 [ 14 ]。

不同的语言接触后对语言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产生语言干扰(interference)。乐希斯特将干扰定义为“由于双语者熟悉一种以上的语言而造成的在他们的言语中偏离任何一种语言规范的现象。”徐思益将其称为“语言的民族变体” [ 15 ] ¹。陈保亚称之为民族方言。无论是民族变体，还是民族方言，它们都是对语言接触所导致的语言干扰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中介语。

中介语既不同于学习者的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逐渐靠拢的动态的语言系统。虽然其是一个动态系统，但却具有渗透性、顽固性和反复性。因此在语言接触中，这种语言干扰也会长期存在，并伴随着不完善的双语学习，在一定范围内对接触语言双方产生影响。由于中介语既有母语的特点，又有目的语的特点，因而在扩散时很容易为接触语言双方所接受。由于顺应和协商机制，交际双方必然要使用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语言形式。于是，中介语或受干扰的语言自然就成为首选。通过中介语的这种影响，可以使得接触语言双方在结构上比较接近，系属关系模糊 [ 16 ]。

徐思益认为：语言接触和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母语如何影响目的语的情况，新疆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普遍带有本民族母语的印迹，即母语反过来影响目的语 [ 17 ]。这种民族变体与汉语方言来源不同，但是有可能与接触后受影响的汉语方言相同。尽管这种结构上受到影响的汉语方言，其操用者主要是汉民族，但因言语顺应理论的制约，为了交际，其使用者在靠拢动机的推动下，运用结构上受到影响的汉语方言。后者由于在结构上与学习者的母语更加接近，从而为学习者所接纳采用，进而成为汉语的民族变体。这种民族变体如果固化和泛化，也会导致出现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的语的第三种语言。这一语言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不同系属的语言面貌相似。如中介语：※我和你不玩。其对应的维吾尔语形式是：män siz bilän ojnimäjmän。维吾尔语的否定形式在动词后面，同时谓语动词处于句末。而汉语的否定形式在动词之前，谓语动词处于句中。在顺应机制的制约下，新疆汉语方言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即将否定副词置于动词之前。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尽管随着普通话推广趋势的发展，方言片区正在逐渐缩小，但是方言区的影响结果却不容小觑。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人口迁徙和地理隔绝、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后者当下愈发受到学界的重视。陈保亚认为，民族语言在和汉语的接触中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汉语：首先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干扰有规则有系统地影响汉语，导致方言的形成，其次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转换变成汉语方言 [ 18 ]。关于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刘俐李认为：由于同籍移民人数、行政区划、语言环境、社会交往、官府用语等社会语言因素和语言功利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及语言内部的同化、异化、类比创新、感染之作用，南北两片选择了不同的基础方言，以此为基础兼收其他汉语方言和其他语言的成份，形成了分布于北疆和东疆的兰银官话北疆片、分布于南疆和北疆伊犁的中原官话南疆片 [ 19 ]。很显然，其观点也认可语言接触在方言形成中的作用。而从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历史来看，其中民汉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兰银官话北疆片(1780年前后形成)的再度兴起(19世纪末)，中原官话南疆片也逐步形成。伴着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天山南北，汉语和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泛接触，兰银官话北疆片、中原官话南疆片结构日益完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种不断扩充的方言线源源不断地冲击着新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从语音到语法结构、从语义到语言使用。同时还必须看到，新疆汉语方言本身就是民汉语言接触的产物。因此，在结构日趋严整、使用区域逐步扩大的基础上，新疆汉语方言和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结构愈发接近，进而形成语言联盟，导致语言特征接近。维吾尔语就吸收了大量的新疆汉语方言词，并给予其一定的语法变化 [ 20 ]。如：新疆汉语方言wo ye (无文字形式)表示称心如意、正好。维吾尔语中有：dujniŋ (队的) išläri (工作) ämdi (现在) wuyïr (无文字形式) boldï (正好) (队上的工作这下都安排停当了。)这里是将wuyïr和bol合在一起构成合成动词，意为：做好、搞好。

文化趋同化是指由于接触，两个民族的文化日趋接近，最终实现同化。尽管游汝杰的文化同化观点是基于海外华人社团而言，但是这与新疆主要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文化接触有相似之处。因为我国民族分布呈现的特点就是“大杂居、小聚居”，这为文化趋同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文化趋同化与语言趋同化之间存在着平行持续发展的关系，即文化同化进程(语言行为进程)——客居期(语言移借)——聚居期(语言替代)——过渡期(语码转换)——混同期(双重语言)——同化期(残余干扰) [ 21 ]。从文化发展特征来看，新疆民汉文化进程处于混同期，突出特征就是双语使用者多于单语使用者。截止2016年度新疆接受双语教育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中小学双语教育覆盖面在70%以上。戴庆厦认为：语言兼用(或曰双语使用)一旦成为全民族(或一个民族的多数人)的行为，兼用语的特点就有可能影响母语 [ 22 ]。而这主要源于洪堡特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因为兼用其它语言就能熟悉并掌握其思维方式，进而将这一思维习惯注入母语的语言心理中，进而使两种语言面貌接近。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接触的过程就是文化接触的过程：其一是语言负载的文化的接触，其二是语言文化本身的接触。从言语顺应理论来看，操不同语言的交际双方在交流时，其中一方为便于交流，会有意使自己的语言更加接近对方语言的结构，从而导致自己语言结构的异化。当个体的语言行为进一步扩展时，就会导致双语群体都采用这一交际方式。随着双语的发展，这种变异的结构会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不同系属语言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面对双语使用者不标准的汉语时，汉族说话人只得使用与其语言相似的新疆汉语方言或中介语。而双语使用者在使用母语时，也会将汉语(特别是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特征带入其母语中，从而使两种语言结构相近。以“把”字句为例：(普通话)我没有见过这种草，不认得它。(汉语方言)我没见过这种草，把它认不得。(维吾尔语) män (我) bu (这) hïl otnï (草) körip (看见) baqmïγan (没有)，tonumajdïkänmän (不认识)。这种“把”字句的泛用，是受到将维吾尔语的宾格译做“把”的惯性思维的影响。

祖语‎指同一系属中若干相关语言的共同祖先——一种古代语言，或者是处于语言起源的某一阶段的尚不能称作“语言”的一个沟通体系。根据兰司铁的共同阿尔泰语理论，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少数民族，曾存在一个原始共同语。这个原始共同语产生的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 [ 23 ]。通常认为，汉藏语系的原始共同语言——汉语形成于三千多年前(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兰司铁还认为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共同点来源于同源，即来自一个共同的阿尔泰语(common-altaic)。这个共同阿尔泰语和上古汉语的形成都是同一时期，即公元前4~3世纪。从中古汉语和古代突厥语的基本词汇比较来看，二者之间的语源关系应当是同源。这种同源关系主要基于大量关系词的存在。比如：古汉语“填”——古代突厥语tin、古汉语“门”——古代突厥语qap等。是故，赵相如认为：操突厥语族的先民跟中原华夏各族的先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他们在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影响或渗透的关系，似乎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 24 ] ²。

在古汉语和古代突厥语的后期发展中，特别是在10世纪之后，由于汉民族和继承古代突厥语的维吾尔族的生活区域日益远离，特别是在后者的伊斯兰化之后，两种语言结构之间的差距也逐步增大，分别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清朝末年，随着民汉接触的增加，新疆汉语方言和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相互影响亦在加深，即呈现出回归共同祖语的态势。共同祖语回归化主要依据陈乃雄的祖语理论和桥本万太郎的北方汉语阿尔泰化理论，即语言是在祖语(原始语)的内在吸引和社会的外在影响下，经历向心和离心后逐渐形成；语系的形成和演化往往是在一系列语言“滚雪球式”的运动中实现的 [ 25 ] [ 26 ]。对于新疆汉语方言和主要少数民族语言而言，“滚雪球”的最终结果就是在结构上愈发接近，进而形成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接触的普遍化，出现了一种趋势：具有越来越多的相似处。这一情形可以和原始语相媲美，也就是恢复到原始语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新疆民汉语言联盟遵循的道路是：同源–分化–接触–联盟。以语音为例，在古汉语中有入声韵，而古代突厥语中也有收-p唇音韵尾的“同音词”或“对应词”。如：匣(γap)——(古突厥语) qap (匣子)、(古汉语)捷(dziɛp)——(古突厥语) čap (奔驰)等。大约在14世纪(或更早时期)，入声韵在汉语中就消失了。而在同时期察合台语和后来的现代维吾尔语中，则保留收-p唇音韵尾的词。如：(汉语)鸷(zhi)——(现代维吾尔语) täp (鸷)、(汉语)呷(xia)——(现代维吾尔语) hap (一口)等。但在新疆汉语方言和维吾尔语接触之后，受前者没有入声韵的影响，对应的现代维吾尔语音节尾音中的-p/t/g也消失了。如：(汉语)小篮子——(现代维吾尔语) pïlaŋza (勃篮子)、(汉语)坎肩——žažaza (夹夹子)等。在上述例子中，“勃”、“夹”在14世纪之前都是入声韵字，但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其入声韵均消失。

黄行认为：如果不考虑语言的谱系关系来描述语言结构特征的地理分布，中国语言的结构类型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趋同倾向，即分布在同一地区的语言，不管是否具有发生学关系，往往具有某些相似的结构特征，这种区域性结构的趋同现象可以从语言接触的相互影响得到部分解释 [ 27 ]。也许，这一观点是对本文写作主旨最好的诠释吧。

洪勇明,马小玲. 基于地理范围的语言共性形成途径探析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 Commonness Based on Geographical Scope[J]. 现代语言学, 2021, 09(02): 538-54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2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