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有“中国特色”，那么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非人类文化的“自然界”，属于人类“主观世界”之外“客观世界”(他人的主观世界，或者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世界”，对于认识者而言，也是一种客观世界)，它受到纯粹自然力的推动和作用，于是自然界的规律，比如自由落体运动用H = g * t * t/2来表达，人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所以，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不受民族地域和文化氛围的影响。还比如，人类不同种族的生老病死过程相同。但是，在人类文化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情况却完全不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众心理、技术设备的不同，关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的目标、途径与方法，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三观”，自行选择、自我设计的。显然，这个“特色”不是自然规律的特色、人类生物学结构与功能的特色，而是社会学结构与功能的特色，即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人民大众心理的特色。

有专家说，大约经过100年，人类的个体全部更换一遍，留下来只是社会的“文化”。社会文化“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信息技术发达了，用“电脑”来“模拟”心理过程。文化、心理、电脑三者间的塑造与模拟，其过程的价值目标是“功能导向”的，其实现途径是“结构支撑”的，于是造成了它们具有同样的功能和结构。所以，我们看到，电脑、心理和文化的逻辑组成和动力学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它们都分别具有自己特定的“三角形”。这就像N多个厂家生产手机，手机的结构中可能包含各自的特色或者专利，但是功能没有区别：语音、图像、视频、音频、文件，等等。在手机“专家”看来，形形色色的手机，一旦功能确定，实现方式大同小异，所以它们的功能和结构是“一致的”。

在个人的“心理三角形”中有三个顶点，“动机、知识、智慧”。根据张掌然的“问题哲学”原理，所谓“人生”就是直面问题、超越自己。“智慧”是个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决定“动机”(目标)的选定和“知识”的积累，决定个人如何依靠知识的运用实现自己的动机(目的)。在“电脑三角形”中有三个顶点，“控制器、存储器、运算器”。在“运算器”中的运算程序，决定着它如何利用“存储器”中的数据，实现“控制器”的目的。在“文化三角形”中有三个顶点，“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下图1所示 [ 2 ]。其中，自然环境(海洋或者大陆)对于不同民族与国家，是有区别的，但是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是全人类共同的。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价值观”可以有区别，但是就像文化、心理、电脑都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意向那样，在这个认识层次上，它们具有“一致性”。所以，在文化三角形中，我们容易看到，关键与决定性的因素是：每一个民族与国家的自我认识、自我设计，也就是它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三大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结构与能力。

图1. 社会生存的目的和手段

如果我们依照拓扑学的原理来观察和分析“文化三角形”、“心理三角形”、“电脑三角形”，容易看出：这三个三角形具有拓扑学意义上的“同构性”。其动力机制是：个人的“智慧”，在电脑中体现为“运算器”(包含算术单元、累加器、寄存器等)的处理能力，在社会文化中放大为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的水平，即某个社会认识自身、发展自身的能力。因为每一个“社会”(民族、国家)的组成、结构、环境等存在“个体差异”，其观念形态、认识能力、发展目标和途径，必然是不同的；没有各自的“特色”才是不正常的。

在图1中，每一个社会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架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它依据“自己”拥有的结构实现需要的功能。当中国固守几千年儒家思想和农耕文明的时候，西方社会发展出“科学”与“民主”，生产出“坚船利炮”。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放下“中央之国”的架子，虚心地、仔细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么，学什么、如何学？有人主张“中体西用”，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现在看，真正价值无涉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才是可以“照搬”的，而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先学习、分析，再使用、创造。

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不论其普遍意义的大小，都构成存在学意义上的“独有的特色”。如果我们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即实现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那么就构成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独创的特色”。

比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研究的对象是中文、英语等不同语言现象的共同概念、原理和方法。进一步地抽象，就产生“语言学哲学”。如果在汉语语言学向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哲学的抽象过程中，着力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实现“学科信息化”，中国学者就一定能贡献我们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以及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那么，这种“Made in China”的“Logo”就是“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所独创的特色。

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具有六个基本的特性：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我们认为，在六个特性中，“原创性和时代性”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与“工业时代”的时代精神“科学主义”完全不同，我们身处“信息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信息主义”。思想史家R. N. Stromberg指出：“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 [ 3 ] “学科信息化”的内涵，就是信息主义时代精神的传播、影响与渗透。

“学科的信息化”术语是苗东升提出来的 [ 4 ]。他认为，“XX学”与信息学的交叉与结合，产生“XX信息学”和“信息XX学”。其中，“信息XX学”的研究对象还是“XX学”的传统内容，但以信息科学技术为工具手段进行归纳整理；“XX信息学”则改变了研究对象，即以“XX信息”(如物理信息、化学信息、生物信息等)为研究对象。

2015年2月，李宗荣为“信息心理学丛书”的第一本《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写出丛书的“总序”，《论信息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引下的学科信息化》，认为“信息心理学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信息化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们把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信息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观应用于当代心理学的现状、困境、成因和出路的分析，得到了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理论前提、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框架的新认识，提出了从整体上把握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新思路。”

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是个历史性的重大任务，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全局的“系统工程”。这不仅仅是个学术讨论的问题，而且需要相关领导部门、智库团队、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可以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两个领域或两个级别，不妨分别称之为“大体系”和“小体系”。大体系，指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小体系，指某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关于大体系的学科信息化的讨论，我们需要有加拿大学者马里奥·邦格那样的研究，写出类似于他的《争议中的社会科学——一种哲学的视野》 [ 5 ] 那样的著作；比如，一本《争议中的社会科学——一种信息科学的视野》等。本文侧重于讨论小体系的学科信息化问题。某个学科的学科体系，由学术界专家提议，官方批准，给予编制、设立机构即可。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才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之所在。更进一步，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它们关键与核心；没有基本的话语体系，就没有学术体系。改变了基本的话语体系，其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这里，我们主要以“哲学学科”为例来进行讨论。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中，容易理会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涵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众所周知，在西方的文化界、思想界、理论界，有一个叫做“哲学”的“领域”，或者“学科体系”，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等学科。其中，构成本体论的“学术体系”的，可以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形而上学》的学术体系，分为14卷，142章。其中，包含先前哲学家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看法，哲学研究的方向以及科学分类的原则，实体学说，实体的意义，质料和形式、潜能和现实的范畴及其辩证关系，整体、连接、同一以及相关概念，宇宙的总因，神学思想，关于数论派和理念论的批判等。在《汉语词典》中，“话语”指“言语；说的话”。某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指该学科的“概念”、“术语”构成的体系。通常，在英文的语境下，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要条件之一，是它有自己的“类属词典”(Thesaurus: “A Categorized Index of Terms”)。每隔几年一次的全国大会(或者国际大会)，都要修改它，然后向学术界公布，支持各类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作为英文文献所选“关键字”的基本范围。它不符合物理学“守恒定律”，而是与时俱增的；其体系越来越大，越来越完整。在西方著作家作品(特别是哲学与科学专著)的末尾，大致都有一个内容，即“术语集”(Terminology, Index of Subjects)。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著作”是个“学术体系”，其核心，即“术语集”是它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目前极少“Thesaurus”这种产品。笔者主导的著作《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中包含了“理论信息学”和“信息心理学”的术语集。笔者相信，在“三大体系”的建设中，它可能会逐渐增多。

相形之下，中国哲学领域中没有这样的三种体系，因为我们的先人缺少那种“形式逻辑”思维的方式与习惯。比如，四书五经中的“仁”、“义”等等，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基本上没有下定义的方法和习惯。西方哲学讨论真理或知识的“融贯论”，要求概念的“一致性”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的“短板”，不仅没有丧失民族自信，反而展示我们“虚怀若谷”。没有体系性的哲学学科，但是有哲理性质的思维与理念，有某些哲理话语和表述；可以按照哲学学科思维的框架，将它们编辑而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史”。

尽管改进中国老百姓和思想家的思维模式与习惯，可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却是可能的，我们已经有了“与时俱进”的理念。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抓住全人类思维模式正在实现“战略转型”的契机，切实普及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在学科的话语体系上实现突破，然后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就有可能走在西方国家前面，率先建立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法学等等的学科体系。

1959年5月，身为物理学家、小说家的斯诺，到他的母校剑桥大学作了关于“两种文化”的讲演，《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人类知识分为两个大的门类：人文与科学。他认为，20世纪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发生在20世纪的上半叶。他批评，国家政策由科学的外行来拟定，是极其危险的事；同时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我们可以认为，在斯诺之后，把人类文化一分为二，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即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这些已经成为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共识。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科信息化”的重大差别，以及“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误导和扭曲。

正如苗东升所说：香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于1948年问世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感到信息对他们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信息观点可能给本学科带来全新的发展前景。半个世纪以来，科学界掀起一波又一波信息热，每一波都取得许多收获，形成一系列新学科。据马克鲁普的统计，到80年代初已经出现40多个涉及信息研究的新学科。比如，在“生物信息学”的建立中，把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遗传物质DNA”，改称为“遗传信息DNA”，其他话语、学术、学科层次上的问题，都容易解决了。又如苗东升所说，列恩以分子识别、化学信息和化学反应智能化三个概念为核心，开辟了化学信息学新方向。

关于“信息”概念在心理学中的作用，华中科技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一位老师说，过去心理学没有使用“信息”术语，一样做科研，也很好的。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所的有老师明确地说：使用“信息观点”，只是改变一个说法，“换汤不换药”。华中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甚至批评，你们想用这种方式“一鸣惊人”，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以为，主要由于过去几百年间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影响太大，长期占据心理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被“观念化”甚至“制度化”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于香农信息论及其“数学方法”的误解。在严格的意义上，所谓香农的“信息论”实际上是“消息论”。因为，第一香农从来没有像维纳那样给出信息的“定义”，他只是说“信息是一种消息”。第二，“通信工程”的根本任务是保证作为消息载体的“电信号”在传输中不失真；这当然是标准的物理学“电学”过程，绝对可以用数学理论来表达与刻画。第三，香农定义的“信息熵”表达式所度量的是“消息”而不是“信息”，换言之，是“信息载体”而不是“纯粹信息”。

183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孔德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成为实证主义形成的标志。孔德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每一件事都应当用科学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哲学、艺术、历史、宗教和社会科学，要么同化为科学，要么就排除在知识的来源之外。社会同自然并无本质的不同，没有必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出划分。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否认这些领域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把物理学方法无条件地推广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造成科学主义的误导。

19世纪末，欧洲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正当性和适用范围的大讨论。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对象完全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只适用于能够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是独一无二、不可重现的，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现象只能通过内在的体验和同情来把握，而这已经超出了物质的范畴，进入了精神领域。狄尔泰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创造了与自然科学相对的“精神科学”，并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1883)中论述了“精神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狄尔泰断言：孔德所首创的实证主义坚持自然科学是人类文化的典型，夸大了自然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是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抹杀，是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否定。

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关于人类意识研究的哲学升华，揭示了直接体验的真理和原则，本质上是一门信息现象学。胡塞尔和他的后继者高举批判心理主义的旗帜，揭露科学主义的弊端，成为历时一百多年，横跨五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哲学运动。

海德格尔指出：全部的西方思想史只关注存在着的事物，而遗忘了存在着的事物的存在。这是哲学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宇宙本身是无意义的，在生物学观念上人类的存在本身与其他动物相比也没有特殊意义，但是人类以生物学存在为基础，生活在文化学的存在之中，可以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出精彩，从而拥有意义。

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若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

今天看来，狄尔泰等反对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将人文现象“物质化”)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们手中一直没有可以与传统的自然科学相抗衡的“武器”，更没有今天这样“信息主义”时代精神的指引。

20世纪40年代，在人类科学史、思想史上连续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香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维纳发表《控制论》；冯·诺依曼完成《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确定计算机的结构，采用存储程序以及二进制编码等，至今仍为电子计算机设计者所遵循。从此，柏拉图关于信息存在(即“非物质的存在”)的“理念”，转变成为了信息处理的“工具”。到2000年，关于信息的工程学科与技术学科兴旺发达，但是却没有它的基础理论，诚如苗东升在《申论作为四论之一的信息科学》中所说：

“信息科学体系不完整主要表现在它的基础科学层次至今基本还是空白。类似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那样，建立信息科学的基础科学不外乎两条路，一是从它的技术科学层次的已有知识中进行概括和提炼，二是从其他学科基础理论的信息研究中吸收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如果我们对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心理等领域的信息特性和运动规律都获得深刻的认识，就有条件寻找它们的共性，提炼出属于基础科学层次的一般信息概念，建立信息运动的普适原理，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便呼之欲出。当然，鉴于信息具有前述迥异于物质和能量的那些属性，信息概念的科学界定、信息运动规律的刻画必定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范和方法，目前人们对这些知之甚少，建立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重大科学任务将在21世纪得到解决。”

一般地说，第一组中的三个步骤是：1) 介绍理论信息学概念和原理，介绍信息心理学的经验。2) 先做“理论学科”的信息化。3) 再做“应用学科”的信息化。具体地说，首先需要掌握理论信息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科学观，然后了解在心理学中学科信息化的过程作为工具和参考，再思考“法理学”、“基础伦理学”、“普通传播学”、“基础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概念、原理与方法问题，最后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应用法学”、“应用伦理学”、“特定传播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之中。

在介绍理论信息学与信息心理学时，以及在做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时，都需要注意三个步骤。1) 话语体系的信息化；2) 学术体系的信息化；3) 学科体系的信息化。即在如上的三步走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中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工作顺序：先研究其中的话语问题，再研究学术思想，最后是学科体系。

“信息心理学”的术语，在广义的理解上，它代表一个心理学的“家族”，表示整个研究心理信息现象的全部心理学家族的成员，从布伦塔诺心理学直到后现代心理学。它与“物质心理学”相对。物质心理学就是被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化”了的心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的“物质特征”(心理现象中大脑与神经的物质过程)，研究方法是数量化、公式化的方法，研究目标是建立“心理物理学”与“心理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由“认知神经科学”引领的学科的主流。在狭义的理解上，信息心理学是“信息主义心理学”的缩写(或简称)，与“科学主义心理学”相对；正是它，挑战当代心理学的主流；它是“传统的”理论心理学经过“信息主义”渗透和“学科信息化”改造之后的“新型的”理论心理学。

我们构建信息心理学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它的“话语体系”(即基本概念体系)。首先，引用理论信息学的三个基本概念作为“铺垫”。第一，宇宙构成要素四元论的“信息能”(简称智能)，连接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第二，信息时代的科学精神，即“信息主义”；第三，三个信息学说与两次信息学革命的概念。(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下同。)

然后，我们提出信息心理学自己的基础概念：“信息人”，即“信息人假说”：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是基因遗传的载体；但是，在心理学、文化学的意义上，人的本质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的、信息的复制与生成的系统。在信息人概念的基础上，按照有别于“生物人”(物质人)研究的“逻辑思路”，在五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对象取向，主体取向，主客关系取向，符号-意义取向，问题取向)上，分别提出关于信息人的组成、结构、功能、机理的基本概念，围绕着“信息人”将基本概念体系展开。

第二个步骤，构建信息心理学的“学术体系”(即核心理论体系)。在信息人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信息人的“结构原理”，包含“三大要素”、“结构与动力三角形”，证明它与文化三角形的和电脑三角形的“拓扑学一致性”；我们提出信息人的九大“功能原理”；信息人的“调控原理”；信息人的“人格理论”等。

第三个步骤，构建信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即完整知识体系)。在信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从心理物理学、心理生物学走向心理信息学”的历史的逻辑的过程。把全部心理学的“学科”分为四个层次：心理学哲学、理论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哲学是在信息哲学指导下对整个心理科学的抽象与反思。理论心理学是对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综合与提炼，包含哲学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基础心理学主要包含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精英心理学等，它们研究心理过程的信息特征与规律，不大关心理论的实际应用。应用心理学具体研究特定的心理过程，注意解决其实际问题，比如跨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等。

在西方文化中，形式逻辑是逻辑学的核心与主流，所谓的“辩证法”或者“辩证逻辑”在其中几乎没有位置。但是在东方文化中，辩证法思想和原理大行其道：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阴”与“阳”相生相克。在建立与发展理论信息学以及信息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把东方的辩证逻辑与西方的形式逻辑巧妙地结合，解释与说明宇宙万物的“物质–信息”二重性，以及事物运动及演变过程中的结构、功能、机制、动力、法则的二重性的特征。在西方学者那里，这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学者一旦涉及到信息“载体”(物质实体)和“信息”本身(抽象含义)的关系，他们就糊涂了，就是因为缺乏“辩证思维”的习惯，他们不知道研究对象既可以“一分为二”，又能够“合二为一”。苗东升说，随着人们对量子信息奇异特性的逐步认识，以及计算物理学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界出现一种新思潮，把信息概念引入物理学，试图从信息角度给生命、物质、存在、宇宙本质等重大科学问题以新的解释，形成一个新的科学思潮。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观点有：惠勒(John Wheeler)命题“万有源于比特”，兰道(Rolf Landauer)命题“信息是一种物理实在”，赛格夫莱德(Tom Siegfried)命题“信息是物理的” [ 6 ]。

在中国，近15年来理论信息学建立、发展与完善，应用成果迭出。但是，西方的UTI不仅“难产”，还可能是个“怪胎”。那里是科学主义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重灾区。他们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建立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几乎是“南辕北辙”。他们的“智能”产生的流程是：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其中，“数据”是比“信息”更加基本的概念；他们研究“数据–计算”、“信息–泛计算”、“泛信息–计算主义”。在中国，“信息”是与“物质”平行的“属”概念，信息被“逻辑化”与“程序化”的方法进行处理，信息科学具有比物质科学(自然科学)更加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信息”作为“物质”的“种”概念(即维纳的排序：物质、能量、信息；信息只是“物质”的多个“属性”之一)，所以“信息”仅仅是“通信工程”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运用“数量化”与“公式化”的方法进行处理，他们将永远地“只有信息技术，没有信息科学”！

关于信息心理学的普遍意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原副院长、心理学系首任系主任、论辩专家张掌然教授指出：“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这意味着住在柏拉图洞穴里的人是不会发现新大陆的，那些裹足不前的人也是不会发现新大陆的。发现新大陆需要智慧，更需要持久追求一个目标的执着精神和坚韧毅力。李宗荣教授具备发现心理学新大陆的主观条件。希望他早日登上心理学的新大陆。”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