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70多年，但各个参战国家之间并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近几十年，尽管由国家官方推动、支持的正式道歉被视为重建国际纽带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其在推进国家间和解方面的有效作用仍有待讨论。经诸多研究证实，公民社会在联结公民与其历史记忆、历史反思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对于二战后历史责任讨论的参与目前仍局限于日本，本文将通过探讨德国与意大利政府有关战后责任承担与战后和解的建设性历史经验与所遇难题以分析2016年奥巴马与安倍晋三对广岛、珍珠港的官方互访在重启日本战后叙事以及美日两国政府话语与形象建构，推进公民社会在日本未来讨论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重点讨论安倍晋三和奥巴马所使用的措辞和形象，如果在国家媒体和官方辩论中得到很好的构架，可能会成为“记忆的策动者”，推动民间社会进一步、更深入地参与这一关乎日本未来的重要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历史，战后和解，历史责任，公民社会

Claudia Astarita¹, Ayida Aersheng²

¹L’Institut d’Asie Orientale, IEP Lyon, Lyon France

²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iences Po, Paris France

Received: Feb. 10^th, 2021; accepted: Mar. 23^rd, 2021; published: Mar. 31^st, 2021

More than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ring nations have not completely achieved true reconciliation. For decades, official state-sanctioned apologi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 useful tool to help rebuilding broken international bonds, but their effectiveness in foster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remains debatable. On the contrary, more and more studies seem confirming civil society’s role in facilitating people’s reflection upon the most rending aspects of their own past. With civil society involvement in the discussion of Second World War responsibilities still limited in Japan, this paper recalls the experiences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in shaping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on war responsibilities and reconciliation to argue that the Obama-Abe exchange of official visits in Hiroshima and Pearl Harbour in 2016 represents a crucial step forward in relaunching the debate on the Japanese Second World War narrative.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the wording and the images used by Shinzo Abe and Barack Obama could become, if well framed by national media and the official debate, “agitators of memory” pushing civil society to further and more deeply engage in this crucial discussion for the future of Japan.

Keywords:World War II, Japan, History, Post-War Reconciliati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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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在纪念珍珠港袭击75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到访位于夏威夷的美方军事基地。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到访由日本因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发军事基地。这次访问标志着日美双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后责任讨论将迈出重要的一步。安倍晋三的这一访问可被视为对2016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之后的官方回应。奥巴马先于安倍的这次访问也使他成为了美国首位拜访原子弹袭击地的总统。

在历史上，美国投掷的这枚原子弹标志着二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与残暴性的冲突之一，但即使这场战争已结束近七十余年，参战国也并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 1 ]。近几十年来，虽然由国家推动的官方道歉常被视为修复破裂国际纽带的重要工具，但在强化国家间和解的有效性方面，官方道歉的作用仍有被讨论的余地 [ 2 ]。讨论国家间和解对于任何国家、团体、个人都并非一件易事 [ 3 ]。由定义出发，和解是一个牵涉到各个机构的，能够承认伤害与伤亡，为战争或冲突所导致的伤害表达悔意、进行道歉、放下怨恨，对未来做出承诺；对业已形成的伤害进行补救及补偿的一个过程 [ 4 ]。在本篇论文中，国与国之间在战争后仍能建立和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并非和解的唯一表现形式，正如日美两国现今的关系所呈现的那样 [ 5 ]。相反，和解是一个牵涉到的各个机构的、充满着自我反思意味的、能够引导个人为战时的行为与所造成的伤害负责的过程 [ 6 ]。在和解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介入对于历史记忆的建立与重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探讨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在二战后的和解经验来证明以国家为单位的和解环境能够通过媒体，战争纪念(如纪念碑与博物馆的建立)，以及教科书这样塑造共同记忆的媒介得以建立。在研究二战后话语构建中，德国与意大利不失为最有研究匹配度的案例。德、意、日三国拥有着相同的两难困境：希望真实的展示国家所保留的有关战时受害者的影像资料，但也面临着被国际社会视为无情的犯罪者的风险。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关战后责任与战时残暴行径的讨论在欧洲与日本都仍被视为禁忌。但在欧洲，历史叙事的逐渐改变也成为讨论了二战问题的重要动机 [ 7 ]。由此可见，如果日本也有相同的和解意愿，那么它就需要以一个更为真实和平衡的二战叙事以重启对话 [ 8 ]。从现实角度出发，奥巴马与安倍的官方互访标志着日本在为接受一个更为真实和平衡的战后责任话语迈出重要一步 [ 9 ]。特别是，如果在国家媒体和官方讨论能够谨慎对待这一互访，安倍晋三和奥巴马所用的措辞和形象或许会成为推动民间社会进一步且深入地参与到有关日本战后和解的讨论中，对日本的未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10 ]。除了分析奥巴马与安倍晋三在2016年广岛和珍珠港的官方讲话内容外，本文也有效利用了在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所进行的系列采访，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在战后数十年中试图重塑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叙述所付出的艰难而漫长的努力 [ 11 ]。

当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于2016年5月10日访问广岛的这一消息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确认后，国际社会给予了热情的回应。事实上，由于奥巴马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是第一位对广岛进行访问的国家元首，这次访问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 12 ]。在5月10日日本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安倍晋三强调了他对于美国总统访问 “一个因原子弹的投掷致使许多平民悲剧性的失去生命”的事发地怀抱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 13 ]。另外，安倍晋三也将此次访问定位为“美日两国政府向所有受难者致敬的重要契机。”同时，安倍将维持无核武器的世界秩序作为了他的讲话重点。另外，美国一方在其发布的官方文件中也强调 “很多人因为70年前原子弹的投掷而不幸丧生。很多人仍在遭受着原子弹带来的后续影响，这一事实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 13 ]。我相信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都不希望悲剧再次重演。 [ 13 ] ”奥巴马的演讲无疑成为了美国讨论原子弹事件影响的重要转折点 [ 14 ]。1996年4月，届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非常清晰的表达过“美国在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这一事件中不欠日本一个道歉。 [ 15 ] ”相比之下，布什总统的表达则更为婉转。2015年1月，在他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布什就曾表达过“美国无辜的受害者身份是与美国为所有人行使正义的权力相结合的。”尽管他并未在演讲里明确提及珍珠港、广岛或长崎 [ 16 ]。奥巴马常常强调，美国作为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有着推进建设“无核武器世界秩序”的责任 [ 13 ]。而安倍晋三演讲稿的最后一部分也间接重启了关于“道歉”对于实现战后和解的作用 [ 13 ]。尤其当安倍表达的这一句：“奥巴马总统会拜访当年原子弹摧毁的地点。我可以想象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奥巴马作为一个“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的总统也表示：“我作为一个唯一遭受过原子弹伤害的国家的首相，会一同向受害者们表示哀悼与慰问。我坚信，我们的这一决定与经历过原子弹侵袭的、仍旧在遭受原子弹长期影响的受害者们的愿望是一致的 [ 17 ] ”。

两位领导人对于战后责任的准确追溯为日美两国的传统叙述提供了新的视角。诚然，在奥巴马访问前官方预先准备的声明中，美方似乎并没有更倾向于接受日本对美国此次拜访的期待。在确认了奥巴马会延续对于在无核武器的世界环境中追求安全与和平的承诺后，美国官方澄清了总统奥巴马的此次访问并不带有任何道歉的意图 [ 12 ]。当日本政府试图说服美国将反核武器的话语与战争期间发射核武器的责任进行明确的连接时，美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态度。根据日本《朝日新闻》和美国大学调查报道研讨会在2009年进行的调查，美国政府最初拒绝正式访问长岛或川崎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揭开战后的历史伤疤会影响两国坚固的盟友关系。这一调查发现，在2009年日本政府实际上阻止了奥巴马政府将广岛纳入到他初次访日的行程中。日方认为公众对于这样的拜访会抱有过于复杂且难以掌控的期待。尽管接受了日方的建议，奥巴马仍旧利用了2009年的拜访机会重新开启了有关和解的讨论。他提到有朝一日如果能够拜访广岛和长崎，他会感到荣幸 [ 18 ]。日本对于当时奥巴马访问广岛和长崎的拒绝说明了在2016年的拜访之前，日本仍旧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拜访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所可能带来的公共讨论仍感到恐惧。然而，奥巴马于2009年所表达出的访问意愿打破了美日两国之前几十年对于讨论这一话题所保持的沉默。

在1974年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问日本时，他只访问了东京与京都两个地点。然而，福特总统的总统档案却记录了他曾被鼓励延长他的拜访行程以前往核武器摧毁的城市，以从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表达美国想要抚平历史创伤的、无可争议的决心。白宫官员小威廉·J·巴鲁迪(William J. Baroody Jr.)证实，为了避免对于这一性质的访问表现出任何形式的不满，福特总统最终放弃了访问长岛和川崎的想法¹。这些历史事实证实了对广岛或长崎进行正式访问以及日本和美国在战后数十年对历史事件进行的不同讨论是具有复杂而沉重的象征性含义的。虽然日方一直向美方施压，要求美方选择访问任一被轰炸地点，目的是为将这种访问与美国承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的侵略姿态与承担历史责任的隐含意图联系在一起，美方却不愿意将广岛或长崎列入到正式访问日本的行程中，这证实了美国几届政府缺乏对唤起战争叙事缺乏兴趣的特点²。而美国政府的这种抗拒态度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确切地说是在计划于2009年对日本进行首次访问的计划期间发生了变化。当日本拒绝了奥巴马访问广岛或长崎的要求时，当地舆论中所包含的潜在不满情绪就被作为不满足美国需求的理由。本文认为，在2009年日本还没有准备好挑战当时较为系统和稳定的二战叙事。首先，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将自己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美国的受害者。对于日本而言，倘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开有关战争的讨论，便不再能够逃避其实际责任而保留其受害者身份的关注维度。此外，在战后60年中，日本和美国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双边关系，因此如果在2009年突然开始这一讨论未免会过于困难且存在适得其反的可能性。其次，美国拜访广岛与长崎这两个性质非常特殊的城市会被日本政府明确的理解为是为美国二战时投掷原子弹这一行为进行道歉。而道歉这一行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曾一度是无法被妥协的。而对于日本而言，在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组织一项官方的活动却不保证道歉的可能性是难以从政府角度向日本民众进行解释的。事实证明，日本对于当时这场拜访所持有的想法是正确的 [ 19 ]。2016年的白宫文件也证实了日本当时的猜想，奥巴马代表美国政府所准备的这场访问最初确实是不带有任何道歉性质的 [ 20 ]。尽管美国外交官基本上避免了对广岛或长崎的正式访问，但奥巴马继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之后对于广岛和平纪念馆的首次访问成为了改变两国如何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叙事的关键变量³。因此，本篇文章将重点对两国元首在广岛发表的正式讲话和言论进行分析，以观察和验证两国官方言论、叙事和立场的变化。

日本政府决定正式欢迎奥巴马访问广岛的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日本将开始就日本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展开全面、公正讨论的新意图。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5月27日在广岛和平纪念馆会面时，奥巴马首先发表了讲话。他直白的以71年前的具体战争情形开始了演讲：“在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死亡的信号从天而降，世界已然因此被改变。一道闪光和一堵火墙摧毁了一座城市，并证明了人类的确拥有摧毁自己的手段。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广岛这个地方？ [ 13 ] ”奥巴马总统通过演讲引导听众“想象炸弹落下的那一刻，试图去感受孩子们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恐惧的时刻。去聆听他们的沉默的哭声，并记住在被那场可怕的战争杀害的所有无辜者。记住在此之前发生的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争 [ 13 ] ”。美国总统在承认“单凭言语无法表达这种痛苦”之后，强调了自己的信念，即“我们对直视历史以及如何采取不同的行动来阻止未来再有产生这种苦难的可能性抱有共同的责任。终有一天，受害者(Hibakusha：直译为被爆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受核辐射影响而出现身体健康状况异常的受害者。在日本也特指依照原子弹被爆者援护法的规定持有被爆者健康证的人。)的声音将不再为我们作见证。但是，1945年8月6日那天早晨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这种记忆使我们能够抗拒自满，它激发了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它能够使我们改变。”⁴在多次提及记忆、历史、改变的概念，以及直接的公开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责任之后，奥巴马以想象未来“广岛和长崎不再被视为原子弹摧毁后的城市，而是被视为我们自身道德觉醒开始的标志。”结束了他的讲话 [ 13 ]。但在奥巴马的整个发言中，“道歉”一词从未被提及。

与奥巴马总统不同，安倍晋三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和解”的概念。他正式的表达了“在过去七十年里，对于日美两国的和解付出努力的人们的感激。 [ 13 ] ”安倍也非常明确的表达了日本对于美国总统拜访广岛的感谢，他说“等待这次的拜访的不仅是广岛的民众们，也是所有日本民众。 [ 13 ] ”安倍认为奥巴马总统拜访广岛的这一决定是非常具有勇气的。这样的拜访“为日本和美国的和解，以及日美以信任为基础的历史友谊开启了新的篇章 [ 13 ] ”。在强调了日美坚的友谊为两国带来的益处之后，安倍用较为严厉的语言谴责了二战期间美国在广岛、长崎所犯下的错误：他提到“无辜民众的生命被一颗原子弹毫不留情的带走。即使在今天，仍有受害者在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对于这些经历过巨大创伤的人而言，71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是难以言说的 [ 13 ] ”。安倍虽然用了“受害者”一词，但却没有提及道歉或原谅。实际上，除了90年代中期的两次“插曲”：1993年8月，即裕仁天皇去世后的四年，日本首相细川守弘在对日本国会的首次讲话中为日本在战时的行为向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悔恨和歉意”。以及在199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承认国家罪行的决议，首相村山富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战略表示“深切的悔恨”和“由衷的歉意”之外，日本一向倾向于淡化其战时责任 [ 21 ]。8月6日，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开幕式上，安倍首相将美国介绍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 [ 17 ]。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是为在奥巴马访问广岛与美国战时对日本的核轰炸责任(尽管并未正式道歉)之间建立明确联系的进一步尝试。这次讲话为重新定义与二战历史事件相关的官方叙事迈出了第一步：即通过认识到两国政府的责任以支持政府与人民之间后续的和解与和平。

当日本首相访问珍珠港被确定安排在2016年12月之后，“和解”的说法在日美两国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的象征性意义与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几乎一样重要。这场访问标志着日本在任领导人首次访问1941年日军袭击的著名地点，而那场袭击使2403名美国人丧生，并最终使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 22 ]。正如白宫12月5日发布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此次访问有望“展示和解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昔日的对手变成最亲密的盟友，让他们因为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团结在一起。 [ 23 ] ”这份访问前的说明虽然拒绝提及道歉的想法，但正式强调了美国和日本共同努力、促进和解的重要性。

与奥巴马确认广岛之行相似，安倍晋三决定前往珍珠港的决定同样被理解为承认日本战时责任的明确姿态。因此，美方将在珍珠港举行的正式集会视为对于开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及其当代意义”的建设性对话的确认。尽管安倍对偷袭珍珠港事件表示正式道歉是在预期之外的，但日本首相决定向遭受袭击的受害者表示慰问、并鼓励大家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这一事实被视为日本迈出的关键的一步。尤其是考虑到日本与二战相关的讨论仍被裹挟于具有争议的民族主义叙事的情况下。与美国访问广岛之前的情况相似，日本政府所有先前安排访问美国海军基地的尝试(包括1994年明仁天皇的尝试 [ 24 ] )都为避免引起民众以及社会舆论的不满而最终被撤回 [ 25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历史书籍持续将偷袭珍珠港描述为“是针对美国主导的石油禁运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回应 [ 26 ] [ 27 ] ”。便不足为奇了 [ 28 ]。事实上，有许多迹象证实了日本为重启与二战历史叙事有关的建设性对话所付出的努力 [ 29 ]。比如，安倍首相在珍珠港所发表的正式讲话的标题为：“和解的力量” [ 30 ]。这份鼓舞人心的演讲始于动人的呼吁，即呼吁听众想象着与战时历史相关的声音：比如想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船员的声音 [ 23 ]。与奥巴马在广岛的行为相似，安倍晋三从未明确提及其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他的发言却侧面承认了日本在开放东部战线，迫使美国进行干预方面的责任。以及他作为首相所代表的国家承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讲话结束时，安倍晋三的表达变得更为直接，他将日本描述为美国过去的“敌人”，回想了“一场载入人类历史史册的激烈战争”的情节，与此同时指称战争的两位‘主角’是后来成功建立了“在历史上任何地方都很少见的深厚而牢固的联系”的国家 [ 23 ]。这样强烈而明确的言论基调为安倍进行后续的表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安倍表达了他希望建立一个具有前景的、“关于希望的同盟。”而这种同盟应该是面向未来的，也应该是被“和解的力量”与“宽容精神”所支持的 [ 23 ]。

奥巴马总统在珍珠港的讲话也同样具有震撼力与象征意义。美国海军基地通常被称为美国人的“神圣领地”，而奥巴马在讲话中说道：“一个国家的品格会在战争中被考验，但唯有和平才能定义一个国家的品格。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章节，一个不是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而是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的战争后；经历了在大洋彼岸最凶猛的战斗后，美国和日本选择了友谊与和平。战争中的死敌亦可以成为最强大的盟友。和平的果实总是大于战争的掠夺。这是珍珠港这一神圣的港湾所蕴含的永恒真相。 [ 23 ] ”奥巴马总统在珍珠港的讲话也恰到好处的提醒道：“作为国家和人民，我们无法选择我们所继承的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并利用这些教训来规划我们的未来。 [ 23 ] ”奥巴马总统对于战争的直接引用便于他在讲话的结尾强调日本和美国有责任利用它们的过去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和平比战争更有意义；和解比报复更有意义。 [ 23 ] ”美国总统直接提到了历史与和解之间的联系，这似乎证实了一种新的需要：即在两国之间重新发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讨论以加深现有的日美关系。将对历史的共同理解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基础，而不仅仅是将两国关系完全依附于现有的共同利益与战略。

本文倾向于认为，美日两国领导人通过两次讲话所发出的信号证实了讨论战后责任的成熟时机已到来，尽管这样的讨论是可能撕裂性的、具有挑战性的 [ 31 ]。笔者认为，日本和美国应该努力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和新的叙事方式来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更加透明和包容的方式重塑现有的叙事。本文所提及的官方讲话内容都承认了两国过去共同的悲剧，从而帮助两国向重塑其官方历史叙事迈出了重要的起始步。两国的最终目标都应当是使官方历史叙事更加透明、中立和公正。然而，这些努力并非意味着政府道歉的“高度正式化”和“普及化”即将达成。事实上，使日美两国作出与历史相匹配道歉的对话甚至还没有开始。但是，笔者同样认为，正式道歉也并非必需，鉴于它并不是通往和解的唯一途径。相反，立足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在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经验，安倍晋三和奥巴马在2016年使用的象征性措辞和形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策动者”，推动全社会对二战历史有新的、更全面的理解。

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跪在华沙犹太区纪念碑前的照片已经成为德国决心为战时罪行赎罪的象征 [ 32 ]。然而在70年代，这以插曲引起过许多争论：因为在一个既不愿意也不准备支持任何悔恨叙事的社会中，勃兰特的姿态被视作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有争议的道歉姿态 [ 33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在二战结束后，首先是西德，然后是统一后的德国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和赎罪。德国人在他们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中直面历史和大屠杀；他们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了解到1100万被杀害的灵魂；他们与领导人的震动人心的演讲一同低头忏悔侵略、暴政和恐怖。 [ 2 ] ”尽管这一过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似乎被历史学家自然地视为理所当然，但德国人的Vergangenheitbewaltigung (直译为“克服过去、反思历史。”)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 [ 1 ]。这是一个促使德国和意大利人民接受“将世界带入一场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责任的过程，一个漫长而充满问题的过程 [ 34 ]。在欧洲，幸存者的故事发挥了“让人民了解战争悲剧”的关键作用 [ 35 ]。他们的故事有助于形成一种基于共同经历和情感共鸣的叙事方式，而这种叙事方式是建立对于战争新认知的首要“粘合剂” [ 36 ]。口述历史是迄今为止传递记忆最有效的方式。利用记忆将知识代代相传，是非常古老的做法。谈论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今天很难区分历史和记忆。当历史学家开始处理二战这一浩劫般的历史时，历史与记忆难以区分的问题便出现了。首先，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通常会感到羞愧。他们试图强迫自己忘记所遭受的一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拒绝分享他们的经历，甚至拒绝将他们的经历与在家乡幸存的亲属分享⁵。因此，这一时期撰写个人回忆和与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缓慢。不过，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后，幸存者们陆续决定发声。历史学家、摄影师和艺术家开始用文字和图像来帮助幸存者“讲述过去不能提起的事。 [ 37 ] ”将记忆转化为促进社会和解的强大动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今天大家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程度有所了解 [ 38 ]。分享历史亲历者的经历有助于个人叙事的“社会化”，而这种信息的传播被认为是创造、支持与和解叙事相关集体记忆的唯一可能途径 [ 35 ]。尽管历史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重新解释，但在德国与意大利幸存者的证词传递着“大屠杀并不是无迹可寻的，是真实发生过的 [ 39 ]。所有受害的男女老少都有名字、面孔、家庭和梦想。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当然单一的故事并不能代替历史，幸存者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信息⁶，因此与历史叙事相关的媒介便承担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博物馆和纪念馆就有助于弥合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距，帮助各国反思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 [ 40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是德国为纪念和缅怀大屠杀中多达600万犹太受害者而建造的众多纪念场所之一，它于2005年5月10日落成 [ 41 ]。建立这个项目的推动力来自于历史学家BerhardJäckel和记者Lea Rosh在1987年提出的一项倡议。在德国统一以及德国议会和政府从波恩迁往柏林之后，是否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问题演变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而这是一场有关历史的、根源性的辩论 [ 35 ]。德国议会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决定投票建造纪念碑，因为直到1999年6月25日才批准了继续建造纪念碑的决议，这便证实了这场辩论的复杂性质。

同样，意大利也对纪念场所进行了投资以加强集体记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其中，佛索利营地是纪念场所中的一个。佛索利营地是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佛索利村(Fossili)的一个拘留营。1942年作为战俘营创建，后来变成了犹太人集中营、然后是警察和中转营、德国的劳工收集中心，最后变成了难民营。据估计，有2844名犹太人经过这个集中营，其中2802人随后被驱逐出境。“难民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现实。过去，外界对这里的了解因为参观人数少而极其贫乏。直到90年代，奥斯维辛成为了“完美的参观地”。奥斯维辛被视为象征，是与驱逐、丑陋和种族灭绝有关的一切的代名词的现实产物。但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参与却没有被记录下来。”佛索利基金会主任MarziaLuppi解释说⁷。通过将佛索利转变为一个记忆之地，意大利成功地重新定位了与自身战争责任有关的整体叙事，最终阻止了对战争责任进行否定的历史趋势 [ 42 ]。“佛索利营地在证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合作于大规模驱逐的问题上，提供了更完整的档案文件。”⁸在冲突刚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都表现出有限的自我反思迹象 [ 43 ]。受害者的观念普遍存在，自我批判的愿望极为微弱 [ 44 ]。意大利大使塞尔吉奥–罗马诺(Sergio Romano)回忆说：“在战争结束时，无论是道歉还是请求宽恕都很困难。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的人，往往就是在战争期间统治国家的人。在一个国家进行审判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审判需要由那些参与暴行之人的同谋者来主持。”⁹这一点恰好证实了在战后几十年不进行与国家责任有关的自我反省的“好处”。

事实上，在意大利大约有20年的时间，战争从未被谈论过¹⁰。在德国，官方的讨论仍然围绕着“战争本身、德国人作为受害者的自我认知以及重建一个新的德国所需的社会、民主、经济环境 [ 45 ]。官方讨论着重于对未来的展望而不是回顾过去。”¹¹柏林工业大学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的德国研究人员Juliane Wetzel教授的个人经历非常有助于说明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激发集体记忆辩论的推动力必须来自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第二，有关战争叙事的讨论不能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开始，而是需要等待整个社会准备就绪以参与到与战争有关的撕裂性记忆中。教授解释说，她现在所在的大学是1933年首先将犹太教授和学生降级的大学之一。战后盟军组织了特别的再教育计划，以淡化德国社会在战争结束时仍根深蒂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主义。Wetzel教授认为这些举措既不受民众欢迎，也没有效果。因为干涉程度太深，社会也不支持他们。她回忆起1974年，当她在慕尼黑上学时，学校会定期组织学生参观达豪集中营以帮助学生了解战争期间发生的事。而整个参观过程是：乘车到达，老师让学生下车，并限制学生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后然后必须回到车上。她说：“在参观前后，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任何事情。我们不可能会理解我们在那里的原因。”¹²Wetzel教授所经历的现实恰好能证实，德国对战争恐怖性的广泛否认直到70年代末都非常普遍 [ 46 ]。德国在60年代末才打破这种“沉默的共识” [ 47 ]。媒体是重塑集体记忆的另一个关键驱动力 [ 48 ]。虽然媒体最初经常讨论战争丑闻，报道参加安乐死计划的医生或战后使用假姓名继续工作的故事，但这些讨论在当时仍极具争议性 [ 49 ]。有强烈的声音批评这些讨论是“自取其辱”，或者用更现代的话说是“制造假新闻” [ 50 ]。然而，这种讨论实际上是有助于社会对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的，是有助于社会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样，受害者的视角也是在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才出现的¹³。几位观察家认为，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讲述了一个犹太家庭和他们在战争中经历的悲剧是德国社会讨论和理解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到70年代末，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大屠杀”这一词才最终被纳入德语。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开始用“经历过可怖历史事件的，但同我们一样普通、平凡的人”描述和认识犹太人。这种方式设置了情感联结，而情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¹⁴。《大屠杀》首先由西德各地的地区频道播出。全国性的主要电视频道被排除在外，因为该系列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争议和分裂¹⁵。看了《大屠杀》系列片后，德国人民感到震惊 [ 51 ]。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涌现出大量信件，询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向我们讲述过类似的故事，为什么整个国家仍然在忽视自己在如此残暴的大屠杀中的责任¹⁶。德国的经验证实，真相通常是很难被消化的，尤其是当它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缺乏解释和背景交代的时候 [ 52 ]。这一美国电视剧所重现的故事与德国民众对二战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一些德国人开始考虑片中魏斯一家的故事是否只是一个宣传场面还是对历史的有效贡献¹⁷。在1978年，德国人还不清楚在过去他们的国家为消灭犹太人所做出的阴暗谋划 [ 53 ]。

而在意大利，解释历史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启动了。但与德国所经历的过程一样痛苦、混乱和具有争议。事情的转折点是在意大利解放十周年之际，在卡尔皮(摩德纳)举办的关于犹太人被大规模驱逐到德国集中营的摄影展。“之所以在卡尔皮举办展览，是因为佛索里战俘的家属认为即使在战后十年仍然没有人愿意谈论驱逐的话题而这是不能被接受的。”¹⁸卡尔皮市在其作为大规模驱逐合作地的历史遗迹基础上，决定重新演绎犹太人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的悲剧。开幕当天，有4万多人参观了展览。受害者想通过展览进行表达，想让人们看到那些仍被认为太过痛苦而从未被言说的表达。图像是展现悲惨事件真实发生过的完美媒介。图像并不完全是扭曲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记忆。展览所展示的照片是没有任何夸张成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时，这些照片从情感上又是难以被注视与相信的 [ 54 ]。这场摄影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发现了他们无法想象的历史面貌。与《大屠杀》系列节目首次播出后在德国发生的情况类似，意大利各地的报纸开始收到要求了解真相的信件，要求对他们不了解的悲剧进行真正的讨论 [ 55 ]。1959年，在都灵，一个12岁的女孩决定通过信件分享她的感受，当时的新闻报(La Stampa)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信中写道：“我们有的人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真还是假。有的人认为这是政治宣传，一切都是夸大其词。但是，我们有些人想相信这些画面。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上没有提到这些暴行呢？我们的老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太可怕了，我们不能谈论这些。我感到害怕与震惊。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在祈祷上帝，希望他不是这场噩梦中的某个角色。 [ 54 ] ”小女孩在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她想知道真相。 [ 55 ]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泽(Harald Welzer)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对于‘历史透明化’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积极成果 [ 56 ]。该研究分析了三代人之间的记忆传承，即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成年的祖父母一代，其次是所谓的“第二代”，他们出生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但成年后并没有感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人，还有婴儿潮时期的孙子辈。研究结果表明，婴儿潮时期孙子辈对国家社会主义和那个时期发生的罪行了如指掌，而这种对于历史的熟悉来自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主义就被明确地提到纳入学校课程中，学生们也在课堂上中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过集中讨论。但与此同时，Harald Welzer研究中所采访到的婴儿潮孙子辈尽管接受过学校的系统历史教育，仍会试图证明自己的祖父母与战争没有太多关系，将自己的祖父母更多的塑造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显然，在对家庭和家庭遗产的认同与对战争罪行的抽象认识之间，有效讨论仍然是缺失的¹⁹。

本文试图讨论以政府官方为主体的道歉并不是实现和解的唯一途径 [ 2 ] [ 31 ]。相反，由公民社会启动的活动是往往足够有效的。这些活动能够促进政府向透明和公正的历史叙事进行投资。官方启动的道歉叙事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常常忽视了生活在对战争罪行负责的国家的公民也是受害者 [ 57 ]。本文通过展示德国和意大利的案例研究，试图证实过度集中于官方道歉并不一定有效。相反，投资于记忆、重视个人对过去的描述，对于说服社会群体重新审视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 1 ]。记忆是具有情感的力量，它能够使我们对集体记忆建立反思意识、触动同情和怜悯的情感 [ 35 ]。当这种意识和情感得到传播与共享 [ 58 ]，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便会达成 [ 59 ]。安倍晋三首相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对珍珠港和广岛的互访或许也引发了社会层面上类似的意识与情感变化 [ 60 ]。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利用这两次会面所创造的势头，重塑当前的二战叙事，使其不那么偏颇，使其更接近战争期间的真实情况，那么日美两国将在和解的道路上迈出关键的一步 [ 61 ]。正如1991年至1999年任广岛市市长的平冈隆所言：“日本至今仍存在‘历史意识’问题，因为日本还不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不知道原子弹受害者是否也需要对战争进行反思。这在幸存者听起来或许非常残酷，但实际上在原子弹袭击日本之前，我们是战争中的侵略者。在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人们都在赞扬这场战争。然而，在广岛和长崎被两颗原子弹轰炸后，日本人变成由侵略者变成了受害者，缺乏对过去的自我批评。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审视作为侵略者的部分，进行自我批评并承担历史责任。”²⁰如今重要的是要尽快为日本的幸存者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历史记忆。要继续建立新的记忆场所，为日本的战争经历创造新的、能长久存活的记忆。要让学校和媒体参与到历史叙述中，传播更真实、更包容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如果失去这个时间窗口，国家可能就无法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与负担，无法有效的参与健康和可持续的和解进程。

本项目由丰田基金会，丰田财团(公益财团法人トヨタ財団)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完成。通过本研究项目：《媒体中的道歉：民间社会如何为和解做出贡献？》，纪录片《民间社会与和解：来自战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声音》已制作完成。本文中出现的部分采访也已被收录于该纪录片。

Claudia Astarita,阿依达•阿尔生. 官方道歉的“负担”：历史叙事在促进和解方面的作用The “Burden” of the Official Apology: The Rol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Promoting Reconcili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3): 802-81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