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辨析来看，低碳新经济是全新概念，与低碳经济、新经济等概念既有区别，也有关联。低碳经济是指尽可能地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新经济是指不同于传统经济，以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现象和周期为特征 [ 10 ]，实现增长动力、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演进的经济新形态。低碳新经济是指以低碳前沿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低碳新兴产业发展为支撑、以经济持续增长与深度脱碳为现象的新经济形态。据此，可理解低碳新经济概念如下：

一是以低碳前沿技术创新为驱动。着眼于推进低碳前沿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以低碳技术取代高碳技术，提升社会生产力，形成支撑引领下一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二是以低碳新兴产业发展为支撑。挖掘低碳领域的新应用、新需求，培育低碳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业链及配套等体系支撑，拓展低碳产业成长空间，打造增长新动能。

三是以经济持续增长与深度脱碳为现象。通过发展低碳新经济来扩大需求，提高就业率，刺激经济增长，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同时，通过低碳技术重塑现有经济社会格局，服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构建深度脱碳发展路径，把降碳的环境正效应内生于经济增长体系中。

低碳新经济可从增长动力、生产要素、价值体系和经济周期效应来诠释其内涵：

一是体现新时代的技术创新驱动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经济，在全球绿色新政和后疫情时代，智能化和低碳化是全球发展的主线，低碳技术是新时期的重要增长驱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二是体现传统生产力向绿色生产力的跃迁。一般而言，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进入信息新经济时代，技术和知识要素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新时代下资源环境要素，特别是碳排放空间逐步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绿色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的新维度，代表当前先进社会生产力。

三是体现经济社会的财富价值体系重塑。在全球生态和气候安全前提下，低碳价值观念和绿色财富体系将促成低碳生产方式和碳市场定价体系的形成。低碳技术对能源、建筑、制造、交通各行业各领域进行加速渗透，使现有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和转型。

四是提供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可行性。低碳新经济通过刺激低碳需求，带动可持续的投资和消费，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带来长期的增长和就业。

据此，可以从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和气候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诠释低碳新经济：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低碳新经济主张培育低碳市场需求和生产供给，要重点研究低碳新产业、新业态的资源配置、产业组织布局和产业政策；从技术经济学看，低碳新经济主张推动低碳前沿技术的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关注低碳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经济形态之间的演化关系；从气候经济学角度看，低碳新经济研究内容是控制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双赢的产业发展途径，研究低碳技术的增长和减排的协同效果 [ 9 ]。

低碳新经济发展依赖于低碳新技术的应用，其发展深度和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前沿技术的创新水平和产业转化能力。由于低碳新经济模式要转变传统工业化的高碳技术模式，因此作为新兴的低碳发展领域，其技术内容、技术范式、技术路径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来看，低碳新经济技术体系包含去碳、减碳、固碳三大技术类型 [ 11 ]，去碳主要是无碳能源代替高碳化石燃料、非含碳原材料替代含碳原材料的源头减排技术，减碳技术主要是节能减排领域的过程减排技术，固碳技术则是末端实施碳捕集封存利用技术(见表1)。

表1. 低碳新经济技术分类

低碳新产业是指运用低碳新技术、新成果产生或延伸出一定规模的新型经济活动。广义的低碳产业是产业低碳化和低碳产业化的集合，狭义的低碳产业特指以低碳技术创新为核心、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的新兴产业 [ 12 ]。而本文探讨的新产业是低碳新经济的载体，是随着低碳新兴技术的诞生并应用而出现的新的经济部门或行业，即现有经济体系中尚未形成主导优势的低碳新兴产业 [ 13 ]，其包括分布式能源、储能、燃料电池、微电网、绿色新材料、碳捕捉封存利用(CCUS)等制造业以及低碳服务业(见表2)。低碳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增加有效供给，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低碳新业态是指依托低碳前沿新技术，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和知识资源，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会引发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不同产业间组合、产业内部裂变、产业链融合以及商业应用模式变化等新业态的形成(见表3)。新业态是低碳新经济强化创新驱动、做强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内在要求的最直接体现和显著特征，如风光电不连续不稳定特点催生的储能产业，电动汽车发展带来的动力电池产业，信息技术和电网技术融合的智能电网产业等都是低碳新经济领域的代表性新业态，“光伏+”、“储能+”等新业态也属此范畴。

表2. 低碳新经济产业

表3. 低碳新经济业态

低碳新模式主要指以绿色低碳市场需求为中心，对企业要素进行整合和重组，形成高效并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以实现用户价值和企业持续盈利目标。一是低碳需求模式，以绿色生活和消费模式的塑造，来引导低碳技术市场繁荣；二是低碳供给模式，以产品和服务供给侧的绿色升级，来刺激低碳技术需求；三是集成融合模式，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新模式有机融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新布局和集成优化配置(见表4)。

表4. 低碳新经济模式

从减排角度来看，低碳新经济的专有特征是环境正外部性，以无碳技术和低碳技术替代传统高碳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产生抑制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协同效应，从而释放环境正外部性。而碳交易、碳税等碳定价机制、市场纠偏机制的出现，使其正外部性逐步内部化，改变企业生产与碳排放的成本信号，对低碳新经济有巨大推动作用。一方面，CCUS产业、碳金融和低碳咨询服务等行业，直接以减排量和碳排放权益为主产品，通过碳定价机制获利。另一方面，其他低碳新经济行业会产生减排量和碳排放权益等副产品，基于行业产品减排量或碳排放权的定价，可改变企业成本收益函数，降低成本或获取额外收益，最典型就是特斯拉通过加州新能源汽车积分制获利的案例。

低碳技术存在显著的行业溢出效果 [ 15 ]，其包括国际的、国内的、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波特假说” (Porter hypothesis)认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和设备方面的研制进度 [ 16 ]。Eskeland和Harrison提出的“污染晕轮效应” (pollution halo)认为跨国企业促使东道国企业采用与其相似的环境规制标准 [ 17 ]。在低碳约束导向下，各产业部门逐步形成了对低碳技术内在需求，当各产业部门逐步形成与绿色技术的内生融合机制，绿色技术溢出的碳减排效应将得到强化 [ 18 ]。如Leimbach等分析认为资本贸易和技术溢出对气候变化政策具有影响 [ 19 ]，王为东等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低碳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呈由东向西扩散的特征 [ 20 ]，潘丽等基于Baas模型的洁净煤发电技术时空扩散研究，发现技术成熟性和市场饱和性是关键影响因素 [ 21 ]。

随着全社会低碳发展共识的不断提升，低碳技术不断渗透到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深处，并驱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变革，新的低碳技术应用和产品不断产生，更多需求和场景被挖掘，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空间将不断提升，如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电动汽车对燃油汽车、低碳建筑对传统建筑具有长期全面替代趋势。从近10a全球光伏、风电、生物质发电和电动车行业数据来看，其市场规模平均2-4a翻一番(见图1，电动汽车保有量1.3a，光伏装机1.7a，海上风电装机2.4a，陆上风电装机4.0a)。当然，行业渗透性与政策支持力度相关性极大，相关研究表明Foxon以英国的低碳能源技术为例研究认为环境制度体系的建立利于低碳技术的扩散 [ 22 ]，Jacobsson以风电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为例研究了政策工具在低碳技术扩散中的作用 [ 23 ]，殷砚等通过2000~2008年我国CCS技术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表明国内研发创新作用强于国外FDI促进作用 [ 24 ]。

图1. 全球低碳新兴行业增长趋势

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持续有效验证了半个世纪，在经济、环境和人口发展趋势变化的大背景下，人们产生了摩尔定律是否适用于新能源的想法。根据IRENA披露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加权平准发电成本(见图2) [ 25 ]，可分析得出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成本递减效应，发现光伏、光热、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规模每提升一倍，其成本分别下降27.6%，28.5%，15.2%和6.3%。据有关文献的学习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光伏、风电和电动汽车行业学习率分别在22%~34% [ 26 ]，10.77%~13.76% [ 27 ]，8%~21% [ 28 ]。综合来看，低碳新经济行业整体遵循规模翻一番，成本下降约20%的规律。这种类摩尔定律现象的驱动因素有2点：一是边干边学( learning by doing)效应，随着工艺技术改进、生产管理经验积累，行业生产成本逐步降低；二是规模经济效应，低碳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了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当然，随着低碳新兴产业逐步成熟，其产业规模增速和集聚也将逐步收敛，如范太胜等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区域低碳产业集聚研究，认为低碳产业发展历经局部简单的产业群落自由繁殖、全局复杂的产业群落竞争和系统稳定的产业群落协同共生三个阶段 [ 29 ]。

图2. 到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LCOE成本趋势

低碳新经济是典型的知识依赖型经济，核心生产要素是知识与技术的投入。按照熊彼得创新理论 [ 30 ]，低碳新兴技术爆发将促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形成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带动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扩散；其次，信息经济、共享经济与低碳新经济的相互融合，促成了低碳技术和产品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促进了低碳技术的共享化和普惠化，加速低碳技术产品重复使用和成本下降，从而会带来递增的收益。据此，低碳技术产品的应用推广具有良好的国民经济增长助推效果，如相关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低碳产业对经济社会增长拉动效果或驱动作用，如Apergis以1985~2005年期间经合组织20个成员国为样本，发现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 31 ]。Fang以中国1978~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论证了新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32 ]。Markandya分析得出1995~2009年欧盟能源结构转型净增加了53万就业机会 [ 33 ]。

第一轮低碳新经济浪潮是后《京都议定书》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得益于长期的低碳技术积累，开始致力于低碳技术推广和市场化培育，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大力推进低碳新兴产业发展，抢占市场先机。英国制定全球首部国家气候变化法案，系统性提出《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及其配套的《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欧盟以《气候变化与能源一揽子法案》为基础，从《欧盟研发框架计划》《欧洲能源技术战略计划》《欧洲基础设施和系统转型计划》战略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美国以能源安全和产业技术竞争力为主导，积极倡导清洁能源技术。日本配合太阳能、储能电池等产业发展政策，积极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第二轮低碳新经济浪潮则是后《巴黎协定》时期。近年来法国《能源转型法》、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丹麦《气候法案》等相继出台，在此基础上2019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协议》 [ 34 ]，围绕2050年气候中和战略，提出覆盖7大领域计划，将撬动上千亿欧元投资，推动全欧洲的绿色经济转型。2018年6月，日本公布《第4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提出循环型社会建设与经济、社会的高度整合构想。2020年7月，韩国发布新政，聚焦“数字”和“绿色”两大领域，旨在应对后疫情时代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升级，其中“绿色新政”计划在妥善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的同时，提升产业环境标准的合规能力及竞争力，发展绿色经济，创造工作岗位。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已通过战略引导形成了低碳技术特色优势格局，美国领跑智能电网、纯电动车、CCUS等领域，日本领跑燃料电池、家用储能等领域，英国领跑海上风电、建筑节能等领域，德国则在高转换率光伏、智能微电网这些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见表5)。

表5. 主要发达国家低碳新经济战略重点和优势领域

低碳化甚至零碳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 39 ]。从世纪初的晶硅太阳能、陆上风电行业，到近年来的电动汽车、海上风能、储能行业，低碳技术迅速发展已成为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为全球经济提供越来越强有力支撑 [ 40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到2030年全球GDP可望每年额外增加2.6万亿美元或2.2% [ 41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有望创造2800万个就业机会 [ 42 ]。国际能源署(IEA)认为非化石能源份额到2040年时达到40% [ 43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认为204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将达市场份额的55% [ 44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碳市场在2020年交易总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 [ 45 ]，超过石油交易额。综合来看，低碳新经济行业发展呈现出高成长性和高经济拉动型特征，能源、制造、交通、建筑和基础设施体系将得到重塑，低碳新经济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当然，在后疫情时代和国际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低碳新经济发展前景也存在一定风险：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全球经济硬着陆或结构型衰退风险对低碳新兴产业发展存在影响；二是部分低碳技术市场前景不确定性大，如核电技术应用前景、动力电池充电和换电技术路线选择等；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强调技术管制和封锁，不利于低碳技术的全球性扩散普及。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基地，也是最大碳排放者，得益于巨大市场规模和高效政策驱动，中国近年来成为全球低碳技术应用示范和产业发展的热点区域，光伏、电动汽车、储能等行业快速增长，光伏制造、新能源整车制造产能占全球1/2，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石墨烯材料、微电网等前沿技术与世界强国并跑；同时，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与低碳跨界融合创新不断，令全球瞩目。整体上看，我国低碳新经济发展呈现起步晚、发展快、市场容量大、政策支持强、市场开拓意识高等特征，具备良好的颠覆式创新、跨越式发展环境。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7部委日前发布了《2019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目录明确了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6大类200多项绿色产业内容，各地方政府将相应出台投资、价格、金融、税收等多方面政策推进绿色产业，这都为低碳新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国内低碳新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已能同发达国家并跑，但也存在若干问题：一是战略统领不足，主要表现为部门政策不协同和地区间产业布局分工散乱，不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储能等行业无序发展，产业集聚和技术扩散往往悖于发展规律。二是产业链安全性有待提升，部分行业主要依赖国际市场高端需求，部分基础技术、关键材料、控制、系统集成等环节技术自主可控性不足，如燃料电池的催化剂、质子交换膜依赖进口，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循环利用亟待突破等。三是可持续的政策支持不够。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补贴逐步退坡，相关行业将面临较大压力，后补贴时代的政策体系设计仍有待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过于强调短周期、见效快的技术转移和引入，长周期原始创新积累不足，不利于形成自主核心竞争力 [ 46 ]。五是碳定价机制缺乏，全国碳市场迟迟未能开市，未来是否能形成有效碳价信号来刺激低碳技术产品推广应用也有待验证。六是技术标准滞后，许多前沿领域缺乏行业标准或标准不统一，导致市场推广面临一定困惑。

针对国内外低碳新经济的现状和问题，为更好推进低碳新经济，提出如下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一是要认识到低碳新经济需历经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业培育，低碳经济社会重构的3阶段，要加快推进升级迭代，主动对标欧盟和日本步伐，近期以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远期以零碳、无废、智能社会的世纪愿景为引导，形成远景目标和阶段行动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把低碳新经济融入世纪中叶全面现代化目标和世纪末全球升温目标。二是要把低碳新经济当作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巴黎协定框架下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制定雄心勃勃的绿色发展、绿色复兴计划，全方位布局低碳色产业、投资、基础设施、交通、建筑体系的长期行动路线图。三是要积极倡导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破除，督促发达国家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低碳技术的支持、转移力度，加快低碳技术溢出，加快低碳技术的全球布局和行业渗透；四是推动形成真实反映气候变化成本的碳定价机制，形成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碳定价；加大低碳市场机制创新，要探索以碳配额、碳税、碳积分、碳普惠等制度创新，推动低碳新经济增长。五是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可再生发电配额、新能源汽车积分等生产者积分制来推动低碳生产，通过低碳生产标准和碳排放对标体系来引导行业低碳转型；六是要促进低碳需求，全面推广低碳产品标识认证和绿色供应链管理，鼓励对户用光伏、燃料电池车等新模式、新技术给予必要消费者补贴。

低碳化是21世纪全球发展重要主题，以新经济视角来审视低碳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并加以战略研究和引导，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动政策选项。低碳新经济是以低碳前沿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低碳新兴产业发展为支撑、以经济持续增长与深度脱碳为现象的新经济形态，是增长动力、生产要素、价值体系和经济周期效应的全方位变革提升，具备环境正外部性、高行业渗透性、强技术溢出性、规模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等显著特征，未来成长性高。中国正经历的全球化与低碳化大背景，与美国发展信息新经济的宏观背景相似，令中国有了发展低碳新经济的可行性。发展低碳新经济是构筑先发优势、引领未来发展、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但同时也存在国家和地区间竞争剧烈、未来科技发展不确定性高、市场风险性大、产业规模和配套基础薄弱等问题，需建立起国家战略引导机制，把低碳新经济作为事关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和世纪大工程来研究，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新增长点来引导，推动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版图中实现从“追赶型”向“引领型”、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低碳新经济研究属于气候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的交叉范畴，其研究前景十分广阔，本文只做了初探，许多科学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气候协同战略研究，分析发展低碳新经济的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双重贡献效果，探索如何将低碳新经济融入现代化布局中，为2030年中国碳排放达峰和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支撑。二是技术经济学研究，分析各类低碳技术的学习机理和曲线规律，识别技术发展前景和适用性、风险性和自主可控性，研究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低碳技术路线图，形成低碳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发展条件的最佳组合范式。三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分析低碳技术和产业时空演化规律，研究低碳新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现象及其动力，探讨如何打造低碳新兴产业集群，防止低层次发展、低技术水平扩张、区域同质化竞争。四是以制度创新经济学视角，研究政府如何构建完整的创新生态，来集聚创新资源，形成持续创新能力。在技术引导上，要充分发挥政府助推作用，加速低碳前沿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加快应用低碳新技术新产品，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中国在低碳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和自主可控性。在产业推动上，要推动新能源、储能、智能电网、绿色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标志性产业，打造一批辐射全球的低碳特色产业基地，打造若干个发展增长极。在市场机制上，要探索以碳交易、碳税、碳积分、碳普惠等制度创新，推动低碳新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