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王春案 [ 3 ] 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得出的裁判结论都为原告王春与被诉的环评批复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这两个法院的裁判切入点主要是传统利害关系标准中的“实际影响论”。而最高院在本案再审中一改往日的审查逻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利害关系”判定思路：如果起诉人请求保护的权益正好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所要考虑的，所谓“考虑”即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蕴含了原告权利的内容，抑或是相关法律规范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征询或听取原告意见，则应当认可原告与被诉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判定原告享有起诉资格。

本案裁判中，最高院提出这一全新的判定思路，暗含了保护规范理论思维逻辑的雏形。首先，明确“原告诉请保护的利益内容”；其次，探求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范之意旨；再者，判断原告请求保护的利益是否落入法律规范保护的利益范围内；最后，得出原告与被诉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结论 [ 4 ]。这个判定思路背后切实潜藏着保护规范理论的内在法理：将判定原告适格的问题转化为解释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利益的问题，从原告权益角度出发判定原告资格的存无，与保护规范理论探寻“私益保护性”的审查思路完美暗合 [ 5 ]。

在臧金凤案 [ 6 ] 中，裁判的核心争点同样是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也认为臧金凤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而最高院在再审中，先是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为个人权利诉讼的基本定位，并明确提出“利害关系”判定时三个考虑因素：一则原告权利存否；二则该权利是否为主观权利的范畴；三则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侵害。而这三个考虑因素一定程度上恰好体现了保护规范理论的逻辑思路：要求区分个人诉讼与客观诉讼，以及区分自身权益保护与公法保护，这既与保护规范理论注重探求个人主观权利的功能相契合，又与该理论侧重权利救济的主观诉讼性质相一致，基本契合了主观公权利以及权益受侵害的两大判定要素，属于保护规范理论引入前的先例铺垫。

从上述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首现并非在2017年，早在本世纪初，我国法官在判断起诉人的“利害关系”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含着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2016年，最高院在“王春案”的裁判中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作了一个较为正式的预告。这些实际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案例，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理论正式引入我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刘广明再审裁定案” [ 7 ] 正式引入了保护规范理论，本案的基本案情如下：张家港市发改委做出张发改许备[ 2015 ]823号通知，该备案通知中的项目选址范围包含了原告承包的土地。刘广明以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为由，向张家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而复议机关以刘与823号通知无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刘广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刘与823号通知没有利害关系。¹

本案的争议仍聚焦于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落脚于公法规范规定的“利害关系”之判定方面。一审、二审皆否定了刘广明的原告资格，最高院的再审同样作出了驳回诉请的裁定。刘案的案情非常简单，而刘案之所以成为判断原告资格的标志性案件，且在行政法学界与实务界影响巨大，是因为在刘案的裁判中最高法院抛开了“实际影响”或“不利影响”来论证利害关系存无的一贯思路，转而正式引入德日保护规范理论之判定框架，对我国的行政原告主体资格之认定规则予以了重新构思与界分 [ 8 ]。

在“关卯春案” [ 11 ] 中，关卯春等人起诉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的行为侵犯其环境利益。在本案中，最高院根据保护规范理论，更加细致地阐释与续造了“权益法定要件”，将原告资格是否存在的因素分为了两方面：第一，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第二，行政实体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关卯春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是环境权益，他们认为有关部门核发的《选址意见书》侵犯了其环境利益。最高院则认为，原告等人所居住的房屋距离案涉项目2公里之外，既不在案涉《选址意见书》保护的范围内，也不在300米的环境防护的范围之内，因此，原告诉请的环境权益不存在；再者，从行政实体法律规定上看，选址意见书本身不产生决策性，仅是为其他部门是否核准该建设项目提供决策参考，核发意见书的行为不会直接侵犯原告等人的环境利益。简言之，行政机关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并不需要考虑原告请求保护的权益内容，原告请求保护的相关权益内容正好未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内。因此，关卯春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在北京联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案 [ 12 ] 中，最高院对保护规范理论所指称的“保护规范”之范围予以了扩充，从“规范”变为“规范群”，并对“保护规范”的识别、援引和适用的相关规则也予以了完善。具体如下：第一，从直接依据的法律规范扩充到间接适用、潜在适用的法律法规；第二，从法律规范的正面规定，扩充到负面规定。第三，从保护相关人权益的法律规范，扩充到制裁相关人行为的法律规范；于此同时，还要扩大当事人权利保障的范围，将程序权利与参与权利也纳入法律规范的意旨范围。本案中，最高院认为联立公司作为出租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并不当然具有请求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受理其撤销行政许可的权利。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涉案房屋明显未经竣工验收备案并不得投入使用，行政许可申请人持明显伪造的联立公司房屋所有权证申请许可，而开办幼儿园安全条件未经有权机关认定，涉案房屋安全性存有疑问且相关民事诉讼均未能解决纠纷的情况下，认可联立公司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具有正当性以及合法性。因此，最高院在本案中强调，在行政行为必然或者很有可能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时，可援引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同时可考量法律规范的立法宗旨、目的以及内容和性质加以判定，以此将法律规范中保护的合法利益扩大到值得法律保护且需要法律保护的利益，更大程度上认可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在“梁志斌案” [ 13 ] 中，最高院根据保护规范理论，进一步将举报、投诉权与行政诉权予以了区分。法院认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虽然对当事人的举报和投诉权作出了规定，但是起诉人也不一定就此享有行政诉权。换言之，不能混淆举报权与行政诉权。在本案中，监察条例规定当事人享有举报权的目的，主要是为行政机关查处劳动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或证据，并不是为了保护特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机关对于举报的处理答复行为，与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举报人并非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再如，在“李百勤案 [ 14 ] ”中，最高院又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予以实质界分。最高院提出《城乡规划法》赋予当事人的举报权，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该举报权实际上具有公共利益性质，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或监管过程中可能会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事实利益，但这是反射利益，而非公民的主观公权利，因此，李百勤并不能因反射性利益受损而具有行政原告资格。又如在“任海超案” [ 15 ] 中，最高院厘清了行政救济途径与民事救济相关途径的区别。法院运用保护规范理论认为，本案原告任海超虽是为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举报，但也不具有行政原告主体资格。因为原告举报投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的赔偿金，这应归属于民事纠纷范畴，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并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原告诉请保护的利益应当通过民事救济渠道解决，而非走行政诉讼渠道。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类行政举报案件³中，法院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侧重于探求法律规范的目的是否具有“私益保护属性”，并进一步将私益保护性进行了延伸，不但将举报、投诉权与行政诉权进行了区分，还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进行了实质界分，同时将民事性权益摈弃在公法关系之外，厘清了行政诉讼途径与民事相关救济途径之间的区别。

同类型的典型案件还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