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爆发在2003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已经度过了亚洲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中国依靠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经济危机中备受国际好评 [ 2 ]。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开始了全面对外开放，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外国资本、新技术、管理模式的涌入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机会，大量商品的生产与进出口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飞速的增长。

新冠肺炎爆发的2020年，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战还未尘埃落定，外加近两年重新浮现的“中国威胁论”，使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次疫情定义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2月28日将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上调为“非常高”，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卫生事件，虽然WHO的目的在于全球提高防范意识，控制疫情扩散，没有明确的将中国列为疫情国，但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 [ 3 ]，特别是还在洽谈中的交易。好在2020年一月中美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缓和了双方的贸易冲突，并且随着肺炎在中国的控制，WHO也不再将中国定位疫情的主要输出国，这使中国虽然面临压力，但还是对疫情过后的消费反弹充满希望。

在SARS蔓延时期，1~3月期间仅重视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防控，随着病情的蔓延，为了保障民生，4月起，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上，对医疗医药资金需求予以支持，对灾情严重的地区加大补助力度。5月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餐饮、客运、商贸等行业，在政府性基金上予以减免，在税收上予以优惠 [ 4 ]。为了保障非典期间合理的资金供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予以适当的信贷倾斜，在8月份，疫情早已结束，消费反弹，经济快速回升，为了控制通胀，央行决定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调了1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新冠肺炎期间，有了非典的前车之鉴，政府已经有了足够的应对经验，同样在12月出现的新冠肺炎，紧急防控的同时，在2月初便出台了全方面的优惠政策，重点在于对确诊人员的医疗保障，保证民生，对企业的减税降费与融资支持、对农产品运输、销售支持以及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出台了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 [ 5 ]，在财政政策上，保障防疫补助资金充足充沛，将已经出台的贴息降税政策落实在企业上，帮助各领域平稳的恢复生产，度过疫情难关。在货币政策上，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提高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等普惠政策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方向的对企业进行贷款降息延期等操作，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与非典时期相比，新冠肺炎潜伏期更长，传播速度更快，很快便引起了重视，防控政策的出台也更快速全面。此次疫情涉及行业广，影响程度深，中小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难捱的冬季，延迟复工与偿还负债的双重压力使一些企业面临倒闭危机，而我国如今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空窗期，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是转型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中小企业体量小，面对风险时较为脆弱，所以与2003年相比，2020年在政策上更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保护。

2003年非典时期，防控重点在北京、广州、珠三角地区，并没有达到全国人人隔离的程度，也未出现全国封城封路的情况，4~5月依旧可以进行国内运输，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受到疫情影响较大，对其他外贸企业来说，仍可以继续生产年初承接的订单。新订单数量锐减也在意料之中，疫情还未彻底控制，国外进口商对商品是否能顺利生产运输尚存顾虑，作为中国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虽然如期举行，但国内外部分企业依旧对非典疫情心存忌惮，取消了展位和行程，导致第二季度外贸企业新接订单下降，影响到第三季度的生产。

2003年是我国加入WTO的第二年，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开始生产运作，外资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 2 ]，此时对外出口的市场主要是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加入WTO之后对我国外贸带来很多机会。我国此时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具有较低的人力成本和较高的生产效率，虽然第二季度受航班限制国内外许多企业无法洽谈交易，但是外商仍有较强的合作意向，使第四季度的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回升，此时中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期，有了内外资的联合推动，03年的进出口总额不降反升，与上年相比增长了37.1%，疫情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也是较为短暂的。

国内疫情爆发在春节前后，员工多在家中过节，受防控限制，节后无法到岗，多地停工停产，企业无法生产，年前接受的订单无法完成，出口商面临着违约风险，使我国出口量总体下降了15.9%。多国商家不能按时收货，供应链出现断链，部分商家开始考虑生产不能及时恢复的情况下，将生产重心从中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到了3月中旬，虽然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但是全球陷入疫情危机，来自国外的需求减少，为了阻挡疫情输入国内，广交会宣布展会将延后举行，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事件，使众多外贸企业猝不及防，少了广交会的帮助，4月份的订单数量不会如期增长，企业生产也将受到影响。

国内多地封城封路，各地复工复产的时间不一致，部分原材料无法运达工厂，外加春节期间运力紧张价格高昂，极大提高了运输成本 [ 6 ]，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企业现金流紧张，陷入破产危机。国际运输上，多国表示暂停2~3月经过中国的航班，接连发布限制中国商品入境的政策，特别强调严禁动物源类商品的入境，商品在海关滞留数日后才能放行。这些措施无疑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难度，对于高附加值商品来说，航空管制为出口制造了阻碍，对于农产品而言，过长的滞留时间会使商品腐烂变坏，降低产品质量，而各国诸多政策中针对动物源产品进口限制措施，也使我国动物源类商品的出口进入寒冬 [ 7 ]。

2019年外贸规模在困难中依旧增长了3.4%，其中出口增长5%，进口增长1.6%，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与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而2020年1~2月受疫情影响未能延续19年的增长态势，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额下降了9.6%，贸易逆差426亿元人民币，1~2月份的海关数据显示，这些主要出口商品出口规模大幅下降，总出口额下降了15.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9%，受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金额平均下降了19.39%，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其中玩具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最深，由于各国交通管制和加大检疫力度等措施，1~2月玩具出口下降了25.7%。

在疫情期间总体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对东盟与俄罗斯的贸易表现亮眼，与上年同期相比，进出口总额分别上涨了2%与7.3%，减少了对欧美国家的依赖。在东盟国家中对越南上涨了10.7%，对马来西亚上涨了6.4%，东盟也取代美国一跃成为我国对外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受益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领域的深化合作，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1.8%，高出我国外贸增速11.4个百分点，是稳定我国外贸基本盘的重要力量。在20年1~2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171亿美元，俄罗斯也上升为我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俄罗斯将市场逐渐从欧洲向亚洲国家转移，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与俄罗斯增加了很多合作机会，自俄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俄关系持续向好，并在19年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方疫情初期承诺两国经贸目标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为我国外贸企业送上一颗定心丸。与之相对的是中加贸易额的下降，根据海关统计数据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额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34.9%，受18年“孟晚舟事件”影响，中加关系趋于紧张，19年美澳媒体舆论使中加关系更加恶化，此次疫情加速了双方贸易量的下降。

受各地停工停产影响，居民大量囤积生活用品，为了保证了春节前后的市场需求，20年1~2月加大了大宗商品和民生重点消费品的进口，其中肉制品进口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5.8%，糖类进口增长63.6%。1~2月商品出口量整体下降，高附加值产品逆势上升，到了3月份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国外确诊人数大幅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由输出型转为输入型，中国俨然成为全球治疗新冠肺炎最有经验的国家。随着运输行业的恢复，3月后对外的医疗器械、粮食、肉蛋奶、生活用品的出口将会大幅增加，但运输问题依旧存在，海外严重的疫情使多国实施港口封禁政策，此时再选择海运来运输货物是不明智的，一些重量大价值低的商品恢复贸易的时间也会顺延。

从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贸易出口额先下降再上升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 8 ]，但与03年不同的是，2020年需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因为外贸的竞争已经从成本、价格的竞争转换为科技、创新的竞争。在20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已经由外资企业转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科研投入不足，管理模式单一，难以保持和客户的关系，导致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在疫情肆虐期间极易引发违约风险。在特殊时期，民营企业面临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各部门没有恢复营业时导致的融资困难、生产成本上升，索赔业务办理时间过长上，又因为民营企业间存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导致单一的降税政策并不能对所有企业都产生很好的扶持效果 [ 9 ]，所以更需要多方面政策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