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绍闻七岁时，《论语》、《孝经》大半成诵 [ 5 ]。其父管束极严，不轻易叫他上街 [ 6 ]。不允许谭绍文有任何“玩意儿”甚至连围棋、象棋之类也不行。由此看出，谭父对谭绍闻的管教方式是失当的。对谭绍闻严格要求是对的，然未能做到奖惩有度，顺势而为。卢梭指出，家庭教育的环境，应遵循儿童自然发展的法则 [ 7 ]。意在强调家庭教育应顺应儿童的发展天性。同样，斯宾塞也认为儿童心智的发展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发展一样，过程是无可替代的，儿童的成长得由自己完成，父母作为教育者应顺势而为，正确引导，一味压抑儿童天性，往往物极必反。至谭绍闻少年时期，父亲去世，母亲多生溺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促使谭绍闻形成人格上的两面性。父亲的严厉使其看上去温顺、知书达理，实则逐渐形成唯诺、软弱的性格。严父去世后，由于没有了父亲的严厉管教，其青春叛逆之心，毫无掩饰的释放出来。母亲溺爱，对其放纵无度，谭绍闻外出游荡、结交狐朋狗友、疏于学业、赌博成瘾，步步皆迈入深渊。当下实则亦然，诸多家庭存在“虎爸”、“虎妈”或者“猫妈”、“猫爸”，前者指父母对子女的管教过于严苛，仅从个人观念、思想出发，并冠以父爱、母爱的名义，要求、甚至强制子女实现自己预设的目标，实则是想让子女代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缺憾，压制了子女的天性，而并不考虑子女的真实想法和实际情况。后者则指父母对子女过于溺爱，毫无克制，在子女教育观点上推崇快乐至上，可称“佛系”父母。由于他们对盲目顺从，造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产生怯懦、逃避、善于推脱的性格，甚至会养成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的作风，对子女的成长同样不利。“虎妈虎爸”、“猫妈猫爸”教育模式，已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 8 ]。

青少年时期，良师的启蒙、引导至关重要。谭绍闻在接受教育期间曾遇多位老师。而其问题在于，当前一任老师离开以后，并没有很快聘请另外一位老师。小说中介绍，谭绍闻用在等待聘请老师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因此，从时间上来讲，谭绍闻接受的教育是断断续续的、不具有连贯性。这些因素导致其缺乏系统的、连贯的教育，为谭绍闻误入歧途提供了条件。此外，由于四位教师的教学水平高低不同，师德水平也各有高低，对其影响甚大。如果谭绍闻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具有连贯性，每个老师能像娄潜斋、智周万一样优秀，能像娄潜斋、智周万一样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使其接受到稳定的、连贯的教育，也许谭绍闻不会在歧路与正道上徘徊不定。因此，教育不连贯性现象，在今天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不连贯，而且还表现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也不连贯。当下，诸多父母为了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盲目、频繁的让子女转学，这也是变相的教育不连贯性，与谭绍闻不同，这种不连贯性没有体现在时间层面，而体现在青少年心理发展过程层面上。频繁转学对于子女而言需要适应不同的校园环境、适应与新同学的交往，更重要的是需要适应新教师的教学风格、方式、方法。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青少年适应环境的能力，但对于多数适应性不强的青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负担，对其学习成绩以及心理健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转学会打乱其原来的学习节奏、生活节奏、改变交际圈子，青少年疲于应付这些，并不利于身心发展，这些原因造成学生心理上的压力和不适，却总是会被教师和家长忽略。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没有能够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人。人，时刻处在社会一个社会环境之中，时时刻刻都受其影响。当时大清王朝的社会风气逐渐由俭入奢的，“由朴而渐至于奢” [ 9 ]，“见饶余辄思华美，妄费愈增，人复一人摹仿务过。见人俭朴，则笑以为不才视家清素，以为深耻” [ 10 ]。当时的清朝社会环境复杂、混乱、奢靡，加之谭绍闻缺乏丰富的社会阅历，严父早逝，母亲溺爱，容易受到社会上纨绔子弟的诱骗。此外，其自身意志不坚、缺乏理想。所以他才会在歧路与正道之间反复挣扎。反观新时代下，亦有如此趋势。首先，经济快速发展下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有力的冲击着传统、保守思想和价值观念，众多青少年追求自由、平等、求异，追求实现人生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衍生出强烈的趋利性。这种强烈的趋利性会逐渐渗入到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中去，不可避免的诱发人们的贪婪性，进而产生趋利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念。众多青少年的辨别能力和抵制能力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容易受这些腐朽、错误价值观的误导，盲目追求独立自由、思想解放。其次，网络不良信息影响。网络在给广大民众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网络无界限，传播无禁区”的混乱局面，信息时代，亦有诸多不良信息充斥网络，青少年的信息摄取量日益增加，受到不良信息影响的频率日益增加，导致思想波动频繁，心理机制趋于早熟。众多青少年不慕“英雄”反慕“网红”，无不令人嘘唏。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而言极其重要，家庭教育方法运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歧路灯》前十三回将谭孝移塑造成为一位严于律己、言传身教的家庭师者形象。谭孝移深知：子不教，父之过。因此，他以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给儿子做好榜样。“论我的生平，不敢做那歪邪的事，私情妄意，心里是尽有的。只是想一想，怕坏了祖宗的家风，怕留下儿孙的邪僻榜样，便放下了。各人心曲里，私欲丛杂的光景，只是狠按捺罢了” [ 11 ]。就榜样而言，谭孝移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而谭孝移对儿子的过于严苛，却又是失当的，他不允许儿子有任何“玩意儿”严重制约了儿童天性的发展，导致儿子没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对于谭父而言，没有做到“父母威严而有慈”，是其失败之处。西方文化中常以爱、鼓励、赏识来引导青少年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中国人则常以纯正的家风、严格的家教来规范青少年步入正确的人生道路，孰是孰非，我们不可简单定论但把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严慈相济，是父母的重要课题。其次，则是谭母对儿子的溺爱与放纵成为其误入歧途的保护伞。在当下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父母“打理一切”现象，本是出于对孩子的关爱，后来演化为溺爱，父母帮孩子做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事情，孩子也逐步养成“社会巨婴”。殊不知，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期间，孩子嗑嗑碰碰、跌跌撞撞，都是无法避免的。与此同时，孩子渐渐完善、强大、进步，最终历练完成，步入社会，而父母“打理一切”会让孩子无法自我独立，一旦失去父母的庇佑，就会陷入一片凌乱，无法适应单独生活，这对青少年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无论何时绝不能忽视教师在青少年的发展、成长中的作用。人非生而圣贤，学习中的疑惑、生活中的不解，均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良师的启蒙在人的一生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师者，人之模范也。自古以来，教师赢得了人们的崇敬。教师高尚的品质给学生带来的正向引导。比如娄潜斋，博学、端正、率直，可以做学生之楷模，拜这样的师父，且不说读书问道，单只学做人样子，便可受益一生。因此，择良师，至关重要。在当下的亦是如此。在选拔教师的过程中，教育、教学技能的考量十分重要，而教师道德品质的把关更加重要，教师是知识的传递着，是道德的发扬者 [ 12 ]，如果教师道德不能达标，则相当于污染了道德的源头，又哪里有河清海晏呢？最后，在倡导青少年接受教师教育时，要让其认识到尊师的重要性、必要性。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高，道高然后民知敬学 [ 13 ]。此处，“严”则是尊敬之意。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 14 ]。

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真正的天性 [ 15 ]。因此社会氛围对于青少年发展而言极为重要。孙抱弘先生从教育学基本理论的视角出发，解释了社会环境之含义。他认为社会环境的好坏是青少年素质养成的要素之一。他认为社会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方式、民族传统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社会发展状况、社会交往关系、日常生活等。依据孙抱弘理论的划分，在物质生活丰盈的今天，我们应注重社会内涵的重塑与培养，重拾文化自信、发扬优良传统，以社会主义新文化引领社会思潮，规范青少年思想发展。“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有着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实践与社会体验也是青少年最棒的老师。社会实践与社会体验可以为青少年营造多元的学习氛围，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直观地教授青少年各方面知识，所以在青少年教育中应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应用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引导青少年参与到社会中去，让青少年为社会做贡献，让社会助力青少年成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