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四所高校大一到大四的在校本科生，网络发放问卷571份，回收有效问卷459份，有效率：80.4%。有效样本的资料详见表1。

表1. 459份有效样本的人口学变量统计

使用问卷星APP网络发放问卷，采用滚雪球调查法。使用Excel软件录入与整理数据，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所调查的大学生自我分化所得平均分为99.1 ± 17.4，分维度与人融合、自我位置、情绪反应性以及情绪断绝的因子均分各为3.4、3.9、3.4与4.2，理论因子均分3.5分，得分总体相对较高。父亲在位得分总均分为106.0 ± 19.9，在与父亲的关系维度因子均分3.3；家庭代际关系维度因子均分3.4，有关父亲的信念维度的得分因子均分为3.4，均高于理论因子均分3分。对父母冲突感知总分为90.6 ± 17.8，各个维度因子均分：冲突特征3.4，威胁认知2.4，自我归因1.9，理论因子均分2.5分，得分差异较大。有效样本的资料详见表2。

表2.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的感知总体情况(N = 459).

以人口学变量大学生年级、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以及父母婚姻状况等为自变量，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为因变量做了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性别以及父母文化程度上有统计学意义，在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父母婚姻状况没有统计学意义。

据本文结果所示，大学生父亲在位程度居中上水平。而受父亲影响的概念这一维度得分较低，推测可能与中国文化相关，中国的父亲大多数表现为不善言辞，可能是因为与子女的交流较少，关系比较疏

图1. 威胁认知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的中介模型

图2. 自我归因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的中介模型

表9. 自我分化对父亲在位、自我归因的回归

远。大学生的心智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对不同的事件有自己的见解，且不再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因此受父亲影响较小(蒲少华，李臣，卢宁，等，2011) (Krampe, 2009)。在中国家庭中，父亲扮演的角色多为守护者，向孩子表露情感较少，孩子对于父亲在位的感知也会减弱。

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自我分化题目均分高于理论均分，表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融入新集体，能在特定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感，面对事件或刺激能有较好的情绪反应，恰当保持与他人的距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较一致(姚玉红，刘亮，&赵旭，2011) (刘春艳，刘衍玲，&王鑫强，2011) (柴莉颖，2011) (吴煜辉，2008)。但是分数两极分化明显，自我分化能力发展不平衡，可能的原因是成长环境的不同，自我分化能力发展不一。在对父母文化程度调查中，显示多数调查对象的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可以推测出，父母受教育知识的限制，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关注度会减低。占比84.7%的对象生活在父母婚姻状况正常的家庭，父母或多或少会照看子女，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发展较好，处于中等水平。

此外，结果显示，父母冲突量表的冲突特征维度的分数相对较高，而自我归因得分较低，推测是大学生在不断成人化的过程中心理品质逐渐完善，学会做出恰当的自我归因。压力氛围中，父母之间常会因小事而产生矛盾，出现回避、冷战、争吵等情况，作为儿女，会感知到父母之间的婚姻冲突，但是随着其外出读书时间增多，感知逐渐减退，从而显示出较低水平的父母冲突感知。

本研究中，父亲与母亲的文化程度均影响了父亲在位的程度与婚姻冲突的特征，根据方差分析结果所得，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父亲的在位程度越高，婚姻冲突特征越不明显。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孩子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联系中国的社会背景以及本研究的结果所得，中国大多数母亲与孩子的沟通与互动更多，所以可能孩子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在父亲在位上，只在性别上存在不同，总分并无显著差异，但在高阶维度二(家庭代际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得分低于女生，与前人研究不一致(蒲少华，卢宁，&卢彦杰2012)。这一差异可能跟被试选取的有关。本研究选取的被试范围涉及工科，综合，以及医药类等不同性质的院校。也有可能是生源地(农村与城镇)比例失衡，农村人口占74.5%，城镇人口只占25.5%，此外，男女比例稍有失衡，可能也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在自我分化上，除去前面提到的父母文化程度，在大学生男女性别上也出现了统计差异的水平，男生的自我分化在各维度得分上均高于女生。这说明在大学生中男生可能处理事情更理智，能更恰当地保持与他人的距离。父母冲突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自我归因更倾向于自己，这一结果与前人一致(马艳杰&冀云，2016)，可能是由于男生从小与父母的交流较少，不了解父母冲突的状况，习惯于自我归因。

结果显示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呈显著相关。虽前人较少研究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但过去的研究已证实,父母参与子女教养的质量与子女的情感、社会化和认知发展的关系(Storey et al., 2000)。父亲在位中文修订简式版中的高阶维度一是与父亲的关系，而自我分化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处理人际关系层面上的，是指个体在与家人或另一半相处是保持独立性的能力(Bowen, 1978)。在父亲的长期影响下，孩子很有可能习得父亲对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自己的自我分化能力。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即父亲在位程度越高，父母冲突感知越小；父亲在位程度越低，父母冲突感知越大。验证了李燕等人的假设(吴煜辉&王桂平，2010)，当父亲教养参与度与妻子的期待有较大出入时,婚姻的质量就受到了影响。当新生儿出现时，夫妻双方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丈夫和妻子，同时也是父亲和母亲。如果男方没有及时尽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那么婚姻当中女方对男方的态度也会受影响。抚养孩子是双方的责任，若是一方不在位或在位程度低，另一方至少会有不满的情绪，进而影响到家庭关系。在这个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三口之家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孩子的教养牵涉到父母的很多问题，所以此研究关于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感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父亲与家庭状况的联系。

中介机制的结果表明，当加入父母冲突感知以及威胁认知、自我归因分维度这三个中介因素后，父亲在位对自我分化的影响作用减弱，但还是有显著作用，即父母冲突感知和威胁认知，自我归因两个分维度起局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58.4%, 15.4%。可见，父亲在位对自我分化既有直接作用影响，也有通过父母冲突感知以及其两个分维度间接影响。在间接影响作用上来看，父亲在位首先影响父母冲突、威胁认知和自我归因，进而影响到子女的自我分化。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似。以往研究自我分化与婚姻冲突以及另外一个因素时，自我分化一般为中介变量M，或者因变量Y，即父母冲突通过影响子女自我分化影响另外一个因变量，或者婚姻冲突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自我分化(邓林园，许睿，&方晓义，2015)。

关于父亲在位影响自我分化的机制，父亲与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缺失其中一方的教育都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影响。中国家庭的核心集中在子女的成长教育上，如若父母一方的教养参与不够，即消极的在位程度，另一方可能会对其产生分歧，在缺少沟通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产生冲突。

子女对父母婚姻冲突程度的评估不仅影响他们对冲突的反应，更有可能对冲突进行深层次的加工，逐渐形成包含自我分化在内消极又相对稳定的评价体系。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提出，个体原生家庭中父母的人际模式会影响他未来的生活，矛盾重重的家庭，不断爆发的父母婚冲突，极有可能会使子女在早年内化不恰当的人际图式，影响未来的人际交往。根据班杜拉的学习理论，子女在父母的冲突中习得的冲突解决措施或者关系模式，可能会使其在人际交往中采用相同的模式。家庭系统理论表明，人们在组建家庭时常常会潜意识中里选择与自己自我分化相似的人，他们彼此融合，组建的家庭往往具有相似的特征(Bowen, 1978)。反过来，父母的婚姻问题也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