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便采样法在广东省某高校大学生中进行问卷团体施测，发放1000份人格障碍筛查问卷(PDQC)，筛查出C类人障碍得分阳性且无A、B类人格障碍得分阳性的大学生130人、人格障碍得分阴性的大学生70人，施测权变性自尊量表、自我价值权变性量表和Rosenberg自尊量表。有效回收测量数据181份，回收率90.50%。其中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35人，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21人，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44人，共型人格障碍倾向(至少2种C类人格障碍类型得分阳性)大学生19人，无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61人。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总计120人，无人格障碍倾向组总计61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19.1 ± 1.1岁。

通过PDQC问卷施测在广东省某高校大学生中筛选C类人格障碍倾向个体和无人格障碍倾向个体，共邀请200名大学生。安排同意参与研究的被试8~10人一间机房，完成IAT测验。测验完成后，发放CSSC、SWS、RSES量表施测。完成量表施测后，向被试解释研究目的并给予一定的报酬或奖励。整个流程约20分钟。

采用Excel表格进行数据录入，SPSS 21.0进行数据分析。

描述统计及F检验显示，各组之间在外显自尊、整体权变自尊、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上均存在差异，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1)。

进一步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外显自尊上，各型人格障碍倾向组显著低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整体权变自尊、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上，各型人格障碍倾向组显著高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详见表1。

表1. 各分组的各类自尊情况及差异检验

注：OCPD为强迫型人格障碍，DPD为依赖型人格障碍，APD为回避型人格障碍，下同。*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为领域权变性自尊维度。下同。

斯皮尔曼积差相关分析表明(表2)，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相关不显著，与整体权变自尊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负相关(p < 0.01)，与外表领域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负相关(p < 0.01)，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负相关(p < 0.01)。

内隐自尊与整体权变自尊及各领域权变自尊相关均不显著(p > 0.05)。

整体权变自尊与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传统价值领域权变自尊、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均存在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竞争领域权变自尊(p < 0.01)、外表领域权变自尊(p < 0.05)、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p < 0.05)和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p < 0.01)均与C类人格障碍得分存在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分析显示，外显自尊、整体权变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两两相关，外显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两两相关，分别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分别检验：1) 整

表2. 各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相关分析(n = 181)

体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2) 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3) 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逐步法回归分析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温忠麟&叶宝娟，2014)。首先将各变量得分标准化，接着进行分步检验，检验步骤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外显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效应为−0.23，直接效应为−0.12，通过整体权变自尊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11，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47.82%。选择样本量5000、置信区间95%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检验，结果区间未包含0 (LLCI = −0.79, ULCI = −0.39)，效应量为0.10，表明整体权变自尊的中介成立。在控制了整体权变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的影响后，外显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的影响不显著(LLCI = −0.76, ULCI = 0.08)，表明整体权变自尊是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唯一中介变量(Zhao, Lynch, & Chen, 2010)。

表3. 整体权变性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表4)。外显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效应为−0.23，直接效应为−0.19，间接效应为−0.05，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21.74%。Bootstrap检验结果区间未包含0 (LLCI = −0.45, ULCI = −0.16)，中介效应成立，效应量为0.07。控制了外表领域权变自尊的影响后，外显自尊仍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影响(LLCI = −0.93, ULCI = −0.10)，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乘积为正，因此该中介效应为互补的中介效应。

表4. 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表5)。外显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效应为−0.23，直接效应为−0.11，间接效应为-0.12，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52.17%。Bootstrap检验结果区间未包含0 (LLCI = −0.66, ULCI = −0.35)，中介效应成立，效应量为0.08。控制了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的影响后，外显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影响不显著(LLCI = −0.74, ULCI = 0.11)，因此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是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唯一中介变量。

表5. 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描述统计及F检验显示，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共型倾向组的外显自尊分数显著低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而无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间，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共型倾向组间，未呈现显著差异。这表明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无人格障碍倾向组的外显自尊较为接近，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共型倾向组的外显自尊较为接近。这与以往的的研究结果一致(金莹&卢宁，2013b; Lupien, Seery, & Almonte, 2010；赵珊，2010; Hofmann, Gawronski, Gschwendner, Le, & Schmitt, 2005)。以往研究提示，C类人格障碍从强迫型、依赖型到回避型可能是一个连续谱，依赖型属于过渡类型，居二者之间；而强迫型处于连续谱上对个体影响程度较轻的一端(金莹&卢宁，2013a)本研究结果从外显自尊的维度上支持了这一C类人格障碍的临床病理程度的假设。

本研究结果提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相关不显著，且在内隐自尊维度上，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以往关于人格障碍内隐自尊的研究结果一致(叶刚，姚方敏，付文青，&孔明，2011)。这支持了Greenwald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相互独立的假说。外显自尊在意识层面上对自我总体价值做出评价，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而内隐自尊主要来自早期经验的积累，且受情绪驱动在无意识层面运作，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本研究中未体现。另外，这可能与内隐自尊的测量方法有关，内隐自尊常常起伏较大，需要重复测量获得稳定的数据(Krizan & Suls, 2009; Bosson, Swann, & Pennebaker, 2000)。

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整体权变性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显著正相关，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外显自尊水平越低，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低，而权变性自尊越高，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高。20世纪90年代，西方心理学将心理健康与高自尊划上等号，高自尊甚至一度成为“美国梦”的目标之一，许多临床干预也将咨询和治疗目标定位为提高自尊(Zeiglerhill, 2006)。直到21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一味追求高自尊所付出的代价(Crocker, 2013)及对个体心理认知资源的消耗(Blom, 2011)。对高自尊的狂热追求，何尝不是一种“真正低自尊”的表现。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学生的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高，对竞争、外表、学术能力、他人评价领域的权变性自尊越高，也即自尊不合理追求水平越高。对这些领域自尊的过度苛求，可能是C类人格障碍症状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相关最高，其次为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可见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高，个体越无法合理地处理他人评价与竞争关系，这与C类人格障碍者存在的人际关系困难相符合。基于他人评价与竞争方面权变过度的自尊，C类人格障碍者只有不断地满足外在的标准，才能稳定自我情绪和价值，长此以往，使之持续高度紧张和焦虑，而回避、退缩行为是一个更具有适应性的选择。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的结果发现，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的外表领域权变自尊显著高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提示C类人格障碍者的自我体象所承担的自我价值功能要远高于正常人。依赖型人格障碍患者常常担心会遭受他人的遗弃，而外表符合重要他人的审美可能是其依赖重要他人的策略之一。回避型人格障碍患者对他人评价感到恐惧，在社交场合易紧张而回避社会交往，这也可能与他们认为自己的外表不够有吸引力有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内隐自尊与C类人障碍倾向的相关不显著，这与金莹&卢宁(2013a)的研究一致。其研究表明人格障碍大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各类自尊存在分离。这种分离的现象，恰好反映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并激活冲突行为图式和矛盾情绪，甚至可能因此产生冲突行为倾向。

对相关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路径分析，发现权变性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其中，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整体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表明，外显自尊低的个体，自我评价低，其需要通过达到某些外在条件或某个重要他人的标准来提升自尊，由此增强权变性自尊，而权变性自尊的不稳定导致个体的情绪波动和心理资源消耗，无法形成合理、成熟的行为模式、认知风格，进一步催生了C类人格障碍。反之，外显自尊高的大学生无需通过不断的价值条件化来维持权变性自尊，从而限制C类人格障碍倾向形成，此有利于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C类人格障碍中较突出的权变性自尊包括整体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且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的作用最为突出。表明C类人格障碍患者在他人认同领域有过高的自尊追求和期待，而他人认同与否又是个体所不能控制的，因而增加了个体的生活不确定感、减少自我掌控感，进一步加重C类人格障碍的临床症状。强迫型人格障碍者会通过无意义的控制、反复检查、安排，来增加确定感和掌控感，依赖型人格障碍者会通过无条件的牺牲自我来获得他人的确认和喜爱，回避型人格障碍者会尽量少地接触新的社会关系、回避社交来避免评价和缓解焦虑，减少失控状况的发生。人的社会属性使然，追求社会关系的认同，能够促进自我发展、自我成熟，在关系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实现；但如果过度地追求他人认同，就会变成一种桎梏，给个体带来不必要的紧张、焦虑，甚至影响其社会功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当这种追求日积月累，形成了稳定的行为模式，便易形成人格障碍。

整体权变自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47.82%。表明C类人格障碍者的自尊权变性特点突出，自尊的高低，常常取决于自身是否达到了某种外界的标准，而真实自尊较为薄弱。这与以往对C类人格障碍者的条件自尊的研究结果一致(王丹&卢宁，2016)，条件自尊常在各个心理变量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扮演中介的角色，整体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验证，且本研究结合领域权变自尊，对条件自尊的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剖析。

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21.74%。表明C类人格障碍者在人际关系中易担忧紧张、患得患失、退缩回避的可能与其过于在意他人对外表的评价，担心自身吸引力不足有关。

在本研究中，学术权变自尊在C类人格障碍中的作用并不突出，这提示C类人格障碍大学生的核心需求不在于学业成就，如果存在对学业的焦虑，可能由于不能满足某种他人标准或社会标准所致。

综上，临床实务中，既有必要对外显自尊、又有必要同时对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整体权变自尊以及外表领域权变性自尊进行系统调适，如此全面系统的心理干预，对于C类人格障碍的早期预防和有效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