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梓名¹，孙猛²，王岩^1*

¹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²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北京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录用日期：2019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19年5月23日

了解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心理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感的关系，讨论心理幸福感在气质性乐观与生命意义感上的中介作用。采用纸质问卷和问卷星随机对330名大学生进行气质性乐观和生命意义感的调查，分别采用生活定向测验修订版(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R)、生命意义量表(MLQ-search)、心理幸福感量表(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为检测工具，分析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及其相关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心理幸福感在气质性乐观对生命意义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共收回321份，有效率97.3%，其中男生91名，女生230名。经分析：1) 心理幸福感、气质性乐观和生命意义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2) 心理幸福感在乐观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1) 乐观、心理幸福感、生命意义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2) 乐观经由心理幸福感影响生命意义。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气质性乐观是影响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因素，高校应当开展有针对性的积极教育进行引导。

关键词 :气质性乐观，心理幸福感，生命意义感，大学生，积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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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但大学生仍有很多心理症状，存在着无聊、抑郁等，甚至产生自杀的意念(Owens et al., 2009)，主要是缺乏生命意义造成的。因此为了提升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聚焦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是十分重要的。生命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存在的目的、重要性和一致感的认识和整合。这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目的和目标的理解和追求，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独特或者核心的的目标，必须清楚地了解他们将要做什么，并努力工作以实现自己的价值(Frankl, 1963)。具有生命意义感，往往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目标，愿意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努力。研究发现，诸如乐观和希望感这样具有未来指向的积极因素和生命意义感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是生命意义的重要预测因素(Man et al., 2010; Mascaro & Rosen, 2005)。

乐观，即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 optimism)，是一种对未来的总体的积极期待，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表现为期待未来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Carver & Scheier, 2014)。研究发现，当个体对未来感到乐观的时候具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孙猛，王岩，毕蓉，2017)，乐观既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又是一种认知结构，表示个体对未来好结果的总体期望(Scheier & Carver, 1985)。根据期待价值理论，当对目标保持积极期待时(乐观)，个体便会坚持努力，即使遇到挫折也不轻言放弃；而当一个人对目标持有消极期待(悲观)，遇到阻碍时，将采取回避行为，放弃目标行为(Carver & Scheier, 2014)。对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期望也可以促进个体对生命中重要目标的认识和追求，获得生命意义，比如对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希望和乐观两种不同的未来积极预期都能预测生命意义(孙猛，王岩，毕蓉，2017)。

我们认为，乐观个体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调动身心功能，促进个人潜能的实现有可能是个体具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原因。因此我们引入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 PWB)，其着重于实现个人潜能，包括自主性、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生活目标、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和自我接纳6个维度(宋勃东，王岩，等，2015)。但与主观幸福感侧重点不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主要考察幸福是对生活的满意状况，拥有较多的积极情绪和较少的消极情绪，是评价个体生活质量的有效指标。SWB与PWB虽然高度相关，但在结构上相互独立，心理体验上相互分离。SWB 从情感体验和总体评价来定义幸福，PWB 则关注个体的自我发展和成长(孙猛，王岩，毕蓉，2017)。心理幸福感不仅要获得快乐，还要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来实现完美的体验(Ryff & Singer, 1998)，心理幸福感与我们研究如何实现生命意义不谋而合。一方面，乐观与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有紧密的联系，个体的乐观水平越高，能够越快的从困境中恢复，他们也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水平(Moghaddam et al., 1994)。乐观能够预测人们的幸福感，乐观程度越高，幸福感也就越高(孙猛，郝亚楠，王岩，2018)。乐观还是心理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乐观可以帮助个体在压力下保持健康，乐观组生活满意度比悲观组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形成的可能性更低(Ryff & Singer, 1998)。在大学生的样本中，发现乐观对心理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的关系(张陆，佐斌，2007)。另一方面，高心理幸福感个体拥有很高的生命意义拥有得分，因为高幸福感的个体通常积极地建构自我的意义系统，他们擅长从寻常事物中发现意义，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意义系统，以提升意义拥有水平(杨慊，程巍，等，2016)。因此，心理幸福感可能在乐观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

综上，我们认为，乐观和生命意义在对未来目标的表征上有重要的重叠。乐观作为对未来的整体的、积极的看法(Carver & Scheier, 2014)，对于生命意义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心理幸福感是心理能量的外化表现，具有多元化结构，包括对自己和过去的生活的积极评估(自我接受)，作为一个人持续成长和发展的感觉(个人成长)，一个人的生活需要有目的和有意义的信念(生活目的)，拥有与他人的良好关系(与其他人的积极关系)，有效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周边世界(环境掌握)，需要能力和自我觉知(自主性) (Ryff & Keyes, 1995)。当这些满足时，生命意义也就是产生了。因此，我们假设心理幸福感在乐观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起到中介的作用。同时，我们认为乐观和心理幸福感作为两种不同的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追求，都能够独立地预测生命意义。

本研究表明，气质性乐观，心理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感三者相关显著，心理幸福感和气质性乐观都能够预测生命意义感。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心理幸福感在气质性乐观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幸福感，在概念上有部分的重叠，都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都是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

本研究发现，心理幸福感、气质性乐观和生命意义感三者显著相关。乐观与幸福感方面，乐观是心理幸福感重要的预测指标，乐观可以帮助个体在压力下保持健康。当代大学生的乐观可以显著地预测心理幸福感(袁莉敏，张日昇，等，2006)。乐观与意义感方面，气质性乐观的人有正性偏向，使乐观者表现出对正性信息的知觉偏向，会选择性地忽视负性信息，从而更加乐观(郝亚楠，宋勃东，王岩，等，2016)。其还是一种积极的期待，且与生命意义感定义中“人生目的”大致相似(程明明，樊富珉，2010)。在心理幸福感与意义感方面，高幸福感的个体善于从寻常事物中发现意义，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意义系统，从而提高意义拥有水平(杨慊，程巍，等，2016)。这也验证了幸福感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可能有促进作用的理论(沈清清，蒋索，2013)。心理幸福感包含有效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周边世界(环境掌握)的维度(Ryff & Keyes, 1995)，因此当人们产生出一种控制感时，认为可以有效的管理自己的生活，以至可以取得渴望的目标时生命意义就产生了(Feldman & Snyder, 2006)。

气质性乐观和心理幸福感都有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这反映在气质性乐观的对未来好结果的总体期望和心理幸福感的生活目标维度上，根据Carver和Scheier的理论，当对目标保持积极期待时，个体便会努力追寻意义。另一种说法，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也可以作为一种策略获得生命意义，当个体改变态度时，对未来目标更加乐观，也就会体验到更高的生命意义(Feldman & Snyder, 2006; Varahrami et al., 2009)。

心理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是因为心理幸福感的多维度结构涵盖的方面比乐观更大，心理幸福感可以提供更多快乐和生命满足(Ryff & Singer, 2008)。高幸福感的个体通常会主动建构自我的意义系统，他们对生命意义更加敏感，这也将有助于提升意义的积极影响(杨慊，程巍，等，2016)。心理幸福感重点在人们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自我发展和成长，从另一个角度来定义和解释幸福感使得对幸福感的理解更加的全面和深刻。因此心理幸福感调节了气质性乐观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是气质性乐观与生命意义感的中介变量。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未来预期提供生命意义，发现了气质性乐观和心理幸福感都可以提供生命意义感。对未来目标持积极的期待是个体维持目标投入的关键因素，使得个体即使在目标追寻过程中遇到挫折也不至于轻易放弃，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能够给个体带来生命意义(Scheier & Carver, 1985)。针对大学生群体，要充分认识到积极心理的重要性，对于心理问题的解决与大学生未来发展问题，可以通过给个体提供对未来的乐观看法和积极的目标的方法来增加生命意义，令大学生体验到较高的生命意义感，从而整体提升身心健康。

感谢刘佳雨同学为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工作做出的努力。

尹梓名,孙 猛,王 岩. 乐观给大学生带来生命意义：心理幸福感的部分中介作用Optimism Brings Meaning of Life to College Students: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Well-Being[J]. 心理学进展, 2019, 09(05): 904-910.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