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传播主体包括访谈者和被访者两人，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人际传播交流，同属于口述历史的内容创作者；传播媒介上，传统的口述历史以大众媒体为主，新媒体成为新的传播方式。

从内容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在交谈内容和搜集资料基础上加工形成，能够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并能接受鉴定确认。类型包含政治、文化、军事等，表现形式可以是文字、录音和视频等。

总之，口述历史是以采访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音为基础，可以借助其他资料佐证和加工，通过口头、录音或录像等方式，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和传播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 3 ] 。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以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的成立为标志 [ 4 ] 。他们首先大规模地应用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进行口述访谈，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操作方式。而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较晚，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萌芽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逐渐出现口述历史的基本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开始搜集前辈的口述资料，内容以近代史上义和团、上海工人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多为中国军政要人的回忆，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这段时间的口述历史还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只是一种资料搜集的方法，内容也多局限在革命和战争历史方面，政治色彩浓厚，是口述历史的萌芽阶段。

2) 实践发展期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实践的增多，口述历史的发展开始发生转向。

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口碑史学方法评析》的文章，作为中国较早提到口述历史的文章，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口述历史的实践主要源于海外学者唐德刚，其参与编著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在大陆相继出版，引发了学界业界相关人士对口述历史研究的讨论。

此时的口述者多为于当时典型的文化人物，如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采访了100多位科学家，通过记录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来描述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 [ 5 ] 。但这个阶段的口述历史实践基本处于自发的状态，研究不够深入，学界和业界对所谓口述历史作品界定不够明确。

这两个阶段的口述历史多以出版物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因发展程度和重视度不够，形式也比较单一，传播影响力也较低。

3) 理论整理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术界逐渐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提高重视。

这个时期的口述者多为军政界、文化界名人，如《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内容更加多样化。2002年杨祥银出版了《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大陆第一部系统的介绍性著作，介绍了口述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课堂教学、跨学科思考以及海内外发展状况等。2002年起，崔永元成立口述历史团队，收集并整理关于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等资料，建立起口述历史库。2004年底“中华口述历史学会”成立，标志着更加规范化的研究标准的建立，也开始了更加系统性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多媒体的空间发展，带来了数量众多的口述历史材料，呈现和传播形式也发生变化。如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凤凰卫视、搜狐等媒体开始制造多种形式的“口述历史”性质的内容；内容呈现上出现影像化等特点。

首先是庞大的信息量。数字化技术可以支持海量的信息的存储，因此可以保存更多的口述史料，建立更加庞大的口述历史数据库，一方面可以实现全方位搜索和查阅，同时也便于有效管理。

第二是数字化时代多样化的呈现方式。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字化的信息能够以文本、视频、录音、照片、动画等多样化形式展现，还能实现直接交互，传播信息在内容、结构、形式等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不同的特点。

网络媒体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平台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并参与分享和评论，这一方面能够实现信息的多次传播，也可以借助即时反馈实现随时更新。

不同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形象传播模式，网络传播更加自由便捷，用户获得媒介近用权，互联网媒体因此兼具大众传播单向性和人际传播双向性的特点，任何人都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或是受众，形成了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互联网传播与此前的大众传播的不同还表现在其是基于受众选择性的传播。以文章、书籍、电影和电视等形式进行的传播多是传播者为主导，受众的选择性较少，虽然读者的书评、电影的票房、电视的收视率和受众调查等数据和评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播效果，但会在时间和数量都会有所遗落。在数字化传播中，用户的观看记录、使用痕迹都会被记录，能够在这些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向用户传递个性化的信息。

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的兴起，进一步填补了之前其他媒体的不足之处，不仅迎合了数字化信息时代的社会信息需求，支持更多样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形式 [ 6 ] ；可以实现信息的针对性传达和二次传播与分享。数字化媒体呈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为口述历史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口述历史的传播者包含两个主体：口述者和采访者。在传统的口述历史访谈中，口述者与被访者之间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实现。但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手段实现“跨空间访谈”。这种方式为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性，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现代口述史学，将早期的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多种传播手段都实现了数字化的记录。这使得口述历史的传播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文字、语言声音、动作表情和情景表现等多角度多形式呈现共同构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时期或一个事件，促进口述历史的表现更加真实，也给受众带来了多感官的体验。

1) 多样的数字化传播和交流

摄像技术的普及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数字化媒体的时代，通过录音、摄像、电视、互联网等和数字化技术逐步实现了口述历史的“影视化”转向，这种方式大大拓展了口述历史的叙述内容和对象范围，促进了更多普通大众对历史的接触和理解。

从形式与内容来看，口述历史数字化传播的主要模式是依托于网络数字资源库、音视频节目等移动应用程序等来传播与呈现的。通过数字化形态呈现口述历史目录、抄本、音视频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信息等内容。

2) 更真实的情境再现 [ 7 ]

口述历史一般是人们通过音频和文字的形式简单的表现出来，数字化的音视频和其他形式的结合能够实现更直接而真实的情境再现。

最先发展出来的口述史记录片，就是根据受访者的讲述，以真实记录生活为基础，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区别于电影等艺术形式，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真实，通过画面、故事、人物、语言形成更丰富的真实表现。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单纯的口述史记录片已经不能满足大众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情景再现”¹的作为一种制作手法被引入到了口述历史的表现中 [ 8 ] 。通过角色扮演和后期制作的方式来展示某一个历史事件，能让人们能够更加真实的体会和了解历史。

当然，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和直接的声音和影像记载等方式，将真实的历史与艺术进行有机结合，实现艺术再创造 [ 9 ] 。不同于两个人面对面访谈的视角，众多差异性个体的讲述和参与表现可以建构多角度的话语空间，形成观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元认知，全方位完整地展现客观原貌，表现出真实性。而且通过表现口述者的语言、语调、眼神、表情、姿势等多种视听元素，观看者也可以通过调动听觉和视觉等多种元素体会到表现出的情绪，形成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特殊感受 [ 10 ] 。

受新史观的影响 [ 11 ] ，口述历史逐渐开始关注个体人物的生命记忆，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方式。通过记录一部分被掩盖、遗忘或缺失的历史，从小的视角出发来构建更丰富完整的社会历史图景，因此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往往表现出个性化和故事化的特点。如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冷暖人生》就是邀请是某段历史的亲历者来讲述他们个人的独特经历，以个人或喜或悲、或光明或灰暗的情绪和视角来表现对历史的个人性记忆。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充满故事性和人情味，使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大大提升了口述历史资料进行全球传播与共享的机会与可能性。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与不断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分享。因此在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用户，用户之间能够实现真正广泛的即时互动，因而获得即时的数据监测，也可以获得受众的浏览数据和行为数据等，在对这些用户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和内容的更新等 [ 12 ] 。

从技术角度而言，口述历史内容的数字化记录和存储，也可以为后续的数字化管理与数字化传播和应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首先是记录方式的变化，现在口述历史工作者可以选择多样的携带便利的数字记录设备，不仅可以优化信息质量，也可以实现如文字、声音与影像等的多种形式，如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就是非常便捷的制作工作。极大的调动了公民的积极参与性 [ 13 ] 。

在数据记录的软件方面，也有更加方便的程序化的应用程序能够实现口述历史。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于2015年3月发布的免费应用程序“Story Corps”，用户通过该程序可以自己用手机上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期准备(问题设置与受访者选择)、正式记录、初步编辑与管理以及保存、在线发布与分享等完整流程。这为口述历史的提供了便利，提供了用户的参与性，也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分享和传播。

此外，这种数字化的记录也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信息的保存、维护、收集与保管。通过这些网络平台或数据库，用户可以检索和获得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源，资源的共建和整理也成为可能。

数字化传播与呈现使口述历史所潜藏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版权意识还不够强烈，数字化滋生了这一问题的发生，因此口述历史的出版物在迎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口述历史在国内的发展尚不完善，学界还没有形成广泛和统一认知。信息内容的数字化，口述者的基本著作权益可能会得不到保障。

其次是口述历史工作伦理与传播伦理的内部矛盾。因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目标是采撷个人记忆，从个人的角度寻找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工作目标可能随时可能与受访人的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多参与性，可能触碰到受访者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带来挑战，也容易为事件中的参与者带来诽谤等不可避免的问题。

此外，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新的口述历史方式，如远程的“跨空间访谈”等都会对传统的“面对面访谈”模式造成挑战，这不仅仅是访谈形式的变化，也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问题带来了重大冲击。

通过影像化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口述历史可以得到多元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但是面对海量的信息内容和用户日益碎片化的注意力，口述历史在转型发展中也面临新的瓶颈 [ 14 ] 。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众文化的狂欢与历史真实的隐退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消费者日趋碎片化的注意力，口述历史节目也难免逃脱娱乐化的倾向：构建故事化的影像表现是为了制造感染力，却难以控制过多的情感因素和主观性表达；艺术性的呈现方式是为了获取用户更多的关注，加强历史的真实还原，但是艺术渲染的过程中也会为了个人情感或节目效果而有意夸大或遮蔽某些历史细节，这种娱乐化和艺术化的表现也会与真实客观的历史渐行渐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认知和解读，也削弱口述历史在建构真实历史图景方面的意义。

在影视化的口述历史作品中，历史讲述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也随着有助于真实性的构建，但是也会难以控制。其次，从受众的角度而言，网络媒体时代话语权的下放使得用户各种不同观念相互交流碰撞，众生喧哗。同时，面对更多的媒体和大众，口述者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霍桑效应”，呈现一种“表演”的状态，消解对历史的客观讲述。

不可忽视的是，口述历史的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更强的数字化水平。因此，在制作和呈现的过程中，导演、摄影和后期剪辑制作的技术等因素都会对影像化的口述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数字表现技术和设计者思维也会影响其在网络上的多种呈现方式，进而影响人们对口述历史的认知。而今，虽然不乏《我的抗战》背后这样精良的团队，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对我国的人才和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总之，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新技术并不是万能药，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挑战仍然存在，其他许多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因此数字化时期口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理想化的，它受社会认知、传播技术等的制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追求传播效果和理论学术的共同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建设整合的网络化体系，建立口述历史的有效管理平台。通过统一的资源接入、呈现、交流沟通、传播和管理等数字化运作模式，可以实现口述历史的资源共享和有效管理。转变互联网时代新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口述历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有效的检索和查询系统，多样化的信息表现形式，形成一个整合化的平台。

伴随媒体社会的快速发展，多种新媒体形式如社交网络的发展，电子刊物等融媒体形式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单一媒体垄断的格局，为口述历史的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也能够拥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和多样化受众。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其传播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不仅有传统的纸质媒体形式，如《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等书刊；还有网站录音、视频等形式，如凤凰中文网于2005年在“口述历史”栏目推出《张学良口述历史》系列视频，并开设了相关微博等。通过多种形式的互补，可以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历史并不意味着要严肃而枯燥，数字化技术带来更多的历史呈现方式，除了基本的文字和图片，动画、H5、短视频，甚至VR体验都可以成为创新的内容形式；也会有节目、影视剧等多样呈现，但也应该在娱乐化的过程中保持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不能为了盲目的追求收视效果和传播效果而过分的夸张和渲染，努力平衡娱乐性和真实性是当然口述历史研究者和制作者应该表现出的基本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