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作为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在多个国家拥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大多也占据着行业领袖的有利地位，拥有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因此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企业伦理于责任的角度，跨国公司都应该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目前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研究中，主要有Hemphill和Lillevik (2011)的五阶段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型，从跨文化价值体系、国家商业体系、组织领域、组织本身及组织内个体构建；Arthaud (2006)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三维框架；崔新健(2007)沿用“跨国化梯度”维度，通过空间细分法从宏观层面构建的母国、东道国、国际层面的三层次社会责任概念框架，跨国公司母国社会责任即母国企业社会责任，东道国责任包括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母国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期望与要求，国际层面责任即全球、区域性组织及各国对跨国公司期望要求 [ 6 ] [ 7 ] [ 8 ]。

从跨国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来看，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东道国和世界范围内都需要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导致了相较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公司主要受到来自全球或者区域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国的要求和期待。例如，国际组织大多选择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标准来倡导跨国企业重视人权、污染等全球问题(谢名一，2016) [ 16 ]。在现有的国际性社会责任标准体系中，以《全球契约》(2000)、《OECD跨国公司行动指南》(1976)和《社会责任SA8000》影响较大。

这些国际标准体系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全球商业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入手，在人权、劳工权利、环境、腐败贿赂、消费者权益以及股东权益等多角度给予相应关注，制定了全球性的制度规定，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参考依据。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有一个基础的标准，但因为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分布的广泛性，其社会责任存在着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性，以母国与东道国间差异最为明显。母国作为跨国公司发展的起源，其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大后方，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谢名一，2010)，同时母国国内的政策规制和国际地位也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袁文全，2010) [ 17 ] [ 18 ]。当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获得的成功也依赖于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跨国公司需要对母国和东道国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由于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自发达国家，母国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对于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例如，欧洲国家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度程度较高，它们的立法中包含了很多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盛斌，李秉勤，胡博，2009) [ 19 ]。然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参与程度往往较低。对于大部分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其国内法制法规与跨国公司母国相比比较落后，诸如，迫于内部成本压力和内部监控困难，发展中东道国政府政策法规缺陷，政治和法律环境差异(朱文忠，2007)，发展中东道国政府制度缺失不完善(柴非，钱运春，2008)等 [ 20 ] [ 21 ]。在这样的条件下，跨国公司更容易出现责任空白和治理不当。例如，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跨国公司污染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任意裁员和执行双重标准等问题屡见不鲜(黄茜，2013；周挺，2014) [ 22 ] [ 23 ]。

首先，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跨国公司根本上是为了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陈宏，2009) [ 24 ]。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业绩总体上是呈正相关的(Warddock，Grave，1997；谭深、刘开明，2003) [ 25 ] [ 26 ]。而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也使得跨国公司需要去履行社会责任(Levis, 2006) [ 11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谋取了巨大的利润与社会资源，因此在东道国承担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义务，也是东道国的要求与期待(刘恩专，1999；黎友焕，2013) [ 27 ] [ 53 ]。同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来提升公司的形象与信誉，而良好的形象与信誉则会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赢得他人信任等(陈宏，2009) [ 24 ]。例如，消费者会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所响应，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忠诚度，购买意愿等(薛求知，侯丽敏，韩冰洁，2008；侯丽敏，王海英，2014；李海延，2014) [ 28 ] [ 29 ] [ 30 ]。最后，国际组织制定的相关准则也在促进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上起到重要作用。如，2000年修订版的《OECD跨国公司行动指南》在税收、劳资关系、环境、反对腐败、消费者权益、科技、竞争和信息透明度等核心领域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提出了要求；1977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强调了劳工保护，鼓励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社会责任国际(SAI)在2001年修订的SA8000包括了童工、健康与安全、强迫性劳动、工作时间等九个准则 [ 31 ] [ 32 ]。

就应对在东道国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例如，研究表明地域特点对于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尤为重要，不同国家之间的履行情况可能各有差异(Ricardo Young, 2004; David Fig, 2005; Michael Blowfield, Jedrzej George, 2005) [ 33 ] [ 34 ] [ 35 ]。Richard (2008)和Oliver (2008)研究发现欧洲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强调标准，而北美公司则更强调战略 [ 36 ] [ 37 ]。除了注意地域特点，跨国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管理，可以依据自身情况采取多国战略、跨国战略或全球一体化战略(Bryan Husted, David Allen, 2007) [ 38 ]。同时Husted (2007)研究表明东道国的资源、价值观念和市场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战略的选择 [ 39 ]。实行多国国内战略和跨国战略的跨国公司，更加强调当地社会责任行为的战略重要性。但本土化的战略方式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由于缺少了统一标准，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只达到了东道国的最低标准(Christmann, 2004)，同时由于存在法律缺失、监管不力等问题使跨国公司降低社会责任承担要求(黄茜，2013) [ 22 ] [ 40 ]。

社会责任的探讨在上世纪70年代讨论较为激烈，其中社会责任的内容争议也较大。但总的来看，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还有其他义务之外的必要责任(Sethi, 1975) [ 41 ]。Carroll (2004)根据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且被广泛采用的社会责任的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 42 ]。而国内学者中大部分以西方研究为基础进行修正和拓展，如屈晓华(2003)认为应该囊括经济，法律，文化，伦理以及生态五个层面；陈志昂(2003)将其划分三层，分别为法律法规层，伦理层以及战略与道义层 [ 43 ] [ 44 ]。因此，以卡罗尔金字塔模型为基础，依据国内外文献，社会责任的内容可以简要分为：经济责任，保证企业绩效最大化以及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Carroll，1979；屈晓华，2003)；法律责任，企业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经营，遵守和维护法律(徐尚昆，杨汝岱，2007；陈志昂，2003)；环境责任，要求企业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企业的发展不应该以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David, 1979)；慈善责任，企业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关注弱势群体，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等(Isabelle, David, 2002)；消费者责任，强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信息的公开和真实性(周祖城，2005)；股东责任，要求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使其投资有所回报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Sethi, 1975)；员工责任，强调员工的健康和工作安全，员工培训，发展机会以及保障和福利待遇等(Carroll, 1979)等 [ 43 ] - [ 49 ]。

综合以上来看，在现有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关注那些影响企业并受到企业利益影响的各利益群体及其他因素，考察了企业在关注自身直接利益的同时，为什么会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Mitchell, 1997) [ 50 ]。该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明确界定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Clarkson A, 1995)，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社会责任研究中，可以为社会责任“指明方向”(Carroll A B, 1991) [ 51 ] [ 52 ]。同时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下，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说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研究时，可以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服务对象，从而更加具有针对性了解对于不同服务对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普通意义上来说，可以将其分为包括企业员工(母国与东道国员工)、顾客(全球客户)、股东、供货商(全球生产网络要素)、社区、政府等(谢名一，2016)，这些划分有利于细致分析承担社会责任动因或是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 [ 16 ]。

当然除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综合社会契约论也是研究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是通过与所在社会建立的契约而得以合法存在的。公司应当通过增加员工和消费者利益的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Donaldson, 1994) [ 53 ]。依据契约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这样几层含义：第一，企业社会责任是由一系列契约所规定，这些契约分为隐形契约和显性契约，诸如制度、法律、风俗、承诺等；第二，因为契约关系的存在，企业有义务完成这些规定(李淑英，2007) [ 54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法律、文化和习俗等可能不尽相同，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经营也常处于两难局面，综合社会契约论则为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跨国公司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首先要确保不得触发当地基本的规则底线，之后要适时遵守当地习俗惯例，才能保证行为的合理恰当(盛斌，胡博，2008) [ 55 ]。总的来看综合社会契约论解释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也说明了跨国公司的行动也需要符合伦理要求(黎友焕，2013) [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