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线索影响性别分类。在性别分类任务中，被试对其他种族面孔的反应会被面孔性别歧视影响(O’Toole, Peterson, & Deffenbacher, 1996)。同时，性别线索影响种族分类。当种族模糊的面孔变得更女性化时，白人被试更可能将其分类为白人而不是黑人或亚洲人(Carpinella, Chen, Hamilton, & Johnson, 2015)。Johnson和他的同事们(2012)发现，性别和种族范畴系统地影响彼此。实验表明，在进行性别分类时，呈现黑人面孔对男性分类最有效，白人面孔次之，亚洲人面孔最差；相反，呈现亚洲人面孔对女性分类最有效，白人面孔次之，黑人面孔最差。Freeman，Nakayama和Ambady (2013)采用鼠标追踪范式进一步研究了种族和性别的影响并且发现，在实验中，当要求被试做性别判断时，他的鼠标移动轨迹会偏向相关的不需要注意的种族选项(例如，如果出现白人女性面孔，被试朝向女性选项移动的同时路径会偏向白人选项)；相似地，当要求被试做种族判断时，他的鼠标移动轨迹会偏向相关的不需要注意的性别选项。Stolier和Freeman (2017)使用在鼠标追踪范式的基础上结合fMRI的方法，通过多体素模式分析(MVPA)证明，性别和种族的共同激活表现在右侧梭状回的神经模式中。手同时被性别或种族的反应选择所吸引的程度的高低，对应于与该类别相关的平均模式神经模式相似性的增加。与此同时，早期对种族和性别ERP研究发现，种族和性别信息都会在处理的早期阶段被激活，N100对种族信息的敏感性，即在122 ms时，P200对性别信息敏感(Ito & Urland, 2003)。当使用灰度图像时，P300中没有出现对种族的偏倚。所以从行为实验和fMRI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种族和性别是相互影响的，虽然相关ERP的结果表明种族比性别更早被关注到，但是也许是受到面孔颜色的影响。

自动知觉的种族线索在面孔情绪分类任务中调节情绪加工。举个例子，白人被试分类相同种族(白人)的开心面孔比生气或悲伤面孔更快，但分类其他种族(黑人)的开心面孔比生气或悲伤面孔更慢(Hugenberg, 2005)。白人被试能够更快的在黑人面孔上探测到生气情绪，并且认为生气的情绪在黑人的面孔上持续的时间更长(Hugenberg & Bodenhausen, 2003; Li & Tse, 2016)。Zebrowitz，Kikuchi和Fellous (2010)指出面孔种族影响相似中性面孔的情绪知觉。对于白人被试来说，白人中性面孔的情绪与白人生气面孔的情绪客观相似，但这一现象在黑人和韩国人面孔上却没有出现。同样情绪影响种族分类。相对于开心的身体情绪，愤怒的身体情绪促进将黑人目标分类为黑人(Hinzman & Kelly, 2013; Bramwell, Mallan, & Lipp, 2014; Craig, Koch, & Lipp, 2016)。同样的，存在高內隐种族偏见的被试趋向于将显示生气情绪的模糊种族面孔分类为黑人而不是白人(Hugenberg & Bodenhausen, 2004)。Kubota和Ito (2007)采用事件相关电位发现，虽然在P 200，N 200，P 300中，种族和情绪之间没有交互作用，也没有对明确判断的反应潜伏期，但是在N100中两者存在边缘交互作用。在愤怒和中性的表情上，黑人对N100的影响比白人大，但在快乐表情上种族没有区别。而Tortosa，Lupiáñez和Ruz (2013)使用信任博弈范式在电生理结果上表明，种族和情绪在N170电位和随后的P200中都有早期的相互作用。愤怒和快乐表情的N170比黑人面孔的中性面部表情都要大，而白人面孔的表情则产生了比快乐表情更大的N170。另外，在多重社会范畴交叉处，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和前扣带皮层(ACC)随着种族和情绪在刻板印象上的不一致性增加，表现出线性增长的反应(Hehman, Ingbretsen, & Freeman, 2014)。虽然说以往大部分行为和ERP研究认为种族作为不变范畴与可变范畴情绪之间存在不对称影响，即种族影响情绪，而情绪不影响种族，但也有小部分研究证明了情绪和种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最近的fMRI研究也证明了情绪和种族相互影响(Stolier & Freeman, 2016, 2017)。

目标的社会地位线索与表型线索相互影响从而驱使种族分类。Freeman，Penner，Saperstein，Scheutz和Ambady (2011)让被试对不同白人到黑人连续变化的面孔进行种族分类，而且这些面孔显示出有高地位或低地位服装。研究发现，低地位服装增加被试将面孔分类为黑人的可能性，而高地位服装增加了被试将面孔分类为白人的可能性，同时这种影响随着面孔种族模糊性的升高而升高(实验1)。当拥有高地位服装的面孔被分类为黑人或拥有低地位服装的面孔被分类为白人时，被试的手部移动则显示，在到达最终的分类目标之前，被试会被另一个种族范畴目标(与刻板印象绑定的职位线索)所吸引。而且，这种吸引影响随着面孔种族模糊性的升高而升高(实验2)。这种效应随着种族表型线索模糊性的增加而放大。这个研究说明，目标的知觉种族并不总是直接由表型线索所决定。相反，很多可以依赖由与个体其他特征和身份意义相联系的目标表型线索影响的种族范畴。可见社会地位会影响种族的分类。虽然Esses (2010)采用双启动语义决策任务发现，即使种族与手头的任务直接相关(即询问参与者是否有两个名字属于同一种族)，种族信息也不影响职业的分类。但由于该实验所使用的刺激是名人姓名，这就使得种族信息不像社会地位信息那么凸显，从而导致结果不同。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能够使呈现的对象的社会地位和种族信息同样明显，那么社会地位和种族范畴就会被同时激活，然后相互地影响彼此的加工。

最近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地位和情绪表达尤其是和愤怒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表达愤怒的人似乎比不表达愤怒的人被授予更高社会地位(Tiedens, 2001)，并且拥有高地位的人比那些低地位的人表达更多的愤怒(Tiedens, Ellsworth, & Mesquita, 2000)。而且，在工作场所，拥有更高地位的人(例如，管理者)显示比不表现愤怒的被认为是更称职的(Lewis, 2000)和更适当的(Maybury, 1997)。生气的面孔表情，具有威胁或潜在攻击性的信号，被认为是高支配地位的，即高社会地位，而害怕的表情被认为是高顺从地位的，即低社会地位(Hess, Blairy, & Kleck, 2000)。另一方面，Ratcliff (2012)和他的同事发现相比于低地位的面孔，知觉者更可能将高地位的面孔知觉为愤怒。在两个实验中采用情绪探测任务，要求被试观看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面孔(面孔下面有相对应的职业头衔)。同时，告诉被试每一张面孔会从一种情绪(例如，愤怒)变换到另一种情绪(例如，开心)，并要求被试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孔已经由愤怒情绪转换到了开心情绪。结果发现，相比于低地位目标，白人被试知觉高地位面孔的愤怒持续时间更长(研究1)并且愤怒出现的更早(研究2)。这表明，通常社会情境和社会地位可以影响愤怒知觉。虽然在过去的研究中都仅仅只是单向地验证了情绪影响职业分类或职业影响情绪感知，但是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职业和情绪相互影响的。并且根据先前研究者的总结，我们大致可以假定，高地位和生气、愤怒情绪存在某种联结，而与此同时低地位和害怕情绪存在某种联结。

在Arcuri (1982)的实验中，两组被试分别需要在两种不同条件下观看一组人讨论某个学术难题：交叉条件下，被试知道讨论组成员的性别(男/女)和学术地位信息(教授/学生)；简单条件下，被试只知道讨论组成员的性别信息(男/女)。随后，两组被试需要对讨论者及其所陈述的语句进行配对。结果发现，在简单条件下，范畴内的错误率大于范畴间的错误率，即某一男性的语句被错误地认为另一男性所说的概率显著大于被错认为其他女性所说的概率，这表明内隐范畴加工自动产生了。与此同时，在交叉条件下，性别范畴内错误率与范畴间错误率的差异要小于简单条件下两类错误率的差异，这表明交叉条件下内隐性别范畴加工弱于简单条件。说明性别和社会地位间存在相互影响。

目前的个体知觉模型假定，社会分类是低水平的面孔加工和高水平的社会认知随时间相互制约彼此的最终结果。在此过程中，范畴和刻板印象在他们来回激活中动态地形成一种“妥协”，(Freeman & Ambady, 2011)。“暴力”的刻板印象与黑人和男性社会范畴相联系，就像“家庭本位”的刻板印象与亚洲人和女性社会范畴相联系。因此，被试会更快的将黑人归类为男性，将亚洲人归类为女性，大概是由于种族引发的刻板印象(例如，黑人→攻击性)加速性别范畴(例如，攻击性→男性)的激活(Johnson et al., 2012)。另外，男性被普遍认为比女性更有能力(Correll & Ridgeway, 2003)，而这些评价并不在黑人男性身上适用(Wingfield, 2009)。此外，刻板印象改变基础知觉的相似发现在种族和情绪的交叉上被发现。举个例子，黑人和生气个体与敌意存在刻板印象地联系，白人和快乐的个体与非敌意存在刻板印象的联系(Devine, 1989)。并且以前的研究发现，有更大种族偏见的被试更有可能将一个情绪模糊的黑人面孔知觉为生气，并且将种族模糊的生气面孔知觉为黑人(Hugenberg & Bodenhausen, 2003, 2004)。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对社会范畴间的影响是由于刻板印象重叠做了fMRI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范畴间的相互影响是由于刻板印象重叠。例如，Stolier和Freeman (2016)发现，虽然刻板印象一直被认为是通过范畴初步感知他人的结果，但我们的刻板印象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初始分类。这个加工不仅存在于可能对获取知识起重要作用的高阶区域，像前额皮层，还在右侧梭状回中直接参与到对另一个人的基本视觉加工。另外，在多重社会范畴交叉处，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和前扣带皮层(ACC)对违反刻板印象期待的人脸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这些区域对不一致程度高度敏感，随着种族和情绪在刻板印象上的不一致性增加，这些区域表现出线性增长的反应(Hehman, Ingbretsen, & Freeman, 2014)。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社会范畴共同激活会表现在右侧梭状回、前额皮层等高阶区域，而这些区域都会存在刻板印象的激活，这就说明行为上表现出的社会范畴相互影响各自的范畴加工分类的加工机制是由于大脑皮层中与刻板印象相关的脑区的激活，而激活的刻板印象是与社会范畴相联系的重叠部分的激活。进而使某一社会范畴引发的刻板印象加速另一社会范畴的激活。

Landrine (1985)让44名大学生将传统刻板印象特质词分配给中等地位黑人、中等地位白人、低地位黑人和低地位白人女性刺激个体。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这些女性种族和地位刻板印象在种族和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白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在依赖、被动和情感上明显高于黑人女性。低地位女性的刻板印象比中等地位女性的困惑、肮脏、敌对、不体贴和不负责任的妇女的刻板印象观念明显高。尽管女性的刻板印象在种族和地位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都是女性化的刻板印象。另外，白人女性和中等地位女性的刻板印象与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最相近。

此外，Bayton和他的同事(Bayton, McAllister, & Hamer, 1976)使用Katz和Braly (1933)的技术研究了高低地位黑人和白人的刻板印象联结。在研究中，黑人和白人大学生被要求给高地位的黑人、高地位的白人、低地位的黑人和低地位的白人分配特质词。结果显示，对于白人和黑人被试来说，主要被地位影响的刻板印象分化明显。举个例子，两组被试都认为高地位的白人和高地位的黑人是聪明的、雄心勃勃的、上进的以及整洁的。相反，两组被试都认为低地位的白人和低地位的黑人是随遇而安的、大声的、身体肮脏的以及懒惰的。事实上，传统的积极白人刻板印象比白人更能说明高地位，而传统的消极黑人刻板印象比黑人更能预示低地位。由此得出结论，当想到白人时，更可能将他想成是中等地位，当想到黑人时，更可能将他想成低地位。可见黑人和低地位之间以及白人和中等地位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Klonis & Devine, 2001)。

过往的研究发现性别与地位以及种族与地位之间是存在刻板印象重叠的，同时近年来的行为实验也证明了社会范畴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虽然说并没有fMRI的研究证实社会范畴和社会地位间的相互影响是因为范畴激活了相应重叠的刻板印象的脑区，但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社会范畴和社会地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与社会范畴间的相同，都是因为刻板印象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