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ner (1984)首次提出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认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可以被界定为人类依据自己的内在标准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进行全面估量所获得的主观感受。主观幸福感有两个基础内容：其中一部分内容被叫做认知成分，也被称之为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人们对自己生活品质产生的认识与评判；另一部分叫做情感部分，其中包含积极情感体验(positive affect)和消极情感体验(negative affect)两种类别，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内在的主观体验。其中认知部分在权衡个体主观幸福感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是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预测指标(罗竖元，2014)。

感恩(gratitude)，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恩图报”，也被叫做感激、感谢、感戴。McCullough，Tsang和Emmons (2004)认为感恩是一种心态，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微弱、平静和持久的精神状态。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截止到目前，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表明感恩与主观幸福感联系紧密，且感恩可以有力的预测主观幸福感(邱会霞，2017；孙玮玮，2014；马丽，2011；苗静宇，陈启山，&高姜明，2013；舒亚丽&沐守宽，2014a，2014b；Zhang, Zhang, Yang, & Li, 2017)。邱会霞(2017)的研究对497名被试的感恩和幸福感进行了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恩与心理幸福感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感恩可以显著预测幸福感，这表明感恩有助于个体更好的发挥自身潜能，促进自我实现。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可以从拓展建构理论进行解释：感恩可以增强个体认知，也可以拓展个体的社会资源，因此感恩倾向比较高的人，能与他人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在交往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便会因此提升(林婵，2014)。具有感恩倾向的人会认为世界是公正的，因此也会采用更加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幸福感提升(Jiang, Chen, & Wang, 2017)。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幸福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所以从日常感恩入手，认真研究探讨感恩如何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自尊(self-esteem)，根据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为自我尊重，也作尊重自己，也是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己的尊严。而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对它有着不同的界定：它是指人类在外界生存(尤其是社会环境)时，对他人评价与自身评价相对比而产生的心理与行为习惯的主观体验(董志明，2006)。自尊是人格自我调节结构的一种心理成分。自尊是个人对自己正面、积极、肯定的评价。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自尊与主观幸福感联系密切(毕重增，张萍，&朱晓菲，2012；马欣然，任孝鹏，董夏薇，&朱廷劭，2017；黄海等人，2018；李明湜，2018；Wang, Wang, Gaskin, & Hawk, 2017; Barnum & Perrone-Mcgovern, 2017)，如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认为被试的集体自尊和个体自尊与主观幸福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程翠萍和黄希庭(2016)认为高校学生的勇气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种预测作用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体对自我价值的主观评价(即自尊)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关系是因为自尊是个体自我保护的缓冲区，当遭受消极事件时，个体会自发地采取一定策略以应对当前情况，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也会努力调整以保持最佳的状态，使个体时刻处于良好状态中，从而削减了消极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维护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毕重增，张萍，&朱晓菲，2012；马欣然，任孝鹏，董夏薇，&朱廷劭，2017；Baumeister, Campbell, Krueger, & Vohs, 2010)。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道德情感理论(moral affect theory)认为感恩具有道德功能，它既可以作为接受他人帮助的反应行为，也可以作为帮助他人的强化物(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个体对感恩的表达强化了其道德水平，表现出更多助人行为，从而提升了个体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马佳宝，2017；Froh, Emmons, Card, Bono, & Wilson, 2011)。此外，感恩会促使个体对内在目标的追求、对高级需要的满足，这些目标和需要的满足会使个体产生一种价值感，从而使自尊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这些研究为感恩可以影响自尊提供了依据。而在上一节，笔者论述了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综上可以推测，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现有一部分研究表明自尊确实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如舒亚丽等人(舒亚丽&沐守宽，2014b)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作为被试的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感恩、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苗静宇、陈启山和高姜明(2013)以初中生作为被试的科学研究表明自尊能够有力的预测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刘松，陈立夫和游旭群(2017)对感恩与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时发现：自尊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这也暗示着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中介作用。Lin (2015)探讨了感恩、自尊、主观幸福感与抑郁的关系，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得出了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感恩程度越高，自尊水平越强，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便越多。这些研究都说明了自尊很有可能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为本文探讨感恩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方向。综上，本研究试图研究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假设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在某高校随机选取329名学生进行测试，共收回问卷329份。剔除漏答、大片空白和雷同答案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315份，有效率为95.74%。其中男性136人、女性179人；大一67人(男25人，女42人)、大二64人(男25人，女39人)、大三95人(男61人，女34人)、大四83人(男23人，女60人)、大五6人(男2人，女4人)。

在征得被试同意后，给被试发放问卷。在作答之前向被试强调测验不记名、测试结果保密、答案无对错之分，要求被试根据真实情况作答。被试完成问卷所有题目大约需要10分钟。收集所得所有数据录入SPSS 22.0进行如下分析：1) 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相关分析；2) 自尊对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也在表1中呈现。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大学生的感恩、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之间存在相关。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1, p = 0.000)；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r = 0.46, p = 0.000)；感恩和自尊存在正相关 (r = 0.34, p = 0.000)。此外，上述研究结果也预示着自尊可能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检验。

感恩、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之间呈现了显著相关，满足了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根据温忠麟等人(温忠麟，张雷，侯杰秦，&刘红云，2004)提出的“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对自尊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第一步中，主观幸福感对感恩的回归系数c (β = 0.41, p = 0.000)显著；第二步中，自尊对感恩的回归系数a (β = 0.34, p = 0.000)显著；第三步中，主观幸福感对自尊和感恩的回归系数b (β = 0.37,

表1. 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表2. 自尊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表

p = 0.000)和c' (β = 0.29, p = 0.000)显著。因此，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大学生的自尊可以预测其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得分，这验证了假设：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其标准回归方程：主观幸福感 = 0.37 × 自尊 + 0.29 × 感恩。从R²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增加了，最终自尊和感恩解释了28%的变异。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0.307。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对于其他年龄段的被试没有进行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对小学生和社会人士乃至老年人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此外，由于国内对于感恩的研究较少，感恩问卷的选择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选择跨文化信效度较好的感恩量表使用。最后，对于自尊的测量使用了问卷的形式，而被试很有可能由于社会赞许效应或是其他原因，使自尊的测量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内隐自尊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