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居民收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中包含不同来源的收入。我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家庭自主经营的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 [ 1 ] 。由于城乡工资和再分配制度差距大，因此工资和财产收入成为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顾海兵、王亚红(2008) [ 2 ] 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到工资收入和乡村居民经营收入差异大小的影响。对贵州地区城乡居民收入进行了解，可以探索到影响收入来源差异的因素。随着科技不断飞速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显著提高。但全国各地发展的同时贵州地区的经济仍落后于其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普遍低于中部城乡居民的收入。经济发展缓慢，促使贵州地区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由于城乡、区域经济结构相继发生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贵州地区的城乡在各方面差距愈来愈大，发展越来越不平衡。近年来贵州地区大量农民到镇上的企业工作或到外务工，城镇的居民也到镇上的企业工作。由此城乡居民收入来源途径不断变广，但这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其消费水平的影响，居民除了交纳所得税后，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相对较小。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不稳定，经历了较快增长、较慢增长、负增长、稳定增长的发展过程 [ 3 ] 。所以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不断在变化，收入来源收到这四项分收入的影响。

由于市场不断地更新，人们利益格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俗话说：“大家努力拼搏想要的东西，都和自己的利益相关。”我国社会不同的阶级人群，那么他们的利益发生了新的重组和分化，就产生新的人群。社会新层次人群的出现打乱了社会资料的配置，这一变化会造成社会上的人群分离越来越清楚，社会的矛盾也会变得越来越来突出。如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居民的收入来源也发生变化并产生很多矛盾。

再者随着社会格局的变化，经济体制改变涌现出大量的新型企业，社会对科技人员，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这些企业高素质员工的出现会让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高素质人员的金钱不断增多，农民手里的金钱很少。这样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低收入人群对此感到不公平，这将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贵州贫困地区存在众多的劳资矛盾 [ 9 ]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为部分私营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企业的可支配的资源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等。这使得劳资矛盾不断累积甚至变得更尖锐化，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得不到保证，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城乡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过程中没有兼顾到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原则，也会造成居民收入来源的差异。

社会制度的缺失，制度是一种被人类创造出来制约人们行为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统一体 [ 10 ] 。我国的社会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权利没有制约性，经济不断发展，公共的权利不断扩大。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不仅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阻碍，而且给居民的收入来源造成影响。由于社会制度的缺失，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层出不穷，城乡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收入没有保障。这样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来源途径越来越少。

由于贵州处于我国的贫困省份，经济落后。国家的一些政策在贵州贫困地区不适用，贵州地区农村人口众多，文化程度不高。国家的政策优惠偏向于东部，所以贵州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家庭的经营收入，受国家政策影响小。

贵州的发展跟不上全国的脚步，农民占人口的比重大。贵州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文化有差异，城市的人们由于受到更多的教育的启发，比农民在文教育方面有优势。人们的收入与学习的知识和文化多少相关，这个方面会影响财产性收入。受教育不多的人收入来只能靠家庭自己去获取，农民的收入来源于在家耕田种地。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差异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区域的差异，贵州贫困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差异也会受到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工资收入所占比率小 [ 11 ] 。沿海地区居民的财产收入比内陆地区居民高，内陆地区居民的收入靠家庭的自主经营。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贫困地区社会管理已成为能否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标志。这就要求管理社会的管理人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采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化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其中突出表现在利益关系上，如果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民生问题就会日渐突出。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员在协调社会分配上时应坚持顾全大局、以人为本，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根本利益。为此要保证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矛盾有所缓解。

稳定的社会、合理的利益表达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基石。随着我国的社会结构调整、不同人群的利益表达日益增长，社会内部分配不公平。这给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带来了威胁。所以在诸多社会矛盾交织的情况下，不断优化社会结构，调整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必须的，也是帮助协调社会矛盾的原则之一。贵州贫穷地区在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真实矛盾下要坚持落实国家对中西部贫穷地区实施的方针，尽量减少城乡人们收入的差距，扩大居民的收入途径。

贵州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差异问题需要我们重视文化教育，因为人们受的教育越多，工资和财产就会变得更多。贵州贫困地区由于区域差异问题，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与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需要正确对待区域间的差异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官员说、做、行之间的矛盾、学生学习与日常生活的矛盾、国家物质、政治、文化等的矛盾。针对当前贵州贫困地区出现的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问题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至关重要。运用社会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现有问题很关键。社会的矛盾方法是解释它自身的发展，指出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素、根本的要求及发展要满足的条件，为处理这些矛盾提出了关键的办法。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方法之一，对社会的矛盾具有普遍适应性。运用社会的矛盾研究方法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存在的复杂问题，平衡和处理巨大问题带来的挑战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中贵州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来源差异反应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联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 [ 12 ] ，贵州发展缓慢主要的矛盾是生产劳动力的条件不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协调。贵州穷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来源受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低这个条件决定，城乡居民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大。针对贵州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的来源差异的问题，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用矛盾来分析和看待产生矛盾的原因，并找出正确的解决措施，才能缩小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推动贵州经济不断地发展。

《发展权利宣言》中指出：在每个人都付出的发展中人的合法权益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恩格说过：消灭已有的合作方式，其他以前不享受福利的部门都可以享受一切获得的财产 [ 13 ] 。我国改革发展的带来的福利由全体人民创造也应得到人民共同享有，因此针对贵州贫困地区的需要建立维护公平正义的相关法规，让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合法化享受国家的政策优惠和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和稳定，现代法治与民主、自由同时在西方上演。并作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也体现了法治是文明的核心观念，法治化是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的长期有效的机制 [ 14 ] 。我国的法治化发展进程缓慢不能与市场经济融洽的结合，首先，需要加强政府办事能力和提升办事效率。其次，提高政府的管理监督机制，完善执法制度。最后，建立廉洁执政的带头队伍。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加速我国法治化现代化，处理好我国社会出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这样中西部落后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才能不断缩小，收入来源才会不断丰富化。

贵州地区城市和乡村的居民的收入方向受到文化素质的影响。同时贵州贫困地区居民在看待与其他区域收入差异的问题时，要保持积极地心态和正视区域差异的问题。创建一个全面的调节社会的矛盾机制，面对收入差距问题能快捷地找到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才能充分利用调节的作用。面对我国目前出现的矛盾，这就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帮助调节大众积极的心态。

在贵州贫困地区由不同社会群体组成，他们的利益、文化、思想等呈现多元化。为了协调社会存在的矛盾，贵州贫困地区的大学生要培养学会适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积极的心态。面对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我国要不断提出新对策，及时解决贫困地区居民经济收入问题。这不仅需要贵州当代研究生献出自己对家乡发展状况的关心，还需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贵州地区发展的建设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