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晓卉¹，冯根尧²

¹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绍兴

²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2017年4月11日；录用日期：2017年4月27日；发布日期：2017年4月30日

文化产品贸易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关于文化产品贸易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提出了许多观点，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准确界定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内涵，全面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完善文化产品贸易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影响因素，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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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贸易的新引擎。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积极实施文化战略，从而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产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的电影业和传媒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娱乐业、法德的出版业、英国的音乐业等在国际市场上都占有重要份额，世界范围内大型跨国公司主导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凭借其在劳动密集型文化创意产品上的优势，其出口增速已高于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也因此在不断增加。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近年来，同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被提出以来，文化贸易增长迅速，中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高层交往密切，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沿线不少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各种主题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产业的多层次、宽领域合作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为中国同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然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合作，仅有上述国家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规则设计、行动计划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关企业、中介机构层面在文化产业具体领域的有效对接，否则，就会导致合作主体的缺失和缺位而流于形式。鉴于此，国内外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文化产品贸易的战略意义、内涵、定位、价值取向及战略维度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贸易理论体系，有必要对文化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做全面梳理。

关于文化贸易的概念，一些国际组织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内涵与外延大致相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995)将文化贸易纳入国际服务交易范畴，并将其看作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有关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的交易活动，具体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影视、音乐、戏剧、音乐、艺术表演等的交易活动。另一类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的文化与娱乐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文化贸易分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 1 ] ，认为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如图书、杂志、多媒体产品、软件、录音带、影视和创意设计等。文化服务是指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通常指政府、私人机构和半公共机构为社会文化实践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支持。如文艺演出、文化活动,文化信息以及文化产品的收藏(如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和博物馆)等。

此外，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对文化产品贸易进行了界定，但至今仍没有一致性描述。Van Grasstek (2005)认为文化产品贸易也离不开实体产品交易 [ 2 ] ，如音乐、文学、戏剧、喜剧、文档、舞蹈、绘画、摄像和雕塑等艺术形式，有的是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展示给大众，有的却是先被存储记录下来(如存储在网上、计算机上或光盘里)再卖给大众。有的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存在(如图书馆和博物馆)，或以商业的形式(如电视台和美术馆)提供给大众，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意义上，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重要分支。国内学者高洁(2005)认为文化贸易是指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周成名(2006)认为文化贸易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是属于国际贸易的特殊形式 [ 3 ] 。李小牧，李嘉珊(2007)对国际文化贸易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基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及文化硬件和文化软件的文化贸易分类标准，并结合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理清了相关概念的逻辑体系 [ 4 ] 。

可见，学术界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尽管还没有统一定义，但对其本质内涵已形成基本认同，普遍认为文化产品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贸易方式，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贸易理论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认为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的因素大多是难以改变的资源禀赋，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现代贸易理论则认为，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制度等因素对贸易比较优势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赫尔普曼和克鲁格(Helpman and Krugman，1985)、多勒尔(Dollar and Wolff, 1993)、林毅夫(2002)、芬德利(Findlay，1983)、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 200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杨小凯、博兰(Yang and Bland，1991)等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政策、规模经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专业化和分工等因素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

随着世界文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问题。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 (1988)在其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中首次提出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亦称“文化贴现”)这一概念。李怀亮(2008)分析了文化折扣对中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影响 [ 12 ] 。邱继洲(2005)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将其资金、技术、人才、创意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转化为文化产品优势，从而加快其文化产品出口 [ 13 ] 。戴翔(2010)以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采用PPML估计方法分析了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发现GDP、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和上期贸易额对双边文化产品贸易有积极作用，而距离是负面作用 [ 14 ] 。曲如晓、韩丽丽(2011)研究了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 [ 15 ] 。臧新、林竹和邵军等(2012)研究表明，由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和共同语言等变量共同组成的“文化亲近”对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重大影响，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关键是减少文化距离或是加强贸易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的接近度 [ 16 ] 。王洪涛(2014)分析了文化差异对双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认为文化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发展中经济体有阻碍作用，而对出口发达经济体却有促进作用，并用“文化折扣”效应和“偏好强化”效应对其进行了解释 [ 17 ] 。郭小东、吴宗书(2014)用美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认为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文化产品出口 [ 18 ] 。王晶(2016)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影响文化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素质、研发投入规模、知识产品保护制度、吸引外资的能力和本国汇率等五个方面，其中文化产品比较优势与前四个因素呈现正相关关系，与本国汇率负相关，当本国汇率提高时，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降低 [ 19 ] 。

综上，从研究对象看，以上研究将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竞争优势)两个概念等同看待。尽管竞争优势的获得离不开比较优势 [ 6 ] ，但事实上竞争优势更多地反映了一国文化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状况，一般适合于分析国际文化贸易。而比较优势一般反映的是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或两种要素之间比较所呈现出的相对优势，更适合于分析双边文化贸易。从影响因素看，以上研究除了考虑GDP、经济规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地理距离、关税等传统因素外，更多考虑了文化亲近、价值认同、知识产权、政府政策等特殊因素的影响，而且认为这些特殊因素对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更具有解释力，但这些特殊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互关系，其对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综合影响如何等问题涉及不够。

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研究文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针对文化产品贸易研究存在的不足，从如下两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关于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评价问题，要从研究问题的目的出发，结合文化产品贸易特点，确定产业贸易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准确评价文化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二是关于文化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资源禀赋因素，更要关注文化产品贸易的特殊因素，更加强各影响因素对比较优势形成机理以及多个因素综合效应等问题的研究。具体对中国来说，分析对外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及影响因素，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国的历史文化、产业基础与发展道路，还要考虑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格局以及在世界文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兼顾合作双方多元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利益诉求，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价和科学研判我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为更好地指导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提供理论依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文化产业优先合作领域的战略选择研究”(16BXW063)。

祝晓卉,冯根尧. 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综述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4): 497-502.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4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