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缘源上追溯，中国、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东方国家，古代都属于精英统治的国家，威权理念较为浓厚。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秩序建构就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导型。以苏联为例，在苏联的现代化起步和运行中，国家控制和掌握着现代化的全部进程，“国家”在此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的全部财富、人民的命运、以及一切经济计划和国家发展前途都与国家紧密相联，国家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政策实施的领导者、组织者、贯彻者和监督者。可以说，国家主导型的特质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国家积极调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特别是掌握着经济命脉，能使整个社会比较容易地置于有计划的组织秩序之中，体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专政体制下，国家权力的过高集中，容易带来基层职能的相对弱化，一些西方国家正是抓住这一弱点，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国家主导型国家的紧迫使命是对漫长专制社会形成的“朕即国家”等传统观念的克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建构大多遵循社会主导型路径。相对国家主导型而言，社会主导型的秩序建构更显得自由和开放。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扎根于神启宗教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与启蒙理性对神启宗教的克服结伴而至，表现为“祛魅”的世俗化和理想化过程，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它把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怀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 2 ] 。这一体制下，金钱等社会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干预较少，“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 3 ] 。所以说，资产阶级社会主要满足的不是社会整体的需求，而是个人的欲求。如果欲求超出生理本能，进入到心理层次，就演变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普遍社会心理，利益最大化成为整个社会的终极追求。各领域上对此，巴巴利特在《公民资格》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多半是从社会结构中先排除那些会阻碍近代公民资格进展的阶级力量” [ 4 ] ，而这种维护资产阶级所谓“公民资格”的行径，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 5 ] 。

现代性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与封建主义相对立。而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逐步形成了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力推行，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因此，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秩序中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为寻求发展中国的现代性，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进行过激烈斗争。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对封建思想体系进行彻底清算和猛烈抨击，最终反被封建思想所俘虏，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掠夺。随之而来的军阀专制便代替了君主专制，封建思想仍散发着腐朽的臭气弥漫在中国大地，封建势力仍占据主流。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更激烈地抨击封建制度，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反帝反封的新篇章。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 7 ] 。而“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 [ 8 ] 。“五四”运动，虽在政治斗争中反帝目标强烈，但在思想领域反封建主调变得微弱，它对孔学的批判流于表面，对儒学理论批判不力，反封建并不彻底。特别是蒋介石上台后，为了维护既得统治，蒋介石把一向以维护礼乐秩序著称的儒家思想变成国民党的维稳工具，封建势力在中国又开始抬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与封建势力做斗争，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阶级，但封建思想依然存在。

近年来，封建思想在中国又有萌芽的倾向。以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假借“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倡导的弘扬传统文化之风，提出全面继承和学习传统儒家文化，大肆鼓吹复兴其所谓的“儒学”，他们甚至提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主精神的正统思想” [ 9 ] ，借混入许多封建糟粕思想的儒学来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当前，继承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是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但并不是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的选择，更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这是不容任意串改的。可见，封建势力在中国仍具有一定生命力，致使中国现代性建构面临重重干扰。

现代性秩序建构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独立形态，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载体。在起源上，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自然出土的，它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才被迫生长，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所以，“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化不足、理性现代化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 [ 10 ] 。而中国的现代性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因此，近代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主要是启民族救亡之蒙。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近代以来面临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外来殖民压迫。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主权也开始逐渐丧失。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过一系列的民族斗争。从义和团起义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寻求民族独立而奔走效劳，但最终还是失败，民族危机依然严峻。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国才真正独立。而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受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重包围，民族独立依然是不变的主题。

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致使国际局势紧张，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不变的主题。一方面，霸权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推行权力政治，对一些国家进行主权干预和政治干涉，“通过程序化的道路，借对国际组织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修订权来规范他国” [ 11 ] 。而中国的日益崛起，成为其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国家，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并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不签署《京都协议书》，这多方面行为都是违背国际规制和国际舆论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建立一种所谓的“国际新秩序”，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输出，进行“价值观之战”。当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霸权主义国家的权力政治仍将继续弥散在国际社会中，对中国不友好、对中国的挑衅和威胁仍然存在，并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 12 ] 。

现代性秩序最初是引自于西方，现代性问题传入中国时，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步入向帝国主义的过度阶段，它的弊端在逐渐暴露，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面临一个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的流派试图避开资本主义的弊端，但都没用成功。一开始学习西方工业文明，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中国文化和制度高于西方，仍然保留着中国的“体”，只学习西方的“用”(先进技术)就够了，便兴起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却败给了东方小国日本。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物器的学习转向文化制度的学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行变法、实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骨子里依然是封建专制。再接着就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学习西方精神文明，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愚昧与专制，同时又自觉地用西方现代文化来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崩瓦解。到蒋介石执政时期，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和大财团的利益，也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相反，仍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

建国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 13 ] 。因此，为避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提出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又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崭新课题。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 14 ] 。由于历史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先天不足，基础薄弱的问题，外加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因而犯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改革开放后，中国以“时空压缩”的形式加速了历史、社会和经济等三大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浓缩了世界发达国家将近三百年时间所走过的路程。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更为复杂，矛盾交织更为严重，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矛盾、新社会主义矛盾和现代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矛盾和后现代矛盾，同时新的矛盾还在不断滋生。正如赵汀阳所言，“当下中国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尤其难以理解的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 [ 15 ] 。

“社会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动态呈现就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主导力量的转移与变迁。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其中的主导性力量自然也就不同” [ 18 ] 。因此，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的更替，直接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力量的转移。比如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农业社会走向商品经济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社会就从对“人的依赖关系”走向对“物的依赖”再转向对“商品和雇佣劳动的依赖”。从对人的依赖转向对物的依赖再走向自由个性的过程，就是从权力力量主导社会历史转向资本力量主导社会再走向能力力量主导社会。从力量转移上看，行政权力经资本权力走向人的自主创新能力，或由权力驱动到物质驱动再到创新能力驱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是权力驱动型社会；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是物质力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而当前，中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论断，创新能力将成为“力量转移”中主导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从“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对“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大，资本统治与权力统治共存。权力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权力思维和物化思维的盛行，致使个体普遍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整个社会创新性不足。同时，在时空压缩的影响下，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很多问题。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需要执政党纯洁作风、严明纪律、高超本领，以行政力量进行社会整合与管理。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经济、物质驱动力。能用经济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强制手段处理，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问题就不用政府过多干预。同时，还需运用知识、思想与创新的力量。用现代化的知识来管理社会，不断加强思想引导和创新管理方式。特别要注重挖掘思想的力量，运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整合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本力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社会的力量转移后，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既逐步形成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型政府三者之间的新型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独立，主要依附于政治力量，社会结构是政府管制型的传统社会结构。而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是领域分离过程，分离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是结构转型的过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结构均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建设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而这些变化取之于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随着领域的逐渐分离，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所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在市场经济领域，结束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转变，使市场机制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组织中，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社会组织也开始发挥应有作用；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现在中央所提出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反映我国正在发生结构转型的趋势” [ 19 ] 。社会结构转型，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排列组合，形成“混合型结构”。比如说，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出现，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就发生了改变，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必然要利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混合性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的出现，必然使公民参与在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在社会领域，就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社会组织为参与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移”和“领域分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混合结构”。“社会结构转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由于它所内含的某种宏观社会学的描述性意义已经具有了普遍的理论解释力。该解释传达的信息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性改变，包括社会基本制度或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之显形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与道德信仰之隐形结构的革命性改变” [ 20 ]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创造制度条件，释放制度活力，健全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21 ] 。

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力量的转移和结构的转型，必然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就产生多种价值利益的博弈。正如孙立平所言，“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 [ 22 ] 。人民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由此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卢梭早在1749年写下的断言就警醒我们“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想是感情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近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 [ 23 ] 。利益博弈本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满足人自身需求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当绝对的致富欲和贪欲占统治地位时，就会产生冲突，“冲突不可避免地由诸如财富、权利、声望及其他产品的不平衡配方引起的，人民总是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占有的稀缺资源的数量。而那些已占有较多资源的人，总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常常使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制手段控制自己的地位。但是又因为受控制的人并非乐意总处于屈从和被控制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冲突” [ 24 ] 。诚然，在利益博弈中，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弱势群体的产生，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人民的“安全网”。只有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对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才能提高，社会对立情绪才能缓解。而在利益博弈之中，需要一个“裁决者”顾及大家，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身满足的，因此，应当由一个超越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社会利益” [ 25 ] 。而这个裁决者就是法律。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法制国家。在“面对不同群体利益诉求，面对利益最大化期许，唯以利益博弈思维处之，进而形成有效方法、对策、机制等，才能使各方面找到利益平衡点，才能使问题的解决不会越出理性的范畴” [ 26 ] 。

随着利益格局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必然由一元走向多元。因此，现代化建构过程中，就不能排他性的一元论，而因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包容思想的多元性，并在整合凝聚中建构符合大众的核心观念。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如果只有‘多’而没有‘一’，必然分化；如果只有‘一’而没有‘多’，必然僵化” [ 27 ] 。而事实上，分化和僵化都应避免，因在“竞争的合作”中，倡导主旋律，尊重多样性。特别是在两级格局打破后，世界进入多极化趋势，这种趋势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多极化，各种思念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充斥着主流思潮。

伴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思想意识形态必然也跟着发生转变，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唱响主旋律，倡导宽容并蓄，理性引导舆论，适度管理网络，在整合凝聚中发展“正能量”。在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人民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 [ 28 ] 。而在整合凝聚价值观的同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基本思想；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要反映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要最大限度地表达社会共识；要便于传播和记忆” [ 29 ]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处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矛盾上犯了错误。无论在何种制度的国家，社会意识可以“多元化”，这是社会意识充满活力的内在表现，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化”。如今，我国的现代化建构仍然处于结构转型期。在思想意识建构中，我们面对内外合力的冲击，对外我们受到西方的“普世价值”的挑衅，对内我们受到“儒化”思潮的干扰。因此，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中，既要坚持主旋律，包容各种思想交锋、交流和交融，避免思想僵化的同时，也要具有主导性，引导社会各种思潮求同存异，避免分化。而避免僵化、分化的关键是打破既得利益，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