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结构磁共振成像(sMRI)是一种拥有高空间分辨率和无创性的对大脑结构(灰质)精确定位分析的技术手段，目前已被应用到各种精神障碍和神经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中。Kruesi等人首次采用基于感兴趣区(regions of interest，ROI)的分析方法研究了CD患者的脑结构改变情况，结果发现患者的右侧颞叶体积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Kruesi, Casanova, Mannheim, & Johnson-Bilder, 2004)。紧接着，Sterzer等人和Fairchild等人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的方法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CD组的双侧杏仁核和岛叶的灰质体积下降(Sterzer, Stadler, Poustka, & Kleinschmidt, 2007; Huebner et al., 2008; Fairchild et al., 2011)，而上述灰质体积下降恰恰可能导致其产生攻击行为(Sterzer, Stadler, Poustka, & Kleinschmidt, 2007)。回归分析显示，CD患者的品行问题症状与右侧岛叶体积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Fairchild et al., 2011)。岛叶灰质变薄和灰质密度下降会导致前额叶环路功能紊乱，削弱前额叶对愤怒、攻击和冲动等的抑制性，增加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可能性(Fahim et al., 2011)。此外，还有研究相继发现了品行障碍患者的前额叶(包括眶额皮层)和颞叶(Huebner et al., 2008; Dalwani et al., 2011; Stevens & Haney-Caron, 2012; Olvera et al., 2014)、顶叶(Stevens & Haney-Caron, 2012)、前扣带(Boes, Tranel, Anderson, & Nopoulos, 2008; Olvera et al., 2014)、纹状体(Fairchild et al., 2013; Wallace et al., 2014)、海马(Huebner et al., 2008)以及舌下回和小脑(Dalwani et al., 2011)等脑区体积下降。相关分析发现，冲动性与额顶叶和颞叶皮层的灰质体积下降有关，而品行障碍症状严重程度主要与边缘系统灰质体积下降有关(Huebner et al., 2008)。

Yang等人对以往反社会行为文献进行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眶额叶、背外侧前额叶以及前扣带皮层等脑区的结构和功能异常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Yang & Raine, 2009)。Rubia的研究也发现CD主要与负责调节动机和情感的旁边缘系统异常有关，包括外侧眶额叶、腹内侧前额叶、上颞叶以及边缘系统结构中的杏仁核等(Rubia, 2011)。Aoki等人的Meta分析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被试相比，反社会行为组患者的右侧豆状核、左侧前岛叶和额上回等脑区的灰质体积下降，而右侧梭状回、顶下小叶、顶上小叶、扣带回以及中央后回等脑区的体积增加(Aoki, Inokuchi, Nakao, & Yamasue, 2014) 。最近，Rogers和De Brito所做的元分析结果发现，CD患者的岛叶、杏仁核以及额叶和颞叶等脑区灰质体积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但这一结果受不同样本构成的影响(Rogers & De Brito, 2016)。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CD患者的皮层厚度和皮层表面积等进行了相关研究。Hyatt等人首次对CD进行了皮层厚度的分析，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被试相比，CD患者大脑皮层厚度变薄和褶皱减少(Hyatt, Haney-Caron, & Stevens, 2012)。皮层变薄脑区主要集中于后部脑区，包括双侧上颞叶、顶叶、颞顶联合，左侧旁边缘叶以及右侧楔前叶；褶皱减少脑区主要集中在前部脑区，包括左侧岛叶、腹内侧和背内侧前额叶、前扣带、眶额皮层、颞叶以及右侧上额叶、顶叶和旁边缘叶。Wallace等人发现，与正常对照组被试相比，CD患者组上颞叶的皮层厚度显著降低；腹内侧前额叶的局部脑回指数下降；杏仁核和纹状体(包括壳部和苍白球部)的体积也显著降低；皮层表面积不存在显著性组间差异(Wallace et al., 2014)。最近，Sarkar等人的研究则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CD组腹内侧和背外侧前额叶脑区的体积和表面积均显著下降，而皮层厚度上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Sarkar et al., 2014)。本课题组Jiang等人研究发现，CD患者楔前叶-后扣带等部位的皮层厚度显著变薄，且这一脑区与行为学得分之间显著性负相关(Jiang et al., 2015)。

综上可见，关于CD的脑结构成像研究大多发现，患者的眶额叶、杏仁核、纹状体、岛叶、梭状回/枕叶以及颞叶等脑区的体积、皮层厚度或者皮层表面积等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而上述脑区大多属于边缘系统和旁边缘系统，主要与情绪加工过程有关，因此上述脑区的异常可能表示反社会行为个体存在情绪加工异常等。如岛叶灰质密度降低会破坏前额叶回路，削弱前额叶对愤怒、攻击以及冲动性行为的抑制功能，从而导致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增加(Fahim et al., 2011)。

DTI主要是通过无创性地测定纤维束轴突中的水分子的运动情况来评估个体白质结构的走向和完整性(如髓鞘化程度、胞膜完整性等)以及大脑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尽管DTI 技术在精神疾病中的应用已经较为广泛，但在CD甚至破坏性行为障碍(DBD) (包括CD、ODD等)中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报道也不够全面(见表1)。Kruesi等人2004年首次比较了10名儿童期起病型CD患者和10名正常对照组被试的脑白质体积差异，结果发现患者组的白质体积有小于正常对照组的趋势(Kruesi, Casanova, Mannheim, & Johnson-Bilder, 2004)。2005年Li等人首次采用DTI成像技术研究了DBD患者白质结构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患者组双侧额叶以及左侧颞叶(尤其是弓状束)的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表1. 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脑白质研究结果汇总表

注：ASPD = 反社会人格障碍；CD = 品行障碍；DBD = 破坏性行为障碍；ODD = 对立违抗障碍；ADHD =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PT = 精神病态；VBM =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VBA = 基于体素的全脑分析；ROI = 感兴趣区；TBSS = 基于纤维骨架的空间统计学；FA = 各向异相性；ADC = 表面扩散系数；RD = 垂直扩散系数；AD = 轴向扩散系数；MD = 平均扩散系数。

组(Li, Mathews, Wang, Dunn, & Kronenberger, 2005)。钩束(uncinate fasciculus, UF)是连接大脑额叶与颞叶的主要白质纤维，Craig等人采用ROI纤维追踪分析对ASPD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组UF的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Craig et al., 2009)。Motzkin等人对精神病态患者的研究也发现患者组UF的 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这就支持了Craig等人的发现(Motzkin, Newman, Kiehl, & Koenigs, 2011)。在此基础上，Sarkar等人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CD患者UF的微结构改变的情况。结果发现，患者组被试的左侧UF的FA值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同时RD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Sarkar et al., 2013)。同时，Passamonti等人采用基于体素的全脑分析(voxel-based analysis, VBA)以及纤维追踪方法对男性青少年型CD患者的研究也验证了Sarkar等人的发现(Passamonti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4)。这说明，品行障碍患者可能确实存在钩束结构的异常，且该纤维束的损伤与其认知、社会情绪以及行为困难等密切相关。

Wang等人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学方法(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对 DBD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DBD并伴有ADHD(DBD + ADHD)组被试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MD、RD以及AD值等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被试。上述有差异脑区主要集中在胼胝体，双侧内囊前肢，前、上、后放射冠，上纵束和下纵束，后丘脑辐射，右侧内囊后肢、外囊和穹窿以及左侧扣带等。同时DBD+ADHD组被试在胼胝体，双侧前、上放射冠以及右后放射冠等脑区的FA显著低于DBD但不伴有ADHD组(DBD-ADHD)患者，RD值也显著高于后者(Wang et al., 2012)。与此同时，Finger等人采用基于ROI的纤维追踪和TBSS方法对DBD患者的DTI研究却没有发现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被试之间存在白质微结构的显著性差异(Finger et al., 2012)。最近，Haney-Caron等人采用了TBSS的方法发现单纯性(pure)CD组在前/上放射冠以及下纵束和下额枕束等脑区的FA和AD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Haney-Caron, Caprihan, & Stevens, 2014)。由于AD值下降，所以该作者认为品行障碍患者可能是由于轴突完整性异常而非髓鞘化异常所引起。最近，Zhang和Sarkar以及 Lindner等人分别采用TBSS的方法探讨了CD患者整体脑结构的改变情况，结果发现了在胼胝体以及内囊等部位的白质微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变(Zhang et al., 2014; Lindner et al., 2016; Sarkar et al., 2016)。

以往研究表明，大约50%左右的品行障碍患者在成年期会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障碍(ASPD)。对ASPD脑白质的研究早于CD患者的研究，如Raine等人在2003年首次对ASPD患者的白质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其胼胝体的体积和长度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被试，但厚度却低于后者(Raine et al., 2003)。Sundram等人采用VBA方法的研究发现，患者组胼胝体双侧膝部、右侧UF、下额枕束、前放射冠以及内囊前肢与膝部的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且与精神病态显著性负相关(Sundram et al., 2012)。上述脑区的MD值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且与精神病态得分呈显著性正相关。精神病态(Psychopathy)与品行障碍也有紧密的关联，在DSM-V中也专门加入了一条诊断标准用于评估该特质(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最近，Hoppenbrouwers等人对伴有精神病态的罪犯的研究表明，患者组与杏仁核-前额叶网络和纹状体-丘脑-额叶网络环路有关的前丘脑辐射、下额枕束以及钩束的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被试，且上述脑区与其冲动和攻击行为等密切相关(Hoppenbrouwers et al., 2013)。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已有一定数量的CD和DBD以及ASPD脑白质的研究，但上述研究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分析方法与样本构成等方面，因此，导致其结果或结论不尽一致。首先从分析方法上来讲，采用基于感兴趣区的分析需要强有力的信息假设，即先验知识。Sarkar等人对CD患者的钩束的分析是完全建立在Craig等人对成年精神病态患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该分析方法仅仅能够说明单个ROI的情况，不能够代表整体上的改变，且该方法比较耗时。尽管Passamonti等人采用了VBA的分析方法，但该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被试数据进行平滑处理，这就有可能人为的去除一些个人特征，因此也经常受到方法学家们的批评，而这也是TBSS方法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分析方法的不同也会导致实验结果的差异，如Sarkar等人基于ROI的纤维追踪没有发现下额枕束以及下纵束的平均FA值差异，但在Haney-Caron等人进行的TBSS结果中，上述脑区的FA值以及AD值是显著降低的。其次从样本构成上来讲，上述采用TBSS分析的研究中并没有对DBD患者进行区分，也没有控制ADHD以及性别等因素的干扰作用。有研究表明，CD和ODD患者以及ADHD同样也存在脑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应该单独进行相关研究(Stevens & Haney-Caron, 2012)。此外，不同性别被试之间脑白质结构也可能存在差异(Ruigrok et al., 2014)。最后，上述研究中患者组的样本量均比较少，这也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统计效力和结果的可重复性(Zuo & Xing, 2014)。

关于CD的ERPs研究主要集中于P300的实验范式上。已有研究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被试相比，CD患者的听觉和视觉P300的潜伏期明显延长，且其波幅明显下降(Cappadocia, Desrocher, Pepler, & Schroeder, 2009; Gao & Raine, 2009; Brazil et al., 2012)，说明CD患者对靶刺激的注意加工能力相对较弱。Bertoletti等人的最近研究也发现，P300波幅与品行问题得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Bertoletti et al., 2014)，而且不受实验刺激序列的影响(Gilmore, Malone, & Iacono, 2012)。因此，P300波幅下降被认为可以作为诊断品行问题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指标。此外，Huang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CD患者的在恐惧性音节条件下的MMN波幅显著高于悲伤音节条件下的波幅，且该波幅与患者的冲动性特征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其在处理情绪信息时存在前注意加工阶段的异常(Hung, Ahveninen, & Cheng, 2013)。最近，本课题组Gao等人发现，CD患者的反馈相关负波的波幅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说明CD人群的反馈评估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异常改变(Gao et al.,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