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的被试为银川市三所不同中学的400名初一学生，年龄在范围在11~13岁，母语为汉语，无阅读障碍。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3份，回收率为93.25%；其中有效问卷350份，有效率为93.8%。被试的具体情况见下表1。

测试主试为受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学本科生，调查在征得学校和被选取班级同意后进行。施测前，主试告诉被试本问卷为匿名调查，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内容严格保密，请被试认真、独立的按照说明作答。被试首先完成基本信息的填写，然后依次完成受欺负、抑郁和自尊的测试，整个测试需时间约10~15分钟。测试采取整班集体测试、当场收回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

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处理，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从儿童欺负问卷中挑选出11道有关受欺负的问题，在选项中有任一题目选择“受过欺负”的选项，就划为受欺负者，受欺负者有170人，其比率为48.6%，选择“每周一次”和“一周好几次”选项的，划分为严重受欺负者，严重受欺负者有91人，其比率为26%。

对被调查的350名学生男女受欺负程度进行检验，可以看出，男女受欺负程度存在显著差异(p < 0.01)，男生受欺负的程度显著高于女生。抑郁和自尊在性别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

通过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受欺负与抑郁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受欺负与自尊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 < 0.01)；抑郁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这说明受欺负与自尊及抑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前面结果已显示，受欺负、自尊与抑郁三者均有显著的相关，满足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采用 温忠麟等(2005) 提出的三步回归分析法，分别对抑郁(y)和受欺负(x)，自尊(u)和受欺负(x)，抑郁(y)对受欺负(x)和自尊(u)三组变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由复相关系数R可以看出，抑郁与受欺负程度、自尊与受欺负程度、抑郁与受欺负程度和自尊都存在着较高的线性关系。根据判定系数R²，说明自变量“受欺负程度”可以解释因变量“抑郁”变异的45.1%，拟合较好；自变量“受欺负程度”可以解释因变量“自尊”变异的33%，拟合一般；自变量“受欺负程度”和“自尊”可以解释因变量“抑郁”变异的67.7%，拟合良好。三组回归检验F值都十分显著(p < 0.01)，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表2. 受欺负、抑郁和自尊的性别差异

注：^**p < 0.01

表3. 受欺负、抑郁、自尊的相关

注：^**p < 0.01

表4. 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1)

注：^**p < 0.01

建立回归检验的方程(见表5)，由于前三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自尊的中介效应显著。第四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且抑郁对受欺负的标准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0.672下降到了中介变量引入后的0.339，说明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496，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504，即受欺负对抑郁的效应中，有50.4%是直接效应，另外的49.6%是通过中介变量自尊对抑郁产生影响的。采用Sobel test再次验证自尊的中介效应，也显示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z = 3.726, p < 0.01)。

为进一步探测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的预测程度，以初中生受欺负作为自变量或预测变量，以抑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6)。

结果显示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程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判定系数R²，说明预测变量“受欺负程度”可以解释“抑郁”变异的45.1%，说明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有预测作用。

欺负现象在国内外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一项跨国研究发现，9%~54%的中学生曾被卷入欺负行

图1. 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表5. 自尊(u)在受欺负(x)和抑郁(y)间的中介效应(2)

注：SE表示标准误，^**p < 0.01

表6. 受欺负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注：^**p < 0.01

为 (Nansel, Craigw, & Overpeck et al., 2004) 在美国有17%的中小学生被欺负 (Nansel, Overpeck, Pilla et al., 2001) 。国内学者 张文新(2002) 研究表明，在我国中小学生受欺负者和严重受欺负者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2.2%和13.4%。本研究被试中受欺负者比率与张文新的研究有差距，受欺负者比率则明显高于张文新的研究。

尽管研究者对受欺负的定义和采用的测查方法不尽相同，并且在不同文化中儿童受欺负发生的程度与范围也存在差异，但已有的研究结果己充分表明，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几乎在所有的被调查过的文化中欺负都具有很高的发生率。这进一步表明在小学生中欺负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应当引起老师、家长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的问题。

关于儿童受欺负问题中的性别差异，以往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有的研究报告，男孩比女孩更多地卷入受欺负事件 (王美芳，张文新，2002; Schwartz, Chang, & Farver, 2001) ；但也有研究表明，女孩与男孩卷入受欺负事件的频率一样 (Grotpeter & Crick, 1996) 。本研究发现受欺负者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欺负程度和次数男生显著多于女生。受欺负者存在性别差异，表明男生更容易成为欺负行为的对象。

处于青少年期的男生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表现出了与女生的性别差异，男生身体上的攻击性强于女生，这种身体上的攻击性在青少年受到挑衅时尤其容易被激发起来。在学校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男生他们希望获得在群体中地位的承认，他们就会通过欺负弱者，以此来证明自己，增强自信心。且女生较内敛，如果欺负女生，会有很多旁观者制止，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了，所以，在此维度上，男女生有较显著的差异。

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受欺负对中小学生抑郁程度有很大影响。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存在一个潜在心理过程，受欺负是如何通过这个心理过程来影响抑郁程度的呢? 受欺负是一种负性生活事件，抑郁自尊理论认为自尊作为第三方变量，能够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效应，低自尊增加了触发抑郁的危险性，而高自尊则是抑郁的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缓冲负性事件诱发抑郁的可能性 (Southall & Roberts, 2002) 。

本研究与该结论相类似，本研究通过几个回归方程的依次检验，发现受欺负的标准回归系数在中介变量抑郁的引入后有所下降，并且几个t检验都显著，表明抑郁的部分中介作用存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9.6%。这说明，一方面，受欺负对抑郁有直接效应，即受欺负的儿童比没有受欺负的儿童抑郁程度要高；另一方面，受欺负通过自尊水平对抑郁程度有间接效应，即受欺负的儿童，自尊水平相对较低，而自尊水平又会影响抑郁程度。

自尊在受欺负与抑郁程度间中介作用的发现还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它告诉研究者，受欺负对学生抑郁程度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例如自尊水平)，抑郁还会受到这个心理过程的影响；此外，这种中介作用的发现将提示学校或其他相关人员在开展受欺负干预工作的同时，还应开展一系列的心理健康活动，配备一定的心理健康辅导老师，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学生认清自我的价值，对学生多鼓励，教会学生如何扬长避短，培养积极的心态，促进其自尊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发展。

研究显示受欺负者的抑郁程度较高，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研究一致 (Kaltiala-Heino, Rimpela, Rantanen, & Rimpela, 2000; Kim, Koh, & Leventhal, 2005; Klomek, Marrocco, Kleinman, Schonfeld et al., 2007) 。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欺负对抑郁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受欺负的学生抑郁程度往往较高。

这一结果表明受欺负程度高的个体倾向于经历更多的抑郁情绪体验，也多倾向于较低的自我概念。究其原因，受欺负学生会受到更多来自言语、身体和关系上的伤害，自卑和绝望的感受便会增加，往往就会以偏颇的眼光来评价自己时，个体的认知就会偏离客观事实，这样的意识一旦形成并概念化，个体在处理各种压力时很难拥有良好的应对方式和归因，继而会产生不自信和失望感，从而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