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令千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16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16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16年4月11日

在语言加工过程中，记忆性认知活动至关重要。然而，人类由于人种、民族或地域的差异，记忆的行为也极具差异。霍尔通过对人类学、人种学以及地域分布的考察，发现了“单时制”和“多时制”两种极具个性特征的记忆人群。基于霍尔的“单/多时制”理论，将其延伸至口译翻译的认知与心理领域时发现，口译记忆的方式不同，导致各自顾及的重点不同，在制衡对手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因此，双方所持有的“优势”也不同。研究的结论是：优势互补的最佳选择是充分掌握对方思维的特点及行事方式，知己知彼，避免对策的盲目性。

关键词 :霍尔，单时(制)，多时(制)，口译，记忆

人类学已达成共识，认为族群的不同，他们所操持的时间观念以及由于时间观念所导致的行为方式会出现极大差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 1914~2009)¹倾毕生精力研究人类对于时间概念的诠释。他认为，人们的行为具有“神圣的、非神论的、形而上的、物质的、生物的和时钟型等多种形式”( [ 1 ] , p. 14)。他在其The Dance of Life: Th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 (生命之舞：时间的另一纬度)里对于时间与记忆有过这样的精辟阐述：

人们常因时间而维系在一起，同时又被时间的无形的节奏绳索、隐形的隔墙所隔离。时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它是所有活动的最初的组织者；它又是行为活动的合成器和整合人；时间也是对经验优先使用的操控者和分类者，还是事物是如何发生的反馈者以及能力、成就衡量的准绳；同时它亦是一种揭示人们对对方真正感觉、是否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的一种特殊的信息解密系统。 [ 1 ] , p. 3-6

他还认为，“…时间与一切事物都有联系，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该文化里的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都与时间有关”。他甚至确认“有一种隐形的高语境时间文化——一套不用言语的、含蓄的、能够控制我们一切行为的规则与思维模式存在。这种时间的思维模式左右着人们的审时度势的方式、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并为他们确立基本的行为生活节奏”( [ 1 ] , p. 6)。这一点与布丰(Buffon)的“风格即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 2 ] 。从宏观上来看，人类的语言属性是带有地域和民族性的，从微观上来看个人的语言特点恰巧又是受到民族族群的影响而形成的。在语言世界里，无穷的多样性使我们拥有几千种互不相通的语言，然而，在这多样性的背后是否还存在共同的东西，属于全人类的东西，或曰可以赖以互通的或赖以制衡和兼容的渠道呢？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确信通过这些共性可以化解这些“互不相同”以达到“互通”。因为所有民族的思维差异之外的言语目的和心理结构是共同的，这些“共同”的东西中，首先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考察，霍尔最终将其研究的焦点锁定在对于言语与思维的“时间”之上。

人类的共性是主流的。譬如，人有七情六欲，会感饥饿、能知冷暖，但由于千百年的演变进化，内在生物钟的多样性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这使得不同地域的人在感觉和认知世界方面产生了差异。生物钟调节着人们大部分生理机能，同样也调节着人的语言和记忆机能。譬如，记忆的方式、对世界的态度、表达方式等。人类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多种民族除了他们的共性之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伟大的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 II，公元前460~前377)，在长期研究了气候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后，提出“体液学说”。他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疸和黑疸四种体液组成，而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和情绪特征( [ 3 ] , p. 22)，这种不同的体质和情绪的差异还因地域或曰地理纬度的不同在行事方式和记忆方法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差异。然而，从人类语言记忆和表达的角度看，差异至少有上百种，而在这上百种不同习性的差异中，科学家们通过集中其主要特点的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单时制(M-Time)”²人群和“多时制(P-Time)”³人群上。“这两种具有特别特性的人群并不是像民族部落一样集中居住在一起，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分散或混杂在世界各个地区。”( [ 4 ] , p. 37)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和比对发现，“多时制”人群大多分布于神秘而神奇的北纬30~45度和南纬30~45度之间(见下表)。

霍尔通过行为习惯的特性将上述的两类人群分为各具个性的两大阵营：“单时制人群(Monochronic Group)”和“多时制人群(Polychronic Group)”。见下面总结图示：

单时制vs.多时制：

(转引自Hall：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1993：15)

上述两种人群的特点在记忆和行为方面迥异。单时制人群的行事方式是“一时一事”，即在同一时间内只关注、处理一件事情。而多时制人群则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参与很多件事情。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特质对于国际商务谈判以及国际外交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具体说来，单时制人群习惯于在单一时间内计划、安排、从事一件事情，并严格遵守行动时间表，把时间的约定看得十分神圣。同时，他们惯于将时间进行周密筹划，然后分割成块。例如，在中国，人们喜欢把一天的时间法定地分割为：早、中、晚。学校、机关单位就更加严格地执行着各自的作息时间表，不按时间规定办事被视为违规。英国人、美国人也不例外，他们沿袭着、并固守着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承下来的单时制规范，对于他们来说守时是很严肃的事情，尤其是商务谈判或会见活动。单时制人群喜欢一次做一件事情，常常强调“一心不能二用”。而对于多时制人群，情况就截然不同。他们在与人交流时，可以同时做多件事情(即一心多用)，并能容忍被打断。他们不但喜欢直接的目光交流，还喜欢动用所有的器官，如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譬如，法国人在交流时，除言语之外，他们还喜欢运用整个身体来进行交流。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包括各式各样的肢体语言都很具有表现力。这一切都反映出他们除语言之外的表达的密集程度。正是这种高密度的表达方式，对于不同的时制人群来说，都彼此感到不太适应。另一重要特点，即单时制人群不太轻易改变自己的初衷或约定，而多时制人群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这对于单时制人群来说无疑是临时“变卦”，是不可容忍的。

美国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教授理查德.E.尼斯贝特引证历史和哲学论据，并通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人种学、调查和实验，以极具刺激的风格证明了“世界上由于地域的分布不同，人们的思维、记忆、行为及语言存在明显差异” [ 5 ] 。理查德的调查是从试图证明“世界观决定恰当的思维方式的选择，思维方式又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提供依据”的角度出发的 [ 6 ] ，并认为了解这些自我平衡的体系有助于研究和理解思维的基本特性，对于人们如何选择理想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为不同的人设计合适的教育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 5 ] 。他与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一道做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并与北京大学、京都大学、汉城大学以及中国心理学院的同仁进行合作，研究结果也证实了“社会实践的不同与思维习惯的差异是存在的”这一结论。他的研究涉及各个领域，如科学与数学方面：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擅长代数和算术却不精通几何，而几何是希腊人的长项？为什么现代亚洲人长于数学和科学却在革命性科学上输给西方人？注意力和理解力方面：为什么东亚人比西方人更加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东亚人认为要把一事物从其环境中分离出来要相对困难？因果推理方面：为什么西方人那么容易忽视环境对事物乃至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为什么东方人更易于持“事后聪明”的偏见，这上他们觉得自己“早就知道”？知识的组织方面：为什么西方儿童学习名词的速度要比学习动词快得多，而东方儿童学习动词要比名词快得多？为什么东亚人以事物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加以归类，而西方人更依赖于分门别类？在推理方面：为什么西方人在日常事件推理时更有可能应用规范的逻辑？为什么他们坚持使用逻辑有时会导致犯错误？为什么东方人那么愿意接受明显矛盾的命题，而这有时却会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理？这些疑问在通过对被试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合考夫卡的Principle of Gestalt Psychology (格斯塔心理学原理)最终一一找到了理论依据。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考夫卡在其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心物场(psychological field)”，另一个是“同型论(isomorphism)”。据考夫卡的解释，“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 [ 7 ] , p. 5)。这里的“心物场”指的就是人类的思维世界(即抽象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同型论”可以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奈达的“功能对等”以及陈嘉映先生的“约定”几乎同出一辙。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行为发生于行为环境之中，行为由行为环境来调整。行为环境有赖于两组条件，一组是地理环境中所固有的，一组是有机体内固有的，但是，行为必定发生在地理环境之中”( [ 7 ] , p. 31)。因此，不同地域、不同的血型甚至不同地理纬度以及不同食物链上的人群，他们的人种或民族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对事物的记忆方式是不同的。单时制人群倾向于“心物同型”，他们的记忆与注意力都集中于同一事物，决不分心，以此作为“一心不能二用”、“专心致志”的衡量标准和行事准则，他们的瞬间记忆与短时记忆也同时集中于同一焦点，心无旁骛地从事一个“集中点”或“焦点”的记忆，一旦出现干扰，便不能集中思想或被中断记忆，造成信息的丢失或逻辑的断裂。反之，对多时制人群而言，他们可以不受这些东西的干扰，能够执着地朝着自己的“焦点”前进，在他们看来没有东西能够使他们将“心”与“物”分离，即使有外界干扰也不能，他们与生俱来就有抗“他物”干扰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口译记忆时，可以做到在复杂条件下“选择发生的心理组织活动，并预言其规律性、对称性和单一性”( [ 7 ] , p. 141)。这便是“单时性”与“多时性”生理特征和意识过程的特征。

人的大脑的各个分区并没有具体给与我们明晰的标签，我们只能通过判断和分析得以了解其功能，由于人种、地域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给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对于记忆的研究又回到了一种模糊型和复古型的研究倾向中，比如通过寻求和重新审视古人的研究，从中挖掘新的含义，从远古的记忆源头寻找新的答案。故此，“单时制”与“多时制”的记忆特征对翻译的影响研究，尤其对口译记忆的影响研究，便成了一场关于记忆的跨时空对话。

正如霍尔所说的那样：“要想实现超越，人就得首先承认并接受无意识文化里许多隐蔽的维度，因为每一种无意识文化都有其隐蔽而独特的方面”。口译记忆的模式应该说是千差万别的、因人而异的，但人类的总体记忆模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族群”或“人群”的概念。研究霍尔先生笔下的单时制和多时制人群的记忆思维特性，对于研究翻译记忆意义重大。掌握不同人群的记忆方法，是超越自我思维模式、制衡对手的前提，要适应对手的思维方式，就必须研究霍尔提出“单时制”与“多时制”两大记忆模式。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常规年度课题：宋词英译的框架赋值与构式配置实证研究之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5BYY030。

张令千. 论霍尔“单/多时制”与口译记忆 On Hall’s M-Time, P-Time and Oral Interpretation Memory[J]. 现代人类学, 2016, 04(02): 14-21. http://dx.doi.org/10.12677/MA.2016.4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