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收敛积极的一面主要来自于经济集聚，在集聚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发达区域经济可促进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先富带动后富。其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区域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迫使部分企业和劳动力转向欠发达区域，帮扶其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并注入大量投资资本，助其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其二则是通过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的信息交流和传递过程，承接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该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传统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其技术水平成正比，其经济越先进，技术水平自然就越高，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优势也就越明显。而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增长速度上的优势去弥补自身发展程度和技术水平上的不足，进而实现向发达国家的逐步靠拢。

Veblen认为，发达地区技术扩散对落后地区产生的影响是经济收敛进程加快的重要原因[ 9 ] 。Gerschenkron更深化阐述了经济发展后发制人的创新观点，指的是虽然在同一时间点上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其在经济发展速率上更具优势。而为使这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则需满足两个重要前提：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及无工业化障碍[ 10 ] 。Levy站在如今的角度上将Gerschenkron的观点加以提炼：欠发达地区可充分参考以往发达地区的历史数据，并通过细致分析实现诸如技术层面的发展跳跃，省略了过去的一些必经阶段，更快速、更有效地去发展[ 11 ] 。Nelson and Phleps认为，欠发达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跳跃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严谨论证了在技术进步层面，后发国相对于先发国往往具备明显的速度优势[ 12 ] 。Abramovitz对后发优势观点进行了数据检验，该检验以生产率增长受旧资本从安置到替换阶段技术的进步程度为前提假设。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越大，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越大。得出结论：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同其初始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 13 ] 。Barro and Sala-I-Martin对技术模仿成本进行了规范性假设，即成本与已完成技术模仿的种类所占总量比例成正比，最终通过欠发达国家在技术上朝发达国家的逐步追赶，各国经济水平在长期将趋于一致[ 14 ] 。Van Elkan在存在国际部门的假设前提下创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包含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等因素，在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可以从技术转移、模仿或创新中受益的情况下，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在技术模仿上可以做到技术水平拷贝，最终使得自身的技术和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趋同，初始经济水平不同的国家其人力资本、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速率的收敛趋势也不会改变[ 15 ] 。林毅夫、张鹏飞认为落后国家需立足自身相比于他国的比较优势确立发展模式，这是任何国家都需遵循的发展定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落后国家可通过技术模仿进行技术发展跳跃，这样落后国家非但不会永远陷入低水平、低效率的发展漩涡，反而会蓬勃发展，并在增长速率上有着显著的优势，长期整个经济系统发展依然收敛，继续印证了“后发优势”的存在[ 16 ] [ 17 ] 。李宏霞为将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观点理论系统化和模型化，应用了增长模型，并在该模型中一同引入了技术进步过程中所需消耗的创新成本和扭曲成本，比较分析了欠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与引进两条发展道路的优劣，验证得出欠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后发者的确存在“后发优势”，通过对“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依然可以实现同先发国家的“经济收敛”[ 18 ] 。李光泗、徐翔采用30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对整个经济系统的收敛有着重要的影响[ 19 ] 。

近年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界针对人力资本的讨论也越演愈烈，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控制地区发展差距，协调区域间共同发展。

Barro共整合了98个国家1960年至1985年26年间经济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对历年数据作线性回归后得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越高，以入学率衡量的初期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而初期实际人均GDO水平则恰恰相反，其与实际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得出结论：倘若欠发达国家具有可观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那么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其经济发展程度最终将与发达国家持平[ 20 ] 。Fleisher等分析了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重要原因，研究过程中发现沿海和内陆的TFP差距受到政府针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付和外商的教育直接投资等因素影响。在沿海地区，受区位优势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拥有更高的收益率，人力资本投资则完全相反，其内陆地区的收益率远远超出沿海近20%，所以内陆地区着重加强教育投资有助于带动地区间协调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初始差异是经济增长率的关键要素，原因有二：其一，人力资本是R&D中必不可缺的投入要素，而R&D在发展过程中又会萌生崭新的产品和创新的思想，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持续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21 ] 。立足我国实际国情，各省市间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即区域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初始水平成反比，但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经济趋同的大势下，劳动力市场扭曲、抑制地区间协调发展的问题不容忽视。而且伴随着国家大力推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20年来受到显著的增长，据统计：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1%，将促使GDP增长率上升4.53%，因此教育投资的大力落实无疑将推动经济的迅猛发展。通过对国际贸易事业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指标偏好对地区差异影响的观察和细致研究发现，这两项因素均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及总体走势有着相同的影响，而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当今的制度障碍对于流动性的限制息息相关。所以，为达到推动西部省份快速发展的经济目标，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有侧重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措施必不可少。观察人力资本效应在中国当前高速增长环境下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可衡量、统计的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数量指标，得出结论：不论是从我国整体或者是东部来看，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占主流，但近十年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已成长为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两大重要因素。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教育政策的落实程度取决于其对于知识的吸收能力，而知识吸收能力同样受到人均人力资本的影响，高劳动者素质可引进更为先进和前沿的技术，因此人均人力资本的提高比物质资本累积的增长更为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经济上的收敛与趋同。陈钊、陆铭和金煜为完善省际数据对于缺失的年份进行了有效估算，发现国内各省市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省区间健康协调发展、缩短贫富收入差距的利好因素[ 22 ] 。郭剑雄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人力资本、生育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地区高生育率与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象十分明显，这是农村低收入问题至今迟迟不能解决的主要原因，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 23 ]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应用分析和研究我国1978年至2003年改革开放26年间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走势以及各地区的发展特点，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人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企业市场化水平共同组成了我国区域间发展失衡的三大要因。加大宣传力度引入外资和着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是地区间差异缩短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间高频率的行为贸易已是家常便饭。因此，国际贸易对经济收敛的作用性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广泛热点。

Ohlin.B.G首次提出贸易行为对于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消除有着显著的影响[ 24 ] 。Grossman and Helpman提出无形的思想交换来自于有形的商品贸易，并提出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贸易行为还将有助于获得先进的技术和前沿的知识以产生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和对本地R&D的刺激，促使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技术进步脚步的加快，在长期中依然可以发挥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25 ] 。随后Sachs和Warner也针对国际贸易与经济收敛间的关系作了研究和论证，他们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国际贸易是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实现收敛的积极因素；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对于地区内企业的区际竞争力的提升和发达地区前沿技术和观念的引进有着重大作用，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均衡水平，即各区域知识技术水平趋于一致以及人均产出水平的进一步收敛。Sachs和Warner按照一定标准将所收集的样本国家划分为“封闭”和“开放”两组，这两组数据在1970年至1989年20年间，只有“开放组”会出现比欠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开放经济体具有经济收敛趋势[ 26 ] 。Ben-David研究发现，欧洲共同体(今欧盟)中各成员国家间经济离散现象逐步减少[ 27 ] 。Ben-David又将样本国家以不同的标准分为两组，一组主要由贸易伙伴国组成，而另一组则是随机或是其他选择构成，比较得出：贸易伙伴国家存在着显著的经济收敛现象和趋势，而这些发现十分巧合的符合Heckscher和Ohlin的判断，即贸易对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平衡作用，区际间的贸易行为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收敛趋势有着积极的影响[ 28 ] 。Eaton和Kortum在已有的贸易模型中引入技术因素，认为技术的有效扩散离不开国际贸易的作用，而技术承接地区必然成为最终受益者。他们的观点指出，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达地区技术的扩散和承接可以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而这中经济收敛的概念贯穿其观点始终[ 29 ] 。随后的深化研究中，Ben-David和Loewy从国际部门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内生增长模型，模型知识框架中包含了知识积累，并得出预测：自由化的国际贸易有助于整个经济系统稳态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而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参与者必将是其中最大的获利者，人均收入水平得到相对地提升。Ben-David等认为，在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面前，贸易流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国际收入差异，其经济收敛速度与贸易量呈正相关关系。尽管贸易集团主要分为主出口和主进口两部分，但这样的双边贸易依然会对经济收敛产生积极影响。倘若这种情况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更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样的收敛趋势必将加剧[ 30 ] 。在对100余个国家的数据与贸易变化、经济收敛速度间的关系进行充分整合后做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发现贫富差距愈加悬殊的国家间贸易额增长，其经济收敛速度必将加快。Ashok和Miyuki在搜集了包含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64个欠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后得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行，南美洲以及亚洲的诸多国家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已萌生了可喜的收敛趋势特征[ 31 ] 。Parikh和Shibata在研究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同时发现在经济收敛的过程中亚洲和南美洲分别呈现出显著的“S”收敛和“B”收敛。汤学兵等通过对我国八大区域的实证检验得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俱乐部收敛和条件收敛是明显存在的，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进程加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业化水平、居民储蓄率以及人均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也发挥了相当可观的积极作用[ 32 ] 。通过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现状实证分析来检验其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联性得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加快贸易区内各伙伴国间的经济收敛进程，此外，自由化贸易的形成将带来区内贸易额的暴涨同样有利于区内经济收敛的实现。利用1978年至2011间东亚各大经济体间的自由化贸易历史数据，分析东亚自由化贸易对区际经济收敛的影响：一方面东亚各经济体总体强势增长，俱乐部收敛特征显著，而在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间尤为明显，贸易的自由化对于经济收敛进程也发生了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微观区别东亚各大区域可以发现，东北亚地区加强区际贸易可以积极推动该地区经济收敛，而在东南亚区际贸易与其经济敛散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