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纽约时报》为研究样本，是因为《纽约时报》是美国三大主流报纸之一，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历史记录性报纸，美国人日常资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它在美国政治中极有影响，有着参政议政功能[ 3 ] 。《纽约时报》非常重视对体育新闻的报道，并且专门设有体育版，在报道体育新闻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吸引着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4 ] 。其体育版功能定位明确，并高度重视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 5 ] 。总之，《纽约时报》在美国媒体界具有极高的地位，对体育新闻报道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广泛的读者基础，多样的新闻传播方式及官方对体育新闻的高度重视。

《纽约时报》资料的收集主要是利用“China”、“sports”、“athlete”、“Olympic”为关键词，从EBSCOhost数据库和《纽约时报》官网(http://www.nytimes.com)收集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纽约时报》对中国体育的新闻报道，在剔除重复报道和读者回信后，最终获得有效报道共117篇，其中新闻报道中出现我国体育运动员的文章共有110篇，占总报道数的94%，并以此作为本研究内容分析的样本。

本研究依据话语分析理论。“话语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一。近代话语研究多运用在语言学领域，学者利用‘话语分析’的手段对语言的词汇、句子、段落、篇章进行透彻的分析”[ 6 ] 。“最终奠定流行性‘话语’理论基础的是福柯。在他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 7 ] 。本文通过研究《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句子、段落、篇章的报道，反映其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知，人类的需求共分为五层，只有依次满足了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求后，才能到达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8 ] 。《纽约时报》报道中，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刻苦训练的目的不是追求金牌，追求荣誉，他们是在竭尽所能的完善自己，以期达到自己内心精神的升华。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带伤顽强训练却是只为追求名利。两者运动员形象完全相反。

《Chinese Athletes Say No to the System》一文中报道“6月，李娜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冠军，成为第一个亚洲地区赢得大满贯赛事的人。为了奖励她，湖北省委，省政府给了她价值92,000的奖品并提供她在政府工作，她拒绝了，说她要专注于打网球”[ 9 ] 。将功名弃之如敝屣，坚持自己的网球梦。

而《纽约时报》在报道中通过两个方面的描述展现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一是运动员常年带病训练、过度训练。“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运动员迫于国家体育系统和商业财富的诱惑，中国运动员正在接近和超越他们自己的极限，导致一些威胁他们健康的风险去追求民族的荣耀”[ 10 ] 。如跳水运动员胡佳“2005年在训练时视网膜脱落，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两个月之际，胡佳因训练和比赛导致另一个视网膜也受伤了，胡佳说：‘北京奥运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巨大的荣耀，我将竭尽全力去夺取一个金牌，除非我的眼睛真的瞎了’”[ 9 ] 。二是运动员在参加比赛过程中有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如我国体操运动员何可欣、江钰源，“在线记录列出中国体操运动员和他们的年龄，被发布在中国官方网站上，中国官方新闻媒体也列出了年龄。然而，似乎与护照信息相矛盾，表明何和江可能是14岁——低于奥运最低年龄两年”[ 11 ] 。一系列的兴奋剂丑闻使中国体育体制伤痕累累。马家军“在2000年奥运会上六名队员退出比赛，一些被发现高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血液重组红细胞生成素，也被称之为EPO”[ 10 ] 。于洋、王晓理因在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上消极比赛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违背了体育道德、奥林匹克精神[ 12 ] 。

《纽约时报》报道显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注重对文化知识的追求，接受过高等院校的教育。如李娜曾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并且英语学习的很好。“她曾经两年放弃比赛，在2004年归队前在一所中国大学学习新闻专业[ 13 ] ”。

而在举国体制下只注重对运动员运动成绩的追求，并不重视对运动员文化的教育。马鹏鹏，邯郸省队赛艇运动员，她说在她所在城市的体育学校“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书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金牌”[ 14 ] 。举重运动员周春兰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 14 ] 赛艇冠军杨文军也曾感慨道“作为一个孩子，除了运动我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我有我自己的梦想，但实现它是非常困难的。我没有基础，让它们变成现实”[ 14 ] 。

《纽约时报》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描述成爱国志士和具有公益心的爱心人士，这些品质都集中体现在了我国篮球运动员姚明身上。参加北京奥运会是姚明的一个重要的职业梦想。姚明说“我希望奥运会将从明天开始，我真的希望。我不能等待了，我感到非常自豪”[ 15 ] 。“如果你在北京夜晚充满雾霾的竞技场，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姚明回来比赛。在资本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中国”[ 16 ] 。“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姚明承诺永远不会再吃中国的鱼翅，引起人们对鲨鱼的关注”[ 17 ] 。2008年5月中国遭受毁灭性的地震后，“姚明通过他的基金会捐赠了200万美元，帮助重建四川”[ 18 ] 。

《纽约时报》还关注到我国退役运动员生存情况，运动员退役后基本都无社会生存能力。如女子举重冠军陈晓敏说“一旦你赢得世界冠军，你可以去大学免费，或工作，或成为官员。如果你没有，你得到的只会是受伤的身体。没有文凭，没有工作，没有能力” [ 19 ] 。“运动员艾冬梅，前北京马拉松赛冠军，在大街上卖爆米花和服装。邹春兰，前全国冠军的举重运动员，在澡堂擦洗后背，后来全国妇联帮她开一家洗衣店”[ 14 ] 。报道中表面是在讲述我国运动员退役生活的不易，实则是对我国举国体制的抨击，抨击我国没有帮助运动员规划好人生道路，没有传授运动员除体育外社会生存的技能，抨击我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体系的不完善。

我们将《纽约时报》对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形象和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形象进行对比发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向正面，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向负面(见图1)。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努力训练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爱心，有奉献精神；而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常年带病、过度和极端训练，为了获取名利和荣誉，在比赛中做出违背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且从未受过教育，导致退役后没有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总体来说，《纽约时报》将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塑造具有美国特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是被国家所控制为了达到其政治意图、文化传播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