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提示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既可能发挥中介作用，也可能发挥调节作用。为了探明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关系中的角色，以自尊量表、自我和谐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30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应对倾向作为中介变量部分中介自尊与自我和谐间的关系；2) 作为调节变量，积极应对倾向个体的自尊能正向预测自我和谐，消极应对倾向个体的自尊不能预测自我和谐。结论：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既发挥中介作用，又发挥调节作用。
Previous researches hinted that the role of coping tendency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might be both a mediator and a moderato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ping tendency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306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Scale (SCCS)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s Questionnaire (SCSQ).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when coping tendency played as a mediator, self-esteem partly influenced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tendency; 2) when it played as a moderator, self- esteem of individuals with positive coping tendency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while self-esteem of individuals with negative coping tendency could not predict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Conclusions: Coping tendency functioned as both a mediator and a moderator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王明月，刘凯歌，毕重增*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Email: mingyuewang827@163.com, liubestsong@sina.com, *beech@swu.edu.cn
收稿日期：2015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15年4月7日；发布日期：2015年4月10日
以往研究提示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既可能发挥中介作用，也可能发挥调节作用。为了探明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关系中的角色，以自尊量表、自我和谐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30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应对倾向作为中介变量部分中介自尊与自我和谐间的关系；2) 作为调节变量，积极应对倾向个体的自尊能正向预测自我和谐，消极应对倾向个体的自尊不能预测自我和谐。结论：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既发挥中介作用，又发挥调节作用。
关键词 :自尊，自我和谐，应对倾向，中介，调节
自我和谐是指自我内部的协调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它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红，王登峰，2007) 。研究发现自尊影响着自我和谐，高自尊个体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刻板性低，自我灵活性高 (顾水云，李建明，江滟，张瑶瑶，2011；蒋灿，阮昆良，2006；胡军生，李长庚，王登峰，2006；苏娟娟，连榕，2004) 。个体的应对方式也影响着自我和谐，自责、幻想等消极应对方式负向预测自我和谐，解决问题则能正向预测自我和谐 (刘婧，史慧颖，2013；李小玲，2014；贺豪振，陈传锋，童天盛，叶贤，2008；彭虎军，2007；李志凯，2006) 。而研究指出应对方式的选择受到自尊的影响，高自尊者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低自尊者则更多选择消极、着重情绪的、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孙配贞，余祖伟，2014；李玲，2014；井世洁，2010；岑延远，郑雪，2005a；岑延远，郑雪，2005b；D’Zurilla，Chang & Sanna，2003；陈红，黄希庭，郭成，2002；Mullis & Chapman,2000；Boey，1999) 。即应对倾向可能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自尊通过应对倾向影响自我和谐。
然而，有关强迫症的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虽然具有较高的自尊，但却有较低的自我和谐水平，且他们的自尊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显著正相关 (韩康玲，刘琳，2006；李玉娥，曾昭祥，2005；闫俊，崔玉华，2004) ，这与以正常人群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不同，即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中介变量。非正常的状态(强迫症)改变了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处于中间作用机制的应对倾向很可能也会改变其作用：对于积极应对倾向而言，自尊能够正向预测自我和谐；对于消极应对倾向而言，自尊对自我和谐的预测作用则可能变弱甚至改变方向。也就是说，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也可能充当调节的角色。
那么，三者关系究竟如何，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发挥怎样的功能?该研究即针对应对倾向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展开，探讨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之间的作用，考察应对倾向的作用机制。
以性别和年级分层，而后进行方便取样，发放问卷360份，剔除未填写项目过多和均选择同一选项的被试，最终保留有效被试本科生306人。其中男生151人，女生155人；大一75人，大二77人，大三77人，大四77人。
自尊量表(SES) (Rosenberg，1965；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包括10个项目，采用四级评分，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记为4~1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次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是0.85。
自我和谐量表(SCCS) (王登峰，1994) 。包括35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5分。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和“自我的刻板性”分量表各项目反向记分，与“自我的灵活性”分量表得分相加求得均值，分值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高。本次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是0.81。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解亚宁，1998) 。包括20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不采取”记1分，“偶尔采取”记2分，“有时采取”记3分，“经常采取”记4分。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研究中将积极应对维度的均值减去消极应对维度的均值，得到应对倾向，应对倾向大于0为积极应对倾向，小于0则为消极应对倾向。本次研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是0.73，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是0.70。
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检验。
其中，本研究主要进行了中介作用检验和调节作用检验。
按照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和刘红云(2004) 的建议，中介作用检验分为三步。设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M为中介变量。第一步以X为自变量、以Y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设回归系数为c；第二步以X为自变量、以M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设回归系数为a；第三步以X、M为自变量，以Y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设X和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c’和b。第一步中若c显著，继续第二步，否则停止分析；第二步的a和第三步的b如果都显著，则看c’是否显著，显著则说明中介变量M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不显著则表明M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若a、b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做Sobel检验，结果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否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
调节作用检验中，根据 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2005) 的建议，如果调节变量(W)是类别变量，则以其取值分组，做Y对X的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系数的差异显著，则说明调节效应显著。以比较两个回归系数的差异为例，可将W设置为哑变量Wd，令其中一个类别取值为1，另一个为0，并计算新变量“Wd × X” = Wd × X，再以Wd、X、Wd × 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如果Wd × X的回归系数显著，则说明两个回归系数差异显著，调节效应存在。
考察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应对倾向的中介作用在总效应中占14.3%。如表1所示。
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考察不同应对倾向组自尊对自我和谐的预测。结果表明，积极应对倾向组271名被试的自尊(3.17 ± 0.39)显著高于消极应对倾向组29名被试的自尊(2.91 ± 0.44)，F(1, 298) = 11.51，p < 0.01，η2 = 0.04。消极应对倾向组个体的自尊水平不能预测自我和谐；而积极应对倾向组的自尊能够预测自我和谐(见表2)。
由于两组的样本量差异较大，根据 温忠麟等(2005) 的建议，对两组被试的回归系数进行差异检验。设“消极应对倾向”为哑变量，令消极应对倾向 = 1，积极应对倾向 = 0，“消极应对倾向 × 自尊” = 消极应对倾向 × 自尊，将消极应对倾向、自尊、消极应对倾向×自尊作为自变量，自我和谐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两组回归系数差异显著，表明应对倾向的调节效应是可信的。
为了探明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的作用，分别对其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自尊既能直接影响自我和谐，也能通过应对倾向间接影响自我和谐。同时，应对倾向对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有积极应对倾向的个体的自尊能预测自我和谐，而具有消极应对倾向的个体的自尊不能预测自我和谐。
应对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应对倾向对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自尊可以正向预测自我和谐，个体自尊越高，对自己的无条件接纳和对世界施加影响的掌控感越强 (布朗，2004) ，往往越能过滤掉不一致的外部经验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自我概念间的和谐一致。另一方面，自尊影响
| 因变量 | 自变量 | 调整R2 | F | B | SE | β | t | |
|---|---|---|---|---|---|---|---|---|
| 第一步 | 自我和谐 | 自尊 | 0.29 | 123.69*** | 0.44 | 0.04 | 0.54 | 11.12*** |
| 第二步 | 应对倾向 | 自尊 | 0.09 | 31.07*** | 0.43 | 0.08 | 0.31 | 5.57*** |
| 第三步 | 自我和谐 | 自尊 | 0.34 | 79.25*** | 0.38 | 0.04 | 0.46 | 9.40*** |
| 应对倾向 | 0.15 | 0.03 | 0.25 | 5.14*** |
表1. 应对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 分组 | R2 | 调整R2 | F | B | SE | β | t |
|---|---|---|---|---|---|---|---|
| 消极应对倾向组 | 0.06 | 0.03 | 1.73 | 0.17 | 0.13 | 0.25 | 1.32 |
| 积极应对倾向组 | 0.30 | 0.30 | 114.98*** | 0.45 | 0.04 | 0.55 | 10.72*** |
表2. 不同应对倾向组的自尊对自我和谐的预测
| 自变量 | R2 | 调整R2 | F | B | SE | β | t |
|---|---|---|---|---|---|---|---|
| 消极应对倾向 | 0.32 | 0.32 | 46.69*** | 0.67 | 0.37 | 0.61 | 1.82 |
| 自尊 | 0.45 | 0.04 | 0.55 | 10.63*** | |||
| 消极应对倾向 × 自尊 | -0.28 | 0.12 | −0.75 | −2.27* |
表3. 回归系数差异检验
个体的应对倾向，自尊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积极、成熟的、着重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而更不容易选择消极、不成熟的、着重情绪的应对方式 (孙配贞，余祖伟，2014；李玲，2014；井世洁，2010；岑延远，郑雪，2005a；岑延远，郑雪，2005b；D’Zurilla，Chang & Sanna，2003；陈红，黄希庭，郭成，2002；Mullis & Chapman，2000；Boey，1999) 。 D’Zurilla，Chang和Sanna 认为从发展角度来看，低自尊作为一种形成于个体早期的不良人格特征，促进日常生活中消极问题取向的发展，并降低个体积极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D’Zurilla, Chang, & Sanna, 2003) 。而高自尊则对积极问题解决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并降低个体采取消极问题取向的可能性。自尊通过应对倾向对自我和谐产生影响。
应对倾向调节着自尊与自我和谐之间的关系，自尊对自我和谐的预测是有条件的，受到应对倾向的影响。消极应对倾向个体的自尊水平明显低于积极应对倾向个体，他们的自尊对自我和谐没有预测作用，而积极应对倾向个体的自尊则能够预测其自我和谐水平。表明积极应对倾向能够保障自尊对自我和谐的积极作用，而消极应对倾向则使得自尊对自我和谐没有明显作用。自尊对自我和谐的影响受到不同应对倾向的影响，这为以往对正常人群与病态人群自尊和自我和谐关系研究结果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能解释。消极应对倾向与自我和谐负相关(r = −0.35)，消极应对倾向降低甚至消除自尊对自我和谐的预测作用，表明从健康人群到病态人群，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受到应对倾向的影响。
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不但起部分中介作用，还起调节作用，这对于自尊与自我和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影响自尊与自我和谐之间关系的因素有多种，应对倾向只是其中之一。同时，消极应对倾向组的被试量只占总被试量的10%左右，所得结果可能不够稳定，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量来增加消极应对倾向组的被试量，以获得更为稳定的结果。
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中既起到中介作用，也起到调节作用：
1) 自尊既可以直接影响自我和谐，也可以通过应对倾向对自我和谐产生间接影响；
2) 自尊与自我和谐的关系受到应对倾向的调节：具有积极应对倾向的个体，自尊能够正向预测自我和谐；具有消极应对倾向的个体，自尊不能预测自我和谐。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批准号：14SKB007)。
王明月,刘凯歌,毕重增, (2015) 应对倾向在自尊与自我和谐关系中的作用：中介还是调节?The Role of Coping Tendency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elf Consistency & Congruence: Mediator or Moderator?. 心理学进展,04,221-226. doi: 10.12677/AP.2015.54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