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翠华

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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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年1月8日；录用日期：2015年1月23日；发布日期：2015年1月30日

通过综合修辞–认知方法分析《女勇士》中的不可靠叙事，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隐含作者世界观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异，理解作者的修辞意图；另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读者或批评家的世界模式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距，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味，廓清种种误读。

关键词 :不可靠叙事，修辞–认知方法，误读

汤亭亭的《女勇士》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华裔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生活现实。小说中的不可靠因素十分明显，因而也形成了一些阅读障碍，甚至造成误读。例如第一章《无名女子》讲述的是华裔女孩在中国老家的姑姑的故事，她的丈夫婚后远走异国他乡杳无音信，她和其他人怀孕而后又被村民逼迫致死。死后家人忌讳提起她，集体想要把她忘却。而故事的叙述者却要通过自己的再叙述为姑姑申冤。小说中这个故事的叙述有好几个版本：“母亲”的叙述，几个年龄阶段的“我”的叙述。这些叙述间明显有自相矛盾和不可靠因素。小说第二章《白虎山学道》讲述了“我”循着“母亲”所讲的女侠士的故事，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深山学艺，学成后替父从军，伸张正义。叙述中已有文字暗示显示这是一个半睡半醒状态的一个朦胧的想象，具有不可靠性。另外，小说中花木兰的故事和读者已有范式形成巨大的差异，因而不可靠因素十分明显。

《女勇士》获得读者广泛的赞誉，与此同时，小说也被认为歪曲并误导性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和文化故事，因而引起华人(同时也包括亚裔)广泛的争议。“有些批评家认为，汤亭亭‘夸大’了中国父权统治的力量，从而使中国社会有厌恶女性之嫌，致使西方读者觉得中国文化缺乏伦理道德。还有人觉得，汤亭亭用以表现中国文化的方式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1 ] 。最尖锐的反对呼声来自于赵建秀，他认为“汤亭亭力图使美国华裔文学女性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他指责汤亭亭是陈腐的美国华裔形象模式的“黄种代言人”，并将汤亭亭以及黄玉雪和谭恩美等华人女作家称之为‘敌人’”[ 1 ] 。

争论的焦点是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故事的改写和重构。赵建秀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不能歪曲、改写中国文化，然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小说中的一些不可靠叙事因素，没有从整体上体会作者的修辞意图和叙事设计，有的时候甚至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从而形成了误读。

上个世纪60年代，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事：“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¹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2 ] 。

布斯的修辞性叙事理论强调以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来判断叙述者可靠与否，主要关注的是作者通过叙事者和人物与读者交流的种种技巧，影响控制读者的种种手段。

20世纪80、90年代，认知叙事学的崛起打破了修辞方法在不可靠叙事这一课题上一统天下的局势。认知叙事学家A·纽宁则强调以读者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来判断叙述者可靠与否。在A·纽宁看来，不可靠叙述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批评家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即叙述者‘同什么比较，才变得不可靠”[ 3 ] 。修辞叙事学家拿叙述者同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相比较，而认知叙事学家则是拿叙述者同真实读者的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各有自己理论的阐释盲点，一方不可能完全替代另外一方，所以后来有些叙事学家开始尝试“认知–修辞”综合方法。丹麦叙事学家佩尔·克罗格·汉森在整合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间不可靠性、文本外不可靠性。

下文旨在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隐含作者世界观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异，理解作者的修辞意图；另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读者或批评家的世界模式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距，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味。

《女勇士》的作者是汤亭亭，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不可忽视，但是小说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二代华裔的生存经历，这些经历不应该完全等同于作者的经历，或者说，这是“隐含作者”的经历；小说所描述的是一个华裔小女孩在成长不同阶段的不同经历和记忆，小说主要的叙述者有“我”、“母亲”，“我”还可以分为现在的“我”和儿时的“我”，所以故事叙述者不完全等同于“隐含作者”。

以修辞方法来检验，会发现故事叙事者的思维范式和“隐含作者”的思维范式之间的差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小说第一章姑姑的故事叙述者风格各异，多数和“隐含作者”的思维范式明显不同，因而都是不可靠叙事。再如小说的第三章节关于母亲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故事，它的叙述者，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母亲的直接引述。“母亲”的叙述大多时候是可靠的，然而她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在学医的时候一人英勇斗“鬼”的故事。“鬼”在母亲心目中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在“隐含作者”的眼里不过是母亲内心恐惧的外化。这一不可靠叙事中唯一真实的信息是母亲是个勇敢的母亲，能够给她的孩子们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不可靠叙事主要检验的是真实读者的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和叙述者思维范式之间的差异。小说的读者群主要有华裔(亚裔)读者，中国读者和美国主流读者。小说描述的重心是第二代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交织着纷繁复杂的中国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故事。无论是对哪一个读者群而言，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都是基本可靠的，小说最主要是对处于夹缝中的“我”的成长经历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可靠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可靠性，才能使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可以说，可靠性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基础。西方故事在小说中并不多见，但每次出现也都有明显的改编痕迹，所以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也是不可靠的。例如花木兰故事中交织的小白兔舍身跳入篝火中类似于《爱丽丝漫游仙境记》中的小白兔情节，但又交织了东方佛教文化的施舍精神。

佩尔·克罗格·汉森为了综合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曾经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间不可靠性、文本外不可靠性。

“叙述内不可靠性是指不可靠叙述的经典定义，即不可靠性为很多的话语符号所建构和支撑。凯瑟琳·沃尔称之为“声音”，即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地方的插话和评论，以及一些没有解决的自我矛盾的地方”[ 4 ] 。例如小说第二章的花木兰的故事，文本中有暗示显示这其实是一个想象。例如讲述花木兰的故事前故意模糊梦和现实的分界线：“我母亲还讲述一些女剑客经年累月穿密林过宫殿的故事。一晚又一晚，母亲总要讲到我们睡着为止。我搞不清楚故事在何处结束，梦从何时开始”[ 5 ] 。花木兰的故事刚一结束，叙述者就说：“我在美国的生活真令人失望”[ 5 ] ，暗示之前不过是由于“我”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一场天马行空的想象。再如最后一章“我”的“疯子”叙事，文本中也有暗示。“我”处在两种文化的困境中，太多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我”怀疑母亲剪了我舌头上的筋，“我”第一次进幼儿园不得不说英语的时候，我只有以沉默来对抗。“我”不理解父母的所作所为，“我”以为每家都得有个疯女人，而“我”就是我们家的疯子。“我的确一天一天地变得古怪了。我走路有点跛了。而且当然，我患的那莫名其妙的病，很可能仍处在潜伏期，而且可能会传染”[ 5 ] 。这里的叙述让读者感觉到叙述者越来越迷惘的状态，但是读者对照前文很显然会把它归类为不可靠叙事。

叙述间不可靠指的是“叙述间不可靠性是指一个叙述者所报道的事件与另一个或其他几个叙述者所报道事件相反的情况”[ 4 ] 。例如之前所提到的姑姑的故事，几个文本的相互矛盾显示这个故事的不可靠性。再如，姑姑月兰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看似可靠，然而小说下一章的开头却又通过弟弟的口述把它全盘否定掉。

“叙述内不可靠性和叙述间不可靠性之间也存在一定相似性，即两者都是基于可被察觉的、相互冲突的文本因素。因此，它们又都可以被看成是文本内的关系”[ 4 ] 。文本间不可靠性的存在基础是明显的人物类型或思维范式，这些人物或思维范式凭借自己先前的存在、塑型，或文本之外的内容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至自己的不可靠性上。

“文本外的(不可靠)变体所指的不可靠性依赖于读者直接在文本世界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 [ 4 ] 。例如小说中多次涉及到的中国经典故事往往和读者心目中的已有范式形成对照。

上文综合阐述了小说中的不可靠叙事，但是没有涉及到如何理解这些叙事的修辞学和认知学意义，后文将以无名姑姑的故事和花木兰的故事为例具体分析。

《女勇士》的主要叙述者是“我”，包括成长中的“我”和现在的“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叙述者是“母亲”。“母亲”的叙述有的时候是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的，有的时候“母亲”的叙述是隐含在女儿叙述故事之中的隐性文本。

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事：“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任何人。在中国，你爸爸有个自杀身亡的妹妹，她跳进了我家的水井里。我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 5 ] 。叙述者母亲告诉女儿不要将这个故事告诉别人，而女儿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重述无名姑姑的故事，为她鸣冤。

母亲的叙述主要目的是警示女儿，而听过故事几十年后的女儿则提出了众多的猜测、思考、评说、反讽与质疑，她以完全不同的语气叙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关于姑姑的故事。童年的“我”想象有可能姑姑是强奸的牺牲品；青春期的“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描述了一个思想开放的姑姑，她爱打扮，崇尚爱情自由，怀孕后为了保护爱人不受伤害，坚决不说出他的名字，最后为了爱情独自牺牲自己；成年的“我”不愿意参加父母亲戚对姑姑的惩罚，违背母亲的告诫，“舍得为她破费纸张”叙述她的故事。

修辞学方法强调以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来判断叙述者可靠与否，其着重点在于透过故事叙事者的思维范式和“隐含作者”的思维范式之间的差异，看出作者的修辞意图。这里的不同叙述只有成年的“我”的叙述版本和“隐含作者”大体一致，而其他两个版本显然都是不可靠的。再从认知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显存在叙述间不可靠的因素。作者刻意将这几种不同的叙述并列在一起，用不同的叙事版本抵消、重构带有浓烈男性中心视角的原故事，一方面体现了为姑姑正名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对女性权利的主观诉求。如果对这些版本的叙述者不加区分，不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断章取义地判断故事所传递出来每一个信息都是作者本人思想的原原本本的再现，显然是一种误读。

第二章“白虎山学道”涉及到对中国经典“花木兰”的故事的改写。这个故事的叙述内不可靠因素上文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述，下文将继续从修辞的“隐含作者”和认知的读者预设框架角度分析它的不可靠性。故事的叙述者是童年的“我”，可以从第二章节开头的话中看出来：“当我们中国姑娘听大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长大了不过当当别人的妻子或佣人，那真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当巾帼英雄，女剑客。”[ 5 ] 。而下文正是童年的“我”受母亲讲的“花木兰”的故事鼓舞，而进行的一场酣畅淋漓的想象。所以首先故事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认知方式存在出入，可以确认这是一个不可靠叙述。再者不同的读者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反映并不一致。读者参照已有的关于花木兰故事的知识，也可以判断得出这是一个不可靠叙事。然而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可靠叙事，不同读者的反映也不尽相同。

在阅读花木兰的故事时，赵健秀体验到的是“歪曲”中国传统文化的痛楚，他甚至不无嫉妒地指出“美国华裔作家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美国主流社会在利用她们，特别是那些贪婪、粗鲁的白人读者”[ 6 ] 。而那些能接受这种改编的神话的读者体验到的是种族主义、女性主义、中国文化因素的奇妙糅合，种族矛盾压力下个人的迷惘与成长。

所以，解释这些不可靠叙事有必要结合修辞与认知两种方法之所长，从而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通过修辞方法来解码作品中的不可靠叙事可以对照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差异，了解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和性格和人物形象，从而了解作品的主题意义；通过认知方法则可以揭示出不同读者的不同阐释框架或阅读假设，并说明为何对同样的文本现象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阐释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味。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项目：1F14305104。

莫翠华, (2014) 基于修辞–认知方法分析《女勇士》的不可靠叙事A Rhetorical-Cognitive Analysi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The Woman Warrior. 世界文学研究,04,47-51. doi: 10.12677/WLS.2014.2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