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的《项狄传》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公认的奇书，书中对传统叙事习惯的大胆打破、对庸俗甚至猥亵语言的运用等，挑衅了传统小说写作模式，挑起了人们的阅读好奇心，从而挑战了文学写作的思路。“离题”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小说一开头，老项狄夫妇俩在行房的紧要关头妻子问丈夫是否为钟表上了发条。大儿子博比的死讯传来，老项狄和托比叔叔却就“走”字的含义东拉西扯，最后竟说到老项狄想要一匹骏马却得到一头丑骡子的事情。在1卷21章托比叔叔举起手中的烟斗正要讲话，故事却突然岔开，一直到2卷6章他的话才被允许讲出来。

历来学者认为，这种离题的手法是斯特恩对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观念联系”说(association of ideas)的巧妙运用。证据之一就是斯特恩在小说中由衷地表达了对洛克及其理论的尊敬。例如1卷4章，作者称洛克为“如圣人般睿智的洛克”(sagacious Locke)，明确点出“洛克认为，观念的奇怪组合所导致的乖离行为比任何其它偏见引起的要多^{[ 1 ]}。”在2卷2章，斯特恩“化身”为小说的主人公特里斯舛，问读者“是否读过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紧接着就对洛克书中的2卷29章3节作出详尽阐释^{[ 1 ]}。极少做注释的斯特恩在小说3卷18章提醒大家老项狄关于时间的讨论需要参看洛克(*Vide Locke)，那两段的论述主要是关于《人类理解论》2卷14章3、4、9、19节的内容^{[ 1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斯特恩对洛克作品的熟悉和尊敬，尤其是洛克思想中关于人类理解和观念联系方面的学说。因此历来学者都对斯特恩受到洛克思想正面影响的观点持肯定态度。斯特恩传记权威作家克罗斯(Wilbur L. Cross)写道，斯特恩对洛克赞誉极高，斯特恩本人在大学时非常厌恶逻辑和形而上学的课程，因此，当他读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时，惊喜地认识到洛克才是那个“真正明白人脑观念运作的人”，而那本书也成了斯特恩的终生伴侣，“并成了斯特恩大部分思想的主要来源^{[ 2 ]}”。著名作家及词典编纂家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论述斯特恩条目时，对他在大学期间所受的学术影响，只提到了洛克一人，认为后者“邂逅并拥抱了洛克的哲学^{[ 3 ]}”。著名评论家沃克(James Aiken Work)在1940年为奥德赛版的《项狄传》写了洋洋洒洒60多页的序言，认为，全盘考察斯特恩的作品，可以发现其思想和风格浸透了洛克的影响^{[ 4 ]}。

或许正是因为洛克对斯特恩的影响似乎是过于明显而无需阐释，历来学者都把它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实，从而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国内在很长时间内把斯特恩和《项狄传》排除在主流作家之外，在论述时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语焉不详。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有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前11年已经目睹了我国《项狄传》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荣^{[ 5 ]}”。黄梅从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学传统的角度，分析斯特恩的叙事试验和文本游戏，认为小说中自由不羁的笔法反映了小说在18世纪作为尚未定型的文类所拥有的巨大的可塑性和相对宽阔的空间^{[ 6 ]}。李维屏等认为《项狄传》中小说材料的移位和章节的措置是作者有意安排和精心设计的结果，小说作者首次打破以钟表时间为顺序的小说模式，将情节与实践的安排建立在一种蛛网状结构之上^{[ 7 ]}。刘戈认为《项狄传》的现实主义创作基调和道德关怀与18世纪英国小说传统关系密切，小说并没有背离时代传统^{[ 8 ]}。颜静兰认为斯特恩作品的“凌乱”情节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纷乱无序，渴望让读者摆脱故事情节来获取阅读乐趣^{[ 9 ]}。杜维平认为《项狄传》中有两个宗教主题：忍耐和爱，暗含了同加尔文教的对立，反映了斯特恩一贯坚持的英国国教立场^{[ 10 ]}。宋建福认为《项狄传》在小说技巧的主要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明显具有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本质特征^{[ 11 ]}。综观国内对斯特恩和《项狄传》的研究，学者们与国外学者一样，虽然各自研究角度有异，但都认为洛克的“观念联系”学说对斯特恩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么是偶然提及，要么就视为当然。

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挑战。

美国卡罗拉多大学教授卡什(Arthur H. Cash)在1955年发表了一篇“《项狄传》中的洛克式心理学”的文章，提出了《项狄传》中起作用的不是“观念联系”而是“观念串联”(train of ideas)的观点。一般认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2卷33章是斯特恩写作《项狄传》的主要认识论基础。而此文作者认为，此一章只不过是洛克在本书第4版出版时附加的“行文混乱的事后之思”(ill-developed after thought)，洛克虽然是第一个说出“观念联系”的人，但这个概念在洛克“粗糙但有本体价值的心理学说”体系中并不重要^{[ 12 ]}。洛克并没有意识到习惯和联系之间的相似性。洛克提出“观念联系”只不过是要指出人类思维中的一个缺点，它妨碍自然理性，是一种导致荒谬、无知和失误的错误原则^{[ 12 ]}。他指出《项狄传》的真正根源是洛克的经验主义，知识的原始材料就是经验，经验是艺术家的刺激物，经验和对个体产生的效果将导致艺术表现。此外，洛克的注意在于思维的动态性^{[ 12 ]}。洛克虽然没有给自己经验主义认识论引起的心理学说下过定义，但此文作者认为，应该称之为“关联串联心理学”。“观念联系”是观念的先前经验在相关顺序中的结果。而洛克重视的是连续观念串的存在^{[ 12 ]}。作者举例说，在《项狄传》中特里斯舛好几次用观念“串”(train)、“链”(chain)和“连续”(succession)来描述他自己或他人的思想。斯特恩理解的洛克的观念是，思维是难以捕捉的观念的不断流动，因此叙述者特里斯舛的思维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主题上，据此，“观念串连”理论可以为《项狄传》中的离题手法提供合理的解释^{[ 12 ]}。概括言之，卡什认为，洛克的心理学说为斯特恩提供了一个喜剧辅助设备，但并不是《项狄传》的组织原则。相反，小说中的有机意识流叙述来自洛克的经验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关的概念串联心理才是特里斯舛思维和“离题手法”的根源所在^{[ 12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赞同。

那么“观念联系”和“观念串联”到底有什么区别？洛克到底是持哪种态度？斯特恩又到底是如何运用洛克的理论的？

所有问题都指向《人类理解论》2卷33章，那么我们就用新批评派主张的“文本细读”法来对题为“关于观念的联系”的一章进行详细解读。

洛克认为我们都能在他人的意见、推论和行动中，看出奇特或诞妄之处，即与理性相悖。我们会用理性的权威来鲁莽地鄙弃这种奇特怪异的行为或想法，即使我们自身的教条或行为可能更不合理。这种反理性并不全是由于自爱或者教育造成。洛克认为与理性的这种相反可以称之为疯狂(madness)。虽然偶尔或特殊情况下的疯狂不可避免，但如果一个人在所有的时刻都做与理性相反的举动，则应该被送进疯人院。既然人人都难以避免这种疯狂，就不妨给它安上恰当的名称，以便人们见怪不怪，从而防止或缓和它对社会和认识的影响。洛克继续论述说，这种非理性是由各种观念的错误联系而引起的(from a wrong connection of ideas)。洛克承认，观念的联系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应和和联系，还有一种是由于机会和习惯(chance or custom)造成的。一些本身并不相关的观念，由于机会或习惯联系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它们经常成双成对出现，一个刚出现在脑海中，另一个伙伴(associate)会及时出现。如果有超过两个的观念，这些观念会形成团体，集体出现。这些观念的连续要么是自愿进行，要么是偶然凑成，因此人各不同。习惯在理解方面会确定其思想的路径。这些似乎都是元质的运动序列(trains of motions in the animal spirits)所导致。洛克以音乐家为例，说某个音乐家要是听惯了某个调子，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脑海中会不由自主想起接下来的曲子。或者他在弹钢琴时，弹完第一个音符时，手指会自动地往下弹下面的音符。这些观念产生的本质原因是否是元质(animal spirits)的运动，还不能确定，但它确实对理解智力习惯有用。洛克指出一些反感(some antipathies)也是观念联系的结果之一。这些观念起初是偶然联系起来的，后来要么是第一印象力量大，要么是后来的任其想象。总之，后来就把不相干的观念联系起来了，甚至产生了反感。例如一个小时候吃蜂蜜过多的人，长大后看到蜂蜜就会呕吐。洛克提醒我们在教育年轻人时，要注意防止他们有不适当的观念联系，因为父母一般会关注身体康健方面的观念联系，但是思维观念的联系就很少被人注意。观念错误地联系会导致人的行为、推理变得牵强、乖错。洛克举例说，鬼魂、幽灵与黑暗本身没有真正的联系，但如果一个孩子小时候经常被女仆灌输这些观念，那么他长大后必然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又比如，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弄伤，会念念不忘，因此伤痛的观念和另一个人的观念会粘合在一起。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人目睹朋友在某个房间去世，以后他看见或想到这个房子，痛苦就会随之而来。洛克接着指出时间能治愈思维中的一些纷乱，而理性却不能。我们头脑中的观念，一旦出现，就会依据自身本质和环境来运转。理性无法解除一旦确立起来的联系。在某些情形下，理性纵容准确无误，却对痛苦的解除无能为力。例如父母对孩子去世的痛苦感受。例如，一个人接受了一次特别痛苦的手术而痊愈，虽然对实施手术的人很感激，却难于面对他，因为在患者头脑中痛苦和实施手术的观念联系起来了。又比如，孩子把受教育时受的苦楚归因于书本，所以阅读变成了折磨；某人在某种情况下为他人所胜，虽然某人在许多其它方面胜过他人，但一旦相处在一起，某人就不禁有自卑感；某人喜欢在放置有一个大箱子的房间里跳舞，久而久之，如果他在别的房间跳舞，就不会跳得很好，除非也在那个房间里放置一个大箱子。洛克还认为联系对智力习惯有影响。通过联系形成的智力习惯和缺点尽管不易被觉察，但其实更常见，也更有力。一些互不相关的独立观念，通过教育、习惯和不断宣传，在头脑中集合在一块，难以分开，有时这些观念的集合就像一个观念一样，也像一个观念那样运转。观念跟语言之间关系密切，抽象概念和普通语词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知识因此产生^{[ 13 ]}。

总结洛克在这一章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他把非理性看做是一种疯狂，这种疯狂产生的原因是观念的错误联系。联系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应和，一种是机会或习惯造成。自然的联系无可厚非，但由于习惯或偶然造成的联系就要谨慎对待，尤其不能让年轻人产生错误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作为理性主义者，洛克反对观念之间错误的联系，他并不反对观念之间的联系。那么《项狄传》中的岔题手法是否反映洛克的这种哲学思想，是否如卡什所言，斯特恩在写作《项狄传》时岔题的手法来源不是“观念联系”，而是“观念串联”呢？

《项狄传》中最典型的三个岔题的例子是：老项狄夫妇在行房时妻子提醒丈夫上发条，托比叔叔举起手中烟斗时的讲话，大儿子博比的死讯引出老项狄一连串的议论。

如果按照小说里叙述的时间推算，特里斯舛是个早产儿。老项狄有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一条备忘录，1718年的3月25日他送大儿子博比去伦敦上学，而“我”(特里斯舛)确定自己是在那个月被怀上的。而根据老项狄的习惯，他会在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和妻子同房。那么具体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在3月上旬。而“我”出生在同年11月5号这天。那么“我”在母亲身体里只呆了八个月。有意思的是，老项狄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要给放在楼梯顶上的大钟上发条，这是他做事一丝不苟、循规蹈矩的结果。于是，在那个夜晚同房时，妻子突然问丈夫，亲爱的，你给大钟上发条了吗？“我”的父亲惊呼一声，老天，同时把声音压低说，自古以来，哪有女人用这么愚蠢的问题来打断男人的^{[ 1 ]}？这样一个细节虽然内容很短，却意义重大，因为打断房事影响受孕，使“特里斯舛的不幸早在出世的9个月前就开始了^{[ 1 ]}。”可以说后面一连串的不幸由此开始：出生时被蹩脚的乡村医生夹断鼻子，很小的时候由于女仆的粗心命根子被砸伤等。

这个例子很明显地应和了洛克的“观念联系”理论。夫妻行房的观念和给钟上发条的观念本来互不相关，但由于都是老项狄的习惯，所以“习惯”把两者联系了起来。按照洛克的说法来理解这个例子，所谓错误联想，或观念联想，就是一行房事就让妻子想起上钟发条。这也是斯特恩常用的联想游戏(当然这里也有斯特恩的肮脏玩笑，他把拧钟的发条与性交动作做了暗喻)。“习惯”在这次离题的叙述中所起的作用应和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2卷33章5节里的观点，“行房”的观念和“上发条”的观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相关的，但是由于这都是老项狄的习惯，所以在项狄夫人的头脑中联系了起来，而且不可分离。不仅如此，斯特恩还在小说中借特里斯舛之口把洛克的话几乎重新说了一遍。小说第1章说，人无论头脑清楚还是糊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和表现(motions and activity)，以及这些行动和表现被安置的轨道和序列(tracts and trains)，如果一旦开动(set going)，就会近似疯狂地往前走，因为重复踩同样的步伐，很快会踩出一条路，平坦光滑得像花园里的小路，而且一旦习惯了走这条路，就是魔鬼本人也无法把它们从道上撵走^{[ 1 ]}。这一段话与洛克书中第6节的内容非常相近：习惯在理解方面确定思想的路径，在意志方面确定决定的路径，在身体方面确定行动的路径，这些似乎都是元质运动序列(trains of motion)的结果，一旦开动(once set going)，会沿着同样的路走下去，而且由于经常踩踏，会踩出一条光滑的路来，行动会变得容易、自然^{[ 13 ]}。因此可以看出，洛克作为理性主义者反对观念之间错误的联系，认为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会产生糟糕的后果。而特里斯舛生下来就体弱的不幸就在于其母亲不恰当地把两个观念联系起来打断了受孕的正常进行，而这种不恰当的联系又来自于老项狄的习惯。

第二个岔题的例子是《项狄传》“颠覆”了传统小说按照钟表时间顺序的叙事。在1卷21章，楼上闹哄哄的，老项狄和弟弟托比正在聊天，老项狄嫌楼上太吵，觉得自己的谈话都听不见了。这时托比叔叔一边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把烟嘴在左手大拇指的指甲上磕了几下，一边回答“我想——”。托比叔叔的这句“我想——”一直到2卷的第6章才接上，下文是“要不拉一拉铃，把仆人叫过来问一问”。中间数十页的篇幅插入的是：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喜剧情况的描述，英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姑奶奶黛娜的事，用来吹口哨用的乐谱，叔叔在那慕尔战役中的受伤，叔叔买的意大利书等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在评论《项狄传》时说，很明显，这本书中藏着一个神明，它的名字就叫“混乱”(Muddle)^{[ 14 ]}。粗粗看来，似乎就是这样。但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不管中间插入的这些岔题的话离小说叙事的主线有多远，他们都与托比叔叔的性格和形象有关。斯特恩这样写并不是无逻辑线索可言，相反，他以看似散漫离题的写法来半遮半掩地描述托比叔叔这个人物形象和他的故事。那么托比叔叔这个观念又如何与上述那些观念发生联系呢？或者如卡什所言，是一个观念串联到另一个观念呢？

斯特恩在塑造托比叔叔这个人物形象时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和带有主见的判断。例如他认为英国的气候变化多端，导致英国人性格的多样化，这样英国人创造的戏剧就比欧洲大陆的喜剧要好得多。威廉王统治时期的德莱顿是如此，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艾迪生也是如此。而英国自然科学的繁复更是印证了这一点。那么“为帝国繁荣做过贡献”的托比叔叔其性格也理所当然是如此。正是因为托比叔叔性格上的复杂性，因此在对待一些事情时表达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态度。例如，姑奶奶黛娜与马车夫之间的事情是项狄家族一件“辱没家门”的事，老项狄却在男女混杂的场合说这个事，托比叔叔总会情绪激动，因为无比谦和的托比叔叔还视家族荣誉为至关重要^{[ 1 ]}。所以在重要的场合他会反对老项狄的说法或做法，也是小说中更具人情味的形象。托比叔叔不争辩时就会用口哨吹六个小节的《里拉不勒罗》曲子，他喜欢翻译的意大利书籍，对弹道学问痴迷，这是他文雅懂艺术和博学的一面^{[ 1 ]}。虽然喜欢文学艺术，但托比叔叔却并不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乡绅。托比叔叔参加的那慕尔战争，是造成他目前状况的直接原因。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托比叔叔受了伤，伤的地方在“腹股沟处”(即男性生殖器)。这就造成了他敏感、多情的性格。后来瓦德曼寡妇对他有意，听说他受过伤，有一次竟直接问他伤到了什么地方，在随从特里姆下士的解释下，他明白了瓦德曼的意思，而再也不敢有追求爱情之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谦和荣誉”、“文雅博学”、“敏感多情”这些观念都是围绕着“托比叔叔复杂的性格”这个观念，是由中心的这个观念联系或联想(associate with)到了其它的观念。而如果按照卡什的理解，这些观念是一个接着一个串联起来的，则说不通，复杂多变如何能联系到谦和荣誉，文雅博学又如何能一定发展为敏感多情。斯特恩的这种写法还是在洛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观念互相作伴，一个观念的出现，会引起另一个观念的随之出现，而如果有超过两个以上的观念，那么整个团体(gang)会不可分离地一起出现^{[ 13 ]}。”

《项狄传》是如此的一部奇书，其中的人物又是如此奇特，以致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项狄式人物或情节”的说法。当然此书中最项狄式的人物是老项狄—沃尔特∙项狄了。同托比一样，他的性格描绘也是很好的观念联想的例子。他是商人出身，中年归隐乡间，欲做太平绅士。他自有一套人生哲学，包括如何培养后代，妻子在哪里坐月子，哪些博学的哲学先贤值得尊敬，以及如何处理痛苦等。第三个岔题的例子出现在5卷2章，大儿子博比的死讯传来，老项狄正在地图上为大儿子计算从加莱到巴黎再到里昂坐驿车旅游的花销。托比叔叔读信说“他走了”，老项狄就“走”字和弟弟就其歧义而进行了一番争论^{[ 1 ]}。这时项狄府各人的反应各各不同：托比叔叔自言自语，眼中噙满了泪水，声称要为侄子的死负责。老项狄一把把指在地图上的圆规插进纳威尔这个地名上，然后就古代希腊罗马的大哲学家、诗人、神学家、圣经人物等大发议论。女仆苏珊娜一心想着在服丧期间女主人会赏给自己衣服。特里姆下士就此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宣讲一顶帽子的无常性。“我”的母亲到似乎没有特别悲伤，在老项狄谈到苏格拉底时因为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自己有三个可怜的孩子时，冲进房间嚷道：项狄先生，我怎么不知道您还有多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天哪，我倒是少了一个，——父亲说着就站起来走了出去。”这里作者忍不住加入了喜剧成分，即伊丽莎白不懂丈夫的学问，而误以为沃尔特有个非婚生子，私生子(bastard)是英国18世纪社会和文化中的常见议题。这已经到了小说的5卷13章，中间的“岔题”内容长达十几页。

在分析这一段内容时，黄梅认为，“由于对话者各自心目中语境不同而造成阴差阳错的误会，是典型的戏剧情境，与丧子之痛形成无法调和的强烈反差……不能不感受到喜剧和悲剧原来在生活中共生共存^{[ 6 ]}。”确实，无论多悲痛的事，在斯特恩笔下都能被赋予一种游戏性态度，强烈的反差使生活的面目以戏剧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父亲的那句话和行动：“天哪，我倒是少了一个，——父亲说着就站起来走了出去。”，以如此温和、不显痕迹的方式透露了老项狄心中的痛苦，借讨论机智的学问来逃避痛苦还是无法消除痛苦本身。读者不禁会感同身受，甚至一鞠同情之泪。多情、感伤的情绪逐渐酝酿，在《多情客游记》中终于全面爆发。那么“博比的死讯”这个观念与离题千里的以上各个人物作出的反映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与“托比叔叔的烟斗”的例子一样，它们是通过观念联系的方法联系起来的。“博比的死讯”是处于中心的观念，面对这一观念，托比叔叔敏感、多情的性格表露无遗，不仅自责，还眼中噙满泪水，心中满是哀伤。女仆地位低下，生活拮据，对博比之死并无多少同情，所以想到的是女主人会在服丧期间给下人衣服。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所以是“经验”或者“习惯”让女仆这样想。特里姆下士毫无心机，一心侍奉长官托比，因为他比博比大不了多少，所以他的那篇长篇大论的内容就是慨叹人生苦短，变化无常。特里斯舛的母亲文化不高、性格温和呆板，一切循规蹈矩，因此对儿子之死没有表现极大的外在悲哀，反而在丈夫引经据典时因不懂而当真，醋意大发。老项狄的反应最为离题，但其实也最为真切。他拿来议论的哲学家、神学家也好，都对死亡这个主题有过在老项狄看来或精彩或陈腐的论述。这些议论似乎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能是老项狄努力使自己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级转化的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沉溺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斯特恩给他设定的癖好，以塑造一个类似菲尔丁的人物亚当斯牧师那样讨人喜欢的书呆子，并生发悲喜交织的感伤效果。正因为他有书呆子般的单纯，面对突如其来的讯息，他没有想起如何从经济的角度来处理事事情，或马上联想到儿子死亡带来的诸多实际问题。他联想苏格拉底的话无论看似多么离题，但类似的散漫叙述实际都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中心观念，以联想方式展开的，它们像车轮的辐射状结构，而不是接二连三的线性串联结构。

我们也可以说，《项狄传》中藏着另一个神明，它的名字叫“看似混乱，实则有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斯特恩写作《项狄传》的哲学基础应该就是洛克的“观念联系”理论。我们还可以从“观念联系”和“观念串联”两个概念的区别来看问题。如上文所言，association of ideas是观念之间的互相联系，是观念在头脑中通过记忆、形似、习惯等方式相联系。而train of ideas是指观念按照顺序联系，前面一个观念引出后一个观念，如此接二连三。纵观《人类理解论》，洛克一直使用的也是“观念联系”概念。卡什在文中使用的“观念串联”概念，应该是英国另一个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惯用的术语。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和《法之原理》(Elements of Law)这两本书中，分别用train of thoughts和succession of conceptions来进行阐述，从霍布斯本身的文化语境看，这两者就是train of ideas。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认为人在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另一个事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种思想也不会随随便便地联接到另一种思想。原因是所有幻象(fancies)都是我们内在的运动，是感觉运动之后的剩余物。在感觉运动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那些运动，在感觉消失后会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就像桌面上的水，用手指一拨，会随着手指的方向流去^{[ 15 ]}。在《法之原理》一书第一部分的第四章第一、二节，霍布斯认为，人思维中观念的相接或序列可能是随意或不连贯的，比如说在大多数的梦里。但也有可能是非常有秩序的，就像第一个想法引介为第二个想法。这就是思维的叙述(discourse of the mind)。但是因为“叙述”这个词通常是跟连贯或者词的序列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模棱两可，霍布斯将称其为推论(discursion)。一个观念引向另一个观念，之所以会产生连贯性或序列，原因在于感觉在第一次运动中产生的连贯性或序列。例如从圣安德鲁，思维引向圣彼特，因为他们的名字经常在一起被念到，从圣彼特到石头，因为两者经常被联系在一起……如此递接，直至智慧的产生^{[ 16 ]}。概括言之，霍布斯对智慧、语言、感觉、想象的讨论中最关键的核心词是train of ideas。洛克继承了霍布斯关于观念的看法，但并不认为观念是逐一联接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著名文评家卫姆萨特和布鲁克斯认为，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第四版时提出的“观念联系”的主要含义与今日一般人所说的“联想”一词的意义大致相同。洛克对人类经验现象性的坚持，对经验本质性或真实性的抛弃，大大发展了霍布斯的“观念串”学说，这一学说在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和贝克莱(George Berkley, 1685~1753)那里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17 ]}。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项狄传》中离题手法进行实例分析，还是考察“观念联系”和“观念串联”之间的区别，都可以看出，斯特恩在创作《项狄传》时是以洛克的“观念联系”为思想基础的。对于“观念之间有何联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亚里士多德进行过探讨，一直到17、18世纪的英国，其探讨在哲学界、文学界是热烈而卓有成效的，从霍布斯到洛克，从休谟到哈特里，都对这一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独创性的思考，当然，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跟他们所持的哲学观念息息相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文史哲”就如在中国古代一样，是密不可分的。斯特恩虽然以小说家的身份显名于世，他以洛克的思想为基础，用生动的创作为手段，创造了《项狄传》这么一部旷世奇书，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尝试体现洛克的认知哲学，在认知探讨和文学创新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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