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当代核心内涵是：它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 [1] 。朱迪斯・赫尔曼是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她在创伤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贡献。她的著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是创伤研究的经典之作，系统地阐述了创伤理论及其治疗方法。赫尔曼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hyperarousal)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有过创伤经历后，人类求生保命的自卫体系似乎整个启动，并一直保持在高度警戒状态，就好像危险随时会再出现一般；“记忆侵扰”(intrusion)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醒着的时候，受创片段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睡觉时，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他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创伤的恢复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安全，该阶段是整个复原过程的根基，具有必要性。创伤是多元的、综合的，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对创伤症候群给出正确诊断，采取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方法医治；其次应当恢复身体安全感、建立安全的环境对身体的掌控有助于减轻过度警觉与记忆侵扰的症状，环境的安全会为受创者提供精神的避难所。创伤恢复的第二阶段是回顾与哀悼。这一阶段，受创个体的任务是直面受创经历，诉说创伤故事，在言语表达中重建创伤故事、转换创伤记忆，回顾之后的哀悼不可陷入“精神报复”的深渊，而应做到精神层面的彻悟，从而自己主动承担起创伤复原的责任。创伤恢复的第三阶段是恢复与社会的联系，受创个体要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与过往创伤和解，最终完成创伤的解脱 [2] 。

身份认同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大概说来，身份认同分为4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 [3] 。

家庭作为个体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场域，哈姆扎被家庭抛弃的经历，打破了他最初的身份认知框架。哈姆扎在童年时期就被父亲当作抵债的“物品”送给沿海小城的商人，这种原生家庭的抛弃行为，使他在成长的关键时期严重缺乏亲情的滋养。商人将哈姆扎视为“财产”，对其进行利用奴役，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创伤。之后他因不堪忍受如此屈辱的生活而逃跑去参军，他的逃跑行为，不仅是对恶劣生存环境的反抗，更是一种潜意识中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他试图逃离这个被定义为“财产”的身份，去寻找一个能够重新构建自我身份的“天堂”。当被问及父母时，他以“他们住得很远”回应，这并非简单的回避，而是其内心深处对被抛弃事实的一种无奈与迷茫 [4] 。之后他返回家乡寻找家人却无果，这一经历再次强化了他被抛弃的创伤记忆。这种长期的亲情缺失，使他在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充满了孤独感与无助感。在人际交往中，哈姆扎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恐惧。这种矛盾心理源于他在原生家庭中所遭受的创伤，他害怕再次经历被抛弃的痛苦，从而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时设置了重重障碍。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原生家庭的创伤影响下，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难以形成完整、稳定的自我认知。

个体的社会身份是其在社会群体中所获得的身份认知，而这种认知与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以及与他人的互动紧密相连。哈姆扎的参战经历，深刻地展现了战争创伤对其社会身份认同的冲击。

“为了逃离貌似无法忍受的环境，他一时冲动，自愿参了军，但他不知道他现在出卖自己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偿所愿。……但，他还是选择了与他们为伍，选择了逃走。 [5] ”为了逃离当时的困境哈姆扎别无他法唯有参军。

后来，德国与英国的武装力量爆发战争，迫于各方压力，德军开始撤退。撤退途中发生了士兵逃跑事件。军队中的士官长怀疑是哈姆扎煽动士兵逃跑，于是用佩剑朝哈姆扎削去，剑扫在他的髋部，撕开肌肉，直削到骨头 [5] 。哈姆扎的腿部遭受了严重的伤害，身体的残缺成为他战后生活的沉重负担。身体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载体，哈姆扎身体上的残缺限制了他的行动能力，使其无法像战前一样自如地参与社会劳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在社会中的经济角色和功能。他对自身身体能力的怀疑和不自信，不仅源于生理上的创伤，更源于社会对身体健全的潜在期待。在这种情境下，他原有的社会身份中关于正常劳动者的角色认知逐渐崩塌，陷入了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迷茫。

除了身体上的残缺，哈姆扎还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一天夜里，他在一片漆黑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噩梦中哭泣。地上到处都是血，大地在从他的双脚吸吮他的血，他的身体也被血浸透了。无数四肢和残缺不全的尸体都紧靠在他身上，各种声音在疯狂而又惊恐地尖叫、吼叫。”“他稍微打个盹儿，又被各种各样的梦惊醒：从黑暗的空寂中坠下；从倒下的尸体上爬过；一张恨之入骨到扭曲的脸威逼着他。有喊打声、击打声，半透明的血淋淋内脏从远处群山上流淌下来” [5] 战争中血腥、残酷的场景如杀戮、死亡等不断在他脑海中闪回，使他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这种精神创伤严重影响了他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在社会互动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维持社会身份的重要因素。哈姆扎回到家乡后，尽管身处熟悉的环境，但战争给他留下的创伤使他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他难以融入战后的社会群体，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在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种与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了他社会身份认同的坍塌。他不再是战前那个有着明确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的人，而是成为了一个被战争创伤所困、在社会边缘徘徊的个体，其社会身份在战争的戕害下逐渐模糊和破碎。

殖民时期，非洲人民的身份被剥夺和扭曲，被殖民者视为低等的存在。德国人构建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体系中，他们将自己定义为文明、理性、先进的“自我”，而把非洲人民描绘成原始、野蛮、落后的“他者”，缺乏主体性和话语权。非洲人民的声音被忽视和压制，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只能被动地接受德国人的定义和评价。

“在我没有将你们训练成合格的士兵之前，你们就是一群猪。你们就是一群野蛮人。”“你连数学是什么都不知道吧？我们来到这里，给你们带来了数学和其他许多聪明的东西，没有我们，你们就不会有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的文明使命。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教化你们的。不过，我觉得你学不了数学，数学需要智力训练，你们这些人不可能做得到。”“我出生在军人世家，这是我的职责。正因如此，我才来到这里——夺取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比你们强大。我们在与落后、野蛮的民族打交道，我们要让他们还有他们那些爱慕虚荣、小人国心态的统治者苏丹心惊胆战，用拳头迫使他们屈服。 [5] ”

殖民时期的教育政策与文化规训构建了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哈姆扎在语言习得与文化实践中经历的冲突，使其陷入自我与他者认知的悖论。这种文化异质性不仅消解了原有文化认同，更形成介于两种体系间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的文化身份认同不断被重塑和挣扎，加剧其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

赫尔曼特别指出，“由于创伤综合症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恢复过程也遵循共同的路径”创伤恢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种安全感。一般来说，受害者需要寻求他人的支持，但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她可以信任的人，包括家人、爱人或亲密的朋友。在创伤性事件中，受害者的权力感和控制感可能会被剥夺。恢复的指导原则是恢复幸存者的权力感和控制感。所以赫尔曼认为，复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幸存者的安全。如果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恢复过程就会失败。在第一阶段，受创伤的人需要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创伤的来源，重新获得控制感并建立安全的环境 [2] 。

哈姆扎在战争中不幸遭受重创后，被送至一所布道院。这所布道院为他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物理空间。同时，布道院为哈姆扎提供了持续的医疗照顾，使他身体的创伤得以修复。身体状况的稳定使哈姆扎有余力去关注和处理内心深处潜藏的创伤。

在这一关键阶段，布道院的安全环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局限于身体层面，更深入地渗透到了心理层面。战争对哈姆扎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他的神经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应激状态。而布道院的安全环境宛如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这里没有战火的喧嚣，没有死亡的威胁，只有宁静与平和。这种环境的转变让哈姆扎的神经系统得以从紧绷的状态中逐渐放松下来。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经历，逐渐有精力去面对和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

创伤恢复的第二阶段是回顾和哀悼。本质上，在这个阶段，受创伤者的首要任务是将创伤事件重构成创伤记忆，幸存者需要说出被创伤事件摧毁的价值观和信仰。与此同时，受害者开始讲述创伤经历的全部细节和深度。重构创伤性事件，本质上是将创伤性记忆转化为叙事性记忆，使创伤性事件能够融入受害者的生活，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向他人讲述创伤经历，受创伤的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困境，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重建新的自我 [2] 。哈姆扎回到小城后的经历，尤其是他与阿菲娅的情感互动，在其创伤恢复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哈姆扎在布道院获得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后，开始深入回忆自己的创伤经历。他与阿菲娅的相遇相知相爱，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倾诉渠道。阿菲娅温柔、善良且富有同情心，她耐心地倾听哈姆扎讲述战争经历和成长中的苦难。在与阿菲娅的交谈中，哈姆扎逐渐敞开心扉，将内心深处的恐惧、痛苦和屈辱一一倾诉出来。

“他开始给她讲述自己的战争岁月。他从向训练营出发的那天早上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了博马军营，讲到了练兵场上的训练，还讲到了训练是多么疲惫又多么刺激，军营的管理制度是多么野蛮。他把长官的事告诉了她，也告诉她长官如何教他学德语。要讲的事太多，他刚开始跟她讲的时候，说得很快。她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打断他，也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时不时轻轻地倒吸一口冷气，算是作为回应。当他讲到长官时，她轻轻摇了摇头，让他再说一遍，他这才发现，她不希望他讲这么快。于是，他放慢速度，讲了更多的细节：长官的眼睛、令人不安的亲密、他喜欢玩的语言游戏。他还跟她讲了翁巴沙、肖什和士官长的事。 [5] ”

“我受伤后，长官把我带到一个德国布道院，那里的牧师是个医生，是他把我的伤治好的……在我心目中，我根本没有归宿，或者至少当时觉得没有归宿。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小时候也失去了父母。我失去了家，因为盲目渴望逃离，还差点儿丢了命。在我来到这里遇到你之前，我过的就不叫日子，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5] ”

哈姆扎与阿菲娅的情感互动构成其创伤疗愈的关键环节。通过讲述战争经历与童年创伤，哈姆扎将碎片化记忆转化为连贯叙事。倾听者阿菲娅赋予其话语权，情感共鸣则促成创伤意义的重新诠释。这种双向互动不仅缓解了情感压抑，更使其重新获得了文化归属感。在与阿菲娅的互动中，哈姆扎逐渐从创伤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和自我认知。他不再被过去的创伤所束缚，而是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

重建联系是康复的最后阶段，包括与自己和解，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受害者已经了解了过去，不再被创伤经历所支配。他很清楚，他现在的任务是重建一个新的自我，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赫尔曼指出，创伤康复的本质不是使受创伤的人成为受创伤的人，完全忘记创伤经历，而是使受创伤的人通过讲述创伤经历，将创伤事件转化为创伤记忆，成为受创伤者生活的一部分，并使他们有可能将注意力从创伤经历转移到日常生活任务上，重建自我，重新与他人建立联系 [2] 。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共同体理论中指出，共同体是基于自然意志形成的紧密群体，存在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等类型 [6] 。哈姆扎回到家乡后，与周边人逐渐建构起了具有多重特征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对其创伤修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地缘共同体角度来看，哈姆扎回到家乡小城后，结识了哈利法、阿卜杜拉等好友。他们生活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共享着当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他们常常在夜晚坐在门廊上聊天，这种日常的相聚使他们在地域空间上形成了紧密联系。这种地缘共同体为哈姆扎提供了一个熟悉且稳定的生活场景，让他在经历战争流离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依托。在这个共同体中，哈姆扎能够逐渐适应和平的生活节奏，缓解战争带来的紧张与不安，为创伤修复奠定了基础。

在精神共同体的构建上，哈姆扎积极参与宗教活动，规律地前往清真寺做祷告，被周围人称为“小信徒哈姆扎”。在宗教信仰的指引下，他与其他信徒拥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这种精神层面的共鸣使哈姆扎融入了一个充满精神慰藉的群体。对于经历了战争创伤的哈姆扎来说，精神共同体给予了他内心的安宁与力量，帮助他化解内心的仇恨与痛苦，让他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过去的创伤。

此外，在学习木工手艺的过程中，哈姆扎与木材厂的苏莱曼尼老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师徒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共同体的特征。从技艺传承的角度看，他们形成了一个类似行业共同体的关系。苏莱曼尼老人传授给哈姆扎木工手艺，这种技艺上的传承伴随着情感的交流与信任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哈姆扎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他不再仅仅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是有了新的身份—手工艺学习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他的创伤修复意义重大，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

哈姆扎与周边人构建的这种融合地缘、精神等多方面特征的共同体，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从情感支持上，朋友、教友和师父的陪伴与关怀，让他感受到被接纳和尊重，逐渐走出创伤阴影。在工具性支持方面，木工手艺的学习为他提供了生存技能，使他能够在社会中重新立足。同时，共同体中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引导着哈姆扎重新塑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帮助他逐渐摆脱战争创伤带来的不良影响，实现从创伤中修复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