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在创作伊始将人物命运的塑造与本民族神话传说相结合，受神权至上的影响，往往人物自身的悲剧宿命在神谕的昭示下显得无法扭转，但通过刻画人物对自身悲惨宿命的抗衡，凸显了早期奴隶社会时期下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及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与描绘。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古希腊悲剧戏剧的经典著作，展现了一个英雄形象下的俄狄浦斯，穷尽一生对“弑父娶母”先天性厄运的逃避与斗争的故事情节，可在命运的面前即使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也显得在劫难逃，表面上看似体现了在神权主导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身命运改变的软弱性以及无可抗衡性，但纵观作家本身进行剖析，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人物，索福克勒斯的思想上虽然受到早期民族神话创作题材的广泛影响，相信神对命运的无上权力，这种影响是伴随上古文学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特定的文化氛围下，人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但人物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又兼具独特性，索福克勒斯所倡导的自由独立精神和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思想观念是独有的，二者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这种多元思想观念交融下反而使《俄狄浦斯王》这部剧作更富有深刻的哲理观念，其巧妙地构思使这部巨著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神话文学方式广泛传播，并潜移默化地向世人传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观念，人物自身的行为准则要在社会法度的范畴之内，如若违背将受到命运的惩戒，即使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也难逃其咎，这对当时历史时期下社会各阶层的道德观念发展具有启迪与引导作用，也为后世中西方人文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受其影响，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曹禺的《雷雨》以描述两个家族三十年的恩怨轮回，反映了旧社会时期封建家庭制度下的伦理悲剧，由此展开对腐朽的封建制度批判。《雷雨》所描绘的是社会过渡时期新旧思想观念的过渡，以及人们对于革命新思想接受的艰辛历程，两部作品在创作背景上虽立足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对社会现实下人文思想发展的引导与教化，同时二者在写作手法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雷雨》在情节塑造上采用了《俄狄浦斯王》的“回溯式”结构，以及面对悲剧命运下人物间的冲突安排也独具中式特色，《雷雨》对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创作模式并不是基于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深刻把握其悲剧内涵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式文化深度融合，突破了传统中式悲剧的独白式叙述，体现了文化交融间的创新性发展。

“命运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被大量涉猎，那么，怎样看出《雷雨》受了希腊的‘命运悲剧’，特别是《俄狄浦斯王》这部命运悲剧”的影响呢 [1] ？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命运诅咒来源于其亲生父亲拉伊奥斯诱奸了前任国王洛普斯的孩子，最终这份罪孽在拉伊奥斯成为国王后遭到神谕的惩罚转移到其子俄狄浦斯身上。在情节构思上以上帝视角暗示了俄狄浦斯虽然兼具完美的英雄形象，但究其一生都将以替父赎罪的方式在宿命的捉弄下迎来悲惨的结局。笔者研究认为这种写作意向离不开索福克勒斯所处社会背景下的民主思想观念，在雅典民主政治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兴盛时期，根深蒂固的神权至上思想对索福克勒斯的影响逐渐削弱，迎来的是其民主精神层面的觉醒，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索福克勒斯最为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在《俄狄浦斯王》这部巨著中得到了高度的体现，正如文章情节所叙述的拉伊奥斯的诱奸行为严重的违反了社会道德，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将诅咒转移到其子嗣俄狄浦斯身上也体现了早期雅典民主政治中同价惩罚的概念，暗示了以俄狄浦斯所代表的贵族王室阶级也难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下场，这与我国早期法家思想代表者商鞅所倡导的一样。《雷雨》的创作意图也正是立足于社会道德观念下对封建腐朽思想的批判，曹禺在构建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冲突上围绕社会不同阶层人物间的对立矛盾展开，同为伦理观念所主导的故事起源，《雷雨》则是以封建资本家周朴园为了追求利益导致对爱情的始乱终弃，因此为自己的罪责埋下了祸根，最终在三十年后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迎来了爆发。在吸收《俄狄浦斯王》悲剧宿命的写法上，《雷雨》中的悲剧宿命还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其命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矛盾不仅停留在传统的社会道德层面，还夹杂了新旧观念过渡下的冲突、传统爱情观念与现实社会因素间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多组人物关系碰撞下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例如以周朴园为代表的伪善资产阶级与鲁大海为代表的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等人的矛盾冲突，同时周朴园与鲁大海两人的父子关系在情节安排上更具戏剧性，暗示着两人注定因道路不同，难以逾越思想上的鸿沟。由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爱情祸水所引发的命运悲剧中不难看出相较于《俄狄浦斯王》中的“悲剧宿命论”不同之处在于《雷雨》的悲剧内涵更多体现了中式“因果报应”思想观念下的善恶相对论，这也是对古希腊悲剧宿命观的继承和革新。这在作者曹禺对于《雷雨》的渊源与血统采访时也得以明确，他曾直言不讳：“这个剧有些人说是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悲剧的影响 [2] 。”

不同政治历史时期发展进程下，人文思想也有着显著的差异性。西方早期受民主政治的影响，人的思维发展较为活跃，以索福克勒斯为代表的戏剧家力图通过文学作品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传统血缘关系下的“大家长”制度，将每个角色视为独立的个体，进一步加强了个体角色思想意识的纯粹性与独立性，这种早期民主政治下的文学产物对西方后期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进一步促进人类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受到传统的礼教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对于“大家长”制度下的尊卑等级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对于“乱伦”这一词汇往往视为禁忌，“乱伦禁忌”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在礼制文化占主导的中国尤为苛严，也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鲜有提及，曹禺选择它作为作品的母题和核心叙事观点，已准备好了把“最隐秘”、“最惨烈”的不幸事实撕裂给世人所看 [3] 。区别于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主义形象，中式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通常选取现实生活中的各阶层代表的“小人物”，这缘于小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缺陷性使其与传统的世俗文学更为贴切，将其杂糅在一起极大地突出了中式矛盾的写实性，同时注重通过高超的文学手法使彼此间的矛盾超脱于世俗间琐碎的情感纷争。曹禺先生利用写家庭间伦理矛盾的缩影展现了当时社会过渡期间的新旧思想的交替，同时力图突破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关系塑造的局限性。由于千百年间的文化熏陶，对于这个禁欲的话题中西方的人民都怀揣着敬畏之心，但对于鲜有涉猎的领域往往会让人产生错误的思想判断，例如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常认为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会加重人物自身的负罪感，在去世前要洗清自身的罪恶，而在早期的中国社会时期，人们对于不可测的天灾往往归咎于失德的行为所引起，这种朴素的人文思想观念是人的心理发展本质上对于美好的事物普遍抱有憧憬的心态，对于邪恶的现象常怀揣敬畏之心。为了极大程度上使读者适应文学创作的革新，曹禺先生在《雷雨》人物安排上将《俄狄浦斯王》中的“母亲”置换为“继母”的灵活转换是深刻提取了中式文化内涵后与西方文学的创新演变。悲惨的结局让读者从心理上引起反思，这种反思来源于悲剧价值所蕴含的哲理，极大程度上对人们的行为准则有着积极地约束，悲剧往往可被视为一个训诫的教材，即使中西方的悲剧在人物及情节安排上有着差异性，但殊途同归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强调人文思想的发展应遵循社会法度，树立向善之心。《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中主体角色的悲剧宿命的强加性也再次交代了作恶的严重后果，也对人们思想误区中的天命论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梳理，悲剧的结局并不是浑然天成的，正如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事物之间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显性结局的《俄狄浦斯王》，亦或者是隐性悲剧下的《雷雨》，主人公悲剧宿命间的联系都是不能以人的意志改变的，所以通过描绘俄狄浦斯一生抗衡后却落得个自我放逐的下场以及周朴园本以为三十年后的自己能利用自身的资产抹去那抹罪恶，但最后迎来的是墙倒屋塌般的湮灭，在毁灭的结局中达到了中西方悲剧价值的共同点，加强了对人行为的规范。

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就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谓的价值就是悲剧文学对人思想意识发展的映射，具有悲剧性的悲剧或悲剧题材的文学作品，都用情绪的冲击引导理性的思考 [4]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悲剧所引起的壮美与喜剧的柔和美有着显著差别，这种与命运斗争的过程能引起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让其结合自身的经历产生沉浸式的代入感，并对其思想观念产生潜意识的教育传达。两位剧作家通过对众多人物不幸命运的描写以及悲剧人物与其命运的绝望挣扎，使读者和观众感受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即面对悲剧宿命的不可逆转性。同时，它也反映了两位剧作家对人和命运斗争的思考。他们认为“人”会被超越人的某种无形的能力所压制和支配，无论什么神秘力量，例如时间、命运等“自然法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人的追求和欲望 [5] 。《俄狄浦斯王》的剧情以上帝视角来看，俄狄浦斯即便知晓自身一生难逃悲剧的宿命，但并未选择坐以待毙等待命运降临，而是不断通过自身的智慧与勇气去与之抗衡，这种敢于向神权发起挑战的人文精神，既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上的独立探索，又为后世欧洲开展对宗教主义神权论的批判开辟了先河。多元文化融合作用下的《雷雨》所展现的矛盾较于《俄狄浦斯王》更为丰富，体现了当时中国新旧社会更替下封建势力与新民主思想间的斗争，而中式悲剧的隐性特点是自古以来所独特具有的，区别于西方的上帝视角，通常不会开门见山般地告诉观众和读者人物之间的结局，而是通过各个人物间的内在联系与伏笔让读者去揣测结局，同样是“回溯式”结构的运用，《雷雨》对《俄狄浦斯王》的表达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革新，其核心内涵在于深刻抓住了中华民族自身独具特色的斗争精神以及人定胜天的反抗意识，将本民族精神与西方文学中的英勇斗争精神进行了深刻的融合，悲剧文学中的拼搏精神鼓舞了现实生活人们永不言弃的意志力，恰如中国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胜利，正是无数革命烈士与不可测的命运的斗争，即便深知这场斗争的残酷性但仍想尽一切办法去与之抗衡，这就像《俄狄浦斯王》中所描绘的英雄形象般具有百折不挠的品质，中国的革命英雄也独具超乎常人想象的钢铁般的意志，而所谓“神秘力量”的阻碍则是命运的不可知性，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不可知性与文学作品的不可知性有着严格的区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两位戏剧家将结局诉诸于毁灭的写法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注重的是作家本身的思想表达，反观现实生活，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革命的胜利属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背后正是来源于无数人民对苦难的抗争，同时根据革命英雄英勇故事所撰写的文学作品又反作用于后世人民的精神铸造，通过歌颂英雄人物高尚的情操对我们的思想意识传达宝贵的红色精神。由此可见《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作为文学作品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描绘人与命运的斗争从而唤起人的思想意识中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进一步强化了人文精神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对现实世界中人文思想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通过以《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为代表的中西方文学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悲剧文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彰显悲剧宿命观下人与命运不屈的斗争精神，而悲剧价值向世人所传达的核心观点在于人的命运在自身把握的前提下，更要以社会道德准则加强自身行为发展的规范性，而一系列矛盾的斗争能更好激发观众读者思想意识上的进步，人文思想的蓬勃发展有助于加强新时代全球治理格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搭建，中西方悲剧文学的交融发展下也体现了和平发展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诉求，从根源上避免罪恶才不会导致悲剧的酿成，符合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诉求的同时也深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科学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