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斩获了布克奖，并为其在2017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基础。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中，石黑一雄被描述为一位“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中，揭示了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下的深渊”的作家 [1] 。石黑一雄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他笔下主人公和过去社会秩序的失落记忆，《长日留痕》亦不例外。基于这一主题，文学界的学者们主要从英伦身份、庄园文化、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探讨。叙述学也是深入探究小说深层次的热门方向，涉及不可靠叙事、创伤叙事及记忆叙事等方面。然而，尽管这些研究者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们的研究重点始终围绕着情节展开，忽视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叙事进程，这一隐性进程与情节共同贯穿整部小说，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主题，并塑造了更加立体的角色。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批评传统中的叙事动态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情节的发展以及情节背后的深层含义，而未能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另一个并行动态。隐性进程是中国著名叙述学者申丹所提出的概念。申丹指出，隐性进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A.K.莫提默所说的“第二个故事”、塞德里克·瓦茨所提出的隐蔽情节序列，亦不同于凯莉·马什所提及的潜在情节等。申丹发现，在许多虚构的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的背后往往存在一种“叙事暗流”。这种暗流既不是情节的分支，也不是情节深处的阴暗层次，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叙事过程，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并行推进。( [2] : p. 3)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或对立的方向，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及美学价值等方面形成了对比、互补或对立、颠覆的关系。在《长日留痕》中，深入文本可发现，除了史蒂文斯的旅行及回忆这一主线情节外，肯顿小姐和史蒂文斯在互动中呈现出的性别角色转变线索与主线并行。

在进入隐性进程的具体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情节和隐性进程进行概括，以便更好地理解。

情节：《长日留痕》通过两条交织的情节构建了复杂的叙事结构。第一条情节发生在二战后的英国，讲述了英式老管家史蒂文斯为邀请曾与他共事的女管家肯顿小姐回到达林顿庄园工作而进行的为期六天的旅行。第二条情节则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史蒂文斯在旅程中的回忆闪回，他回顾了自己在达林顿庄园的工作经历、与肯顿小姐未曾言明的爱情，以及对尊严的追求。然而，当史蒂文斯未能成功邀请肯顿小姐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生所犯的一个错误：为了实现一种虚无的职业道德，他放弃了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和拥有丰富人生经验的机会。

隐性进程：小说通过人物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构建了一个隐性进程，悄然颠覆了男女主角之间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这种性别转换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相处模式、关于解雇犹太员工的争论以及双方对感情的态度上。在这些情节中，肯顿小姐展现了“主动性”、“反叛性”和“果断性”等与传统男性角色相关的特质，而史蒂文斯则呈现出“被动性”、“顺从性”和“拖延性”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化的特质。这种性别角色的反转，打破了社会性别的固定框架，为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塑造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视角，并提升了其美学效果。

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与隐性进程的挖掘，人物性别的逆转逐渐显现，并在主情节中得到了鲜明的对比。开篇，肯顿小姐的来信成为史蒂文斯踏上旅程并开始回忆的触发点；而在隐性进程中，肯顿小姐始终扮演着改善两人关系的主动者角色，无论是在他们相识时，还是多年后的重逢。史蒂文斯则充当了被动跟随她引导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别角色的转换不仅仅是在情节层面发生的，它还深刻挑战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设定。在传统的性别期待理论中，男性特质表现为直率、对爱的强烈和积极需求，以及倾向于与美丽、聪明、活泼的女性交朋友；而女性特质通常与害羞、腼腆、胆怯、感性、被动等相关。此外，女性对于爱的需求通常是被动的，强烈渴望被爱，并倾向于与那些可靠、成熟、体贴、具备男性特质的男性成为朋友。( [3] : p. 2)然而，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之间的互动不断挑战这些预设。肯顿小姐主动追求与史蒂文斯的亲密关系，始终把握感情的主动权。在他们的互动中，肯顿小姐常常邀请史蒂文斯散步、聊天，甚至在史蒂文斯的房间里插花，展现出一种富有生命力与主动性的个性。她猜测史蒂文斯是否在看言情小说，并在狭窄的空间里与他嬉戏、推搡。相比之下，史蒂文斯常常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尤其是在肯顿小姐想要测试他心意时，他“坚决地把肯顿小姐从餐具室请了出去”( [4] : p. 116)。

在故事的中段，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在面对达林顿公爵因纳粹影响解雇两名犹太员工的事件时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肯顿小姐的“反叛性”与史蒂文斯的“顺从性”形成鲜明对比。根据性别角色期待理论，男性特质通常表现为雄心壮志、勇敢与竞争力，而女性则往往与同情心、温柔与亲和性特质相关。肯顿小姐对种族歧视这种不公正行为的反抗，不仅仅源自道德的冲动，更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积极反应。她勇敢地为犹太员工发声，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职业机会，这种勇气和主动性展现了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转。“史蒂文斯先生，难道你就不曾想到，以这样的缘故解雇鲁思和萨拉完全是错误的吗？我不能容忍这类事情。我将无法在能让此类事情发生的府邸里工作了”( [4] : p. 122)。史蒂文斯作为管家，始终秉持对职业的极致尊重，他将“职业尊严”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维护公爵的行为体现了强烈的“服从”心理。他将自己对主人达林顿公爵的忠诚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无论公爵的行为是否正当，史蒂文斯都倾向于抑制自己的道德判断，服从命令。这种顺从则也从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来解释，尤其是“压抑”机制。史蒂文斯压抑了对不公正行为的道德判断，将对主人达林顿公爵的忠诚置于个人伦理之上。史蒂文斯认为，只要自己履行职责并保持职业尊严，便能避免内心的冲突和混乱。这种心理结构反映了他对外部权威的过度依赖，并进一步表现了英国贵族阶层对等级制度和顺从的社会文化影响。

在小说的结尾，肯顿小姐宣布自己即将结婚，并征求史蒂文斯的意见，象征着她对这段感情的最终决断。多次表达心意未果之后，肯顿小姐选择离开达林顿府，与他人组建家庭。尽管婚后她偶有矛盾，但始终坚持自己的婚姻选择。多年后，史蒂文斯发出再续前缘的邀请。肯顿小姐心生感动，但明确表示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都无法回到过去。肯顿小姐一直掌握着对这段感情的主动权，在选择结束它的时候呈现出一种“果断性”，而史蒂文斯面对肯顿小姐时，却始终存在一种“拖延性”。他在看到肯顿小姐哭泣的第一反应是“站在走廊上久久徘徊…但最终我觉得最好等待另一个时机来表达我的同情，然后继续前行”( [4] : p. 155)，实际迟迟未表达感情。在驱⻋前来寻找她时，他也反复思忖回顾过往，犹豫是否开口，直到最终才幡然醒悟，自己的拖延让他错失良缘。

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的性别角色转变，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对立，它还反映了文化和社会对性别期待的潜在挑战。通过对两位角色的细致分析，石黑一雄展示了性别并非单一由生理差异决定，而是通过社会文化背景、个体经验和心理驱动的多维度产物。在这两位角色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它们如何被个体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所重塑。

根据申丹的观点，隐性进程与情节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两种类型：互为补充和互为颠覆。( [2] : p. 38)在《长日留痕》中，隐性进程的性别逆转有助于丰富人物形象，从而补充了情节。从上述隐性进程中重要的段落，能感知到性别形象的互相颠覆与互相补充并列。隐性进程表现出一种跳跃式进展，即在故事的开端、中部和结尾，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其中隐性进程包含了性别逆转。然而，在小说的大部分篇章中，仅存在单一松散的情节，斯蒂文斯的男性气质保持不变。这是由叙事结构所激发的，在该结构中，现实与回忆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作为《长日留痕》的女主角，肯顿小姐在多个章节中消失，却又通过回忆中的一些事件重新出现，即她作为黏合剂连接了过去的事件。而斯蒂文斯的性别逆转总是由他与肯顿小姐的互动触发，因此，隐性进程表现出一种跳跃式的进展。主导的男性气质并非一种固定的、无时无刻不一样的个性类型，而是在某种性别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但这一位置始终是竞争性的( [5] : p. 105)。换句话说，斯蒂文斯在情节中展现了主导的男性气质，而他性别的逆转是通过他与肯顿小姐的互动在隐性进程中触发的，而肯顿小姐，作为小说中的女主角，虽然常常被学者忽视，却始终承载着男性气质。

隐性情节在学术界被忽视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正如H·波特·阿博特所指出的那样，读者由于解释框架的局限，未能看到眼前呈现的事物。( [6] : p. 563)长期以来，由于批评传统的影响，读者总是聚焦于情节。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物塑造一直围绕单一情节展开。很少有人意识到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的人物形象。例如，在《长日留痕》中，斯蒂文斯被刻画为一位忠诚的管家，通过为强大的达林顿勋爵服务来追求尊严，同时又是一个由于压抑情感而失去了真爱的人。而肯顿小姐则被描绘为一位勇敢且优秀的女管家，拒绝了她过去的恋人。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故事，就会发现这些形象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作家石黑一雄的身份也促使研究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对英格兰的描述和对德国的态度上。他本人也曾多次提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即他想要塑造一个关于大英帝国的神话( [7] : p. 75)。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隐性进程的忽视，而忽视隐性进程的补充功能，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部小说。

在探讨《长日留痕》中的双重叙事结构时，我们可以通过重新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塑造以及审美效果，揭示作品中的深层次含义。在主题方面，小说的序言中提到：“这是一个悲伤而幽默的爱情故事，也是对普通人民主责任的机智反思”( [4] : p. 1)。大多数读者之所以关注这部小说，是因为斯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那段压抑的爱情。斯蒂文斯的内心挣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因缺乏表达内心感受的勇气而错失爱情的读者。这种情感体验在亚洲和英国文化中尤为普遍。石黑一雄也明确指出，他写作该小说的意图是通过斯蒂文斯这一角色作为隐喻，探讨人们对情感的恐惧，并将其与软弱及顺从的文化理念相联系，同时也揭示了普通人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7] : pp. 47-48)斯蒂文斯作为一位贴近权力中心的管家，尽管在服侍权力，但自身却无法掌握真正的权力，这一情节折射出社会中普通个体的无力感和对权力结构的顺从。

尽管这一主题有效地阐释了小说的核心内容，但如果从性别视角深入挖掘其隐性叙事结构，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对作品的解读，并激发更为复杂的反响。在隐形进程层面，小说中的性别角色呈现出相互逆转的情况，这不仅展示了个人情感与职业尊严的冲突，还反映了二战前后英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斯蒂文斯对职业尊严的盲目追求深受英国传统贵族文化的影响，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观念正遭遇冲击。肯顿小姐的反抗精神则象征着社会对平等和正义的新追求，揭示了历史文化变革对个体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斯蒂文斯与肯顿小姐的性格和行为展现了传统性别角色与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复杂互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仍然处于等级制度和男权主导的结构中，达林顿庄园象征着传统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环境中，斯蒂文斯的顺从行为正是社会对其性别角色塑造的结果，而肯顿小姐的反抗则体现了对这一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

关于人物塑造，什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区分了“直接定义”和“间接呈现”两种方式，前者是叙述者直接描述人物特征，后者则通过人物的行为、外貌和环境间接展现人物的特质。( [2] : p. 83)。在《长日留痕》中，人物塑造通过逐步揭示的方式展开，读者需要自行发掘人物的多维特征。因此，斯蒂文斯被视为一位卓越的管家，他通过工作中的尊严展现了男性气质，而肯顿小姐则被呈现为一位新女性，她不仅在情感上有所抗争，而且在价值观上也与斯蒂文斯形成对立。E·M·福斯特曾将人物分为圆形人物和平面人物，圆形人物经历成长，而平面人物则基于某个单一特征，常常起到衬托的作用( [8] : p. 46)。在小说的主要情节中，斯蒂文斯无疑是一个圆形人物，因为他在与肯顿小姐的互动中逐渐意识到对“尊严”的狭隘理解，进而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决定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余生。与之对比，肯顿小姐则显得更为平面，她的叛逆、勇敢和负责任的形象始终如一，她的存在更多的是作为斯蒂文斯失落爱情的象征( [7] : p. 193)。从性别的角度看，肯顿小姐的反叛为她提供了与传统性别角色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她的平面角色塑造得更加鲜明。在隐性叙事中，斯蒂文斯的被动顺从和肯顿小姐的主动反抗使得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生了逆转，丰富了他们的性别表现。斯蒂文斯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他的管家形象呈现出更为复杂和人性化的面貌，而肯顿小姐的主动性则将她塑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叛者，反映了石黑一雄对男性气质的复杂看法，即男性特质并非仅限于男性，而是可以被女性同样表现出来。

在审美效果上，《长日留痕》在不可靠叙事的研究中极具价值。韦恩·布斯在《小说的修辞》一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的概念。他认为，叙述者是否遵循隐含作者所暗示的普遍规范，决定了其是否为可靠叙述者。如果叙述者偏离了这一规范，则叙述被视为不可靠的( [2] : p. 86)。斯蒂文斯的第一人称叙事不仅美化了达林顿勋爵的纳粹行为，也低估了他对肯顿小姐的感情，表现出他对父亲衰老的否认。这种叙述模式使得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加大。然而，在隐性进程层面，这种距离急剧缩小，隐含作者通过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的性别互动，引导读者重新思考两者的复杂关系。斯蒂文斯的顺从与肯顿小姐的叛逆，不仅是人物性格的体现，也符合隐含作者的社会文化规范。因此，小说中的双重叙事进程不仅强化了情节的美学效果，也促使读者重新审视性别、权力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

《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杰作之一。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几年里，石黑一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部作品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讨论与分析。然而，在学界关于英国帝国神话、不可靠叙事、创伤等主题的探讨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忽视贯穿整个故事的隐性叙事进程。这个隐性进程与主要情节并行推进，深刻地修正了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和美学效果，使得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维的层次。史蒂文斯作为一个典型的创伤性角色，终其一生都在为一个纳粹支持者效力。他将“尊严”置于与肯顿小姐之间个人情感的表达之上，这一行为不仅揭示了他对权力结构的顺从，也反映了二战后社会对“英雄主义”与“忠诚”的错位理解。而在隐性进程的层面，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的性别角色发生了悄然的逆转，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塑造，还进一步突显了他们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在传统的性别规范下，史蒂文斯的角色被塑造成一个刚毅、冷静的男性象征，而肯顿小姐则作为一位反叛的女性形象而存在。然而，通过隐性进程的推进，二者的性别角色呈现出相互交织、互为补充的复杂性，使得人物形象不再单一、静态，而是充满了动感和成长的潜力。此外，隐性进程的参与，使得《长日留痕》在审美效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升华。史蒂文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他的偏见、抑郁和自我压抑，使得读者在情感上与他产生复杂的共鸣。在隐性进程中，史蒂文斯的情感表达逐渐突破了他对“尊严”固守的束缚，肯顿小姐的角色则展现了更多的主动性与独立性，成为史蒂文斯情感觉醒的催化剂。这种双重叙事结构使得小说不仅在显性进程上展开情感冲突，同时在更深的隐性进程层面呈现了文化、性别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微妙互动。

总而言之，《长日留痕》通过其双重叙事结构、性别逆转和不可靠叙述的叙事技巧，呈现了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文化转型与个体情感之间的复杂互动。隐性进程的加入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深度，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解读空间，使这部作品不仅仅成为对个人尊严与爱情的探索，更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社会变革及其对个体心灵的深远影响的深刻反思。这种叙事模式和结构，使得《长日留痕》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对性别、权力及情感复杂性的重要文学表达。